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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后期，人物品鉴之风极盛，而评价的标准，就是儒学的标准。在此风之下，正如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卷五中所总结“东汉尚名节”，他举郭亮、杨匡、孙斌等十余例，言此风自战国始有，至东汉，“其风益盛。盖当时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好为苟难，遂成风俗”。这种名节体现的是忠、孝、信、义，也是以儒学的价值为归依的。 二 东汉诸帝对上层社会儒学化的推进及儒学价值的推布 由于皇帝与皇族对儒学的学习和向慕，也带动了东汉社会整个上层阶级的儒学的学习。皇帝除了对皇族的儒学教育关心外，还属意官僚及其子孙的学习。明帝以后，专门“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搜选高能以受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本初元年，梁太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以此为常。”[10]这一系列的措施，也加强了上层社会的儒学的修习和修养。 所以，对于许多上层人物而言，其修习儒学，是与皇帝相配合的行为。西汉如此，东汉更是如此。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卷四“东汉功臣多近儒”条说：“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光武好儒，“光武诸功臣，大半多习儒术，与光武意气想孚合。盖一时之兴，其君与臣本皆一气所钟，故性情嗜好之相近，有不期然而然者，所谓有是君即有是臣民也”。固然光武对群臣的儒学修习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不能忽视，光武诸臣大多在中兴前即有儒学修养。因此说，东汉上层阶级在皇族与政府推动的同进，也有学习儒典的自觉。这多是由于西汉儒学初步传播后，上层阶级对儒学的内化使然。遍检史籍，则例证可以俯手而得，略条陈如左； 邓禹“年十三，能诵《诗》受业长安”； 寇恂“经明行修，名重朝廷”； 贾复“少好学，习《尚书》”； 冯异“好读书，通《左氏春秋》，《孙子兵法》”； 耿弇“少好学，习父业”，“学《诗》、《礼》，有明锐权谋”； 博士范升评价祭遵：“取士皆用儒术，对酒设乐，必雅歌投壶。又建为孔子立后，奏置五经大夫。 虽在军旅，不忘俎豆，可谓好礼悦乐，守死善道者也”； 王霸“常慷慨不乐吏职，其父奇之。遣西学长安”； 耿纯“学于长安，因除为纳言士”； 朱祐“为人质直，尚儒学”； 景丹“少学长安。王莽时举四科，丹以言语为固德侯相，有干事称”； 刘隆“及壮，学于长安”；[1] 形成这样的局面，正是东汉时上层社会学习儒学的热潮造成的。（章帝）八年，“乃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朝夕受业黄门署，学者皆欣欣羡慕焉”。[2]汉和帝时，“自左右近臣皆诵《诗》、《书》，德教在宽，仁恕并洽，是以黎元宁康，方国协和。”[3]因此，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说：“汉治近古……其时公卿士大夫未有不通一艺者也。”即使在下级官吏中，儒学化的情形也很普遍。据《蜀学师宋恩等题名碑》，多由儒生专任的文学掾吏在东汉员数已近20人；东汉各郡皆置议曹，而从《巴蜀太守张纳碑阴》看，人数多至5人[4]。 正是如此，当时社会上才对儒学修养较高者有一系列的赞誉，从称谓中可见一斑，如“解经不穷戴侍中”，“五经纵横周宣光”，“说经铿锵杨子行”，“五经无双许叔重”，“五经纷纶井大春”，等等[5]。 由于政治、教育的等诸方面的原因，东汉上层社会阶层广泛接受了儒学，从而在这个阶层上进一步形成了共同的政治利益、政治动机、政治兴趣及政治价值观，在东汉的儒学传播与教育下，这一阶层完成了自己的政治观念的内化过程，完善了自身的政治人格，确立了政治自我。因为他们控制着当时社会的政治资源，在他们的行政过程，有意识地将他们的政治观念和政治价值推而广之，从而加快了儒学的政治社会化进程。在那个朝代，他们被称为“循吏”，《后汉书》卷七十《循吏列传序》云：“自章、和以后，其有善绩者，往往不绝。如鲁恭、吴佑、刘宽及颍川四长，并以仁信笃诚，使人不欺；王堂、陈宠委任贤良，而职事自理：斯皆可以感物而行化也。边凤、延笃先后为京兆尹，时人以辈前世赵、张。又王涣、任峻之为洛阳令，明发奸伏，吏端禁止，然导德齐礼，有所未充，亦一时之良能也。”强调了“循吏”的教化地方的功能和贡献。从《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列传》中可以看出，循吏所为，完全是一种实现和推广自己政治价值的自觉。笔者不惮繁琐，于《后汉书》中钩稽史料以为证，罗列如下。 寇恂为颍川太守，“素好学，乃修乡校，教生徒，聘能为左氏春秋者，亲受学焉”； 李忠为丹阳太守，“以丹阳越俗不好学，嫁娶礼仪，衰于中国，乃为起学校，习礼容，春秋乡饮，选用明经，郡中向慕之”； 刘宽为南阳太守，“每行县止息亭传，辄引学官祭酒及处士诸生执经对讲。见父老慰以农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训。人感德兴行，日有所化”； 鲁恭拜中牟令，“专以德化为理，不任刑罚”； 曹褒“迁圉令，以礼理人，以德化俗”； 张霸永元中为会稽太守，“郡中争厉志节，习经者以千数，道路但闻诵声”； 宋均为辰阳长，“为立学校，禁绝淫祀，人皆安之。”“永平元年，迁东海相……东海吏民思均恩化，为之作歌”； 仇览“以德化人，为蒲亭长，期年称大化”； 山阳太守秦彭“以礼训人，不任刑罚。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飨射，辄修升降揖让之仪。乃为人设四诫，以定六亲长幼之礼。有遵奉教化者，擢为乡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劝勉之。吏有过咎，罢遣而已，不加耻辱。百姓怀爱，莫有欺犯”[1] 。 儒家自孔孟时期始，就很注重儒学的社会化功能。至东汉，随着儒学在政治和社会中的影响日益加强，儒学在政治社会化中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可以说，东汉的政治社会化，其实就是儒学化。政治社会化的目的就是把政治文化信息传播开来，使该政治文化得到普遍的认同。官吏的敦砺风化固然重要，但最根本的，还是这种政治信息和政治文化的教育提倡和发展，因此，凡进入循吏之行列者，莫不以兴学校为己任。因为，教育体系、教育内容、教育方式等教育要素对儒学的政治社会化最直接，也最有效。通过教育，把培养社会成员成为具有与政府相同政治价值观念的“政治人”，如此政府行政体系就更容易且更充分地实现其功能，同时也正好在社会员中完成政治文化的传承，使主流政治文化在更大范围所接受。余英时在《汉代循吏与文化播》一文中，同样认为儒士及循吏的文化自觉带动了他们对儒学的推广，但他把此归功于民间儒学的大传统，是“政统”向“道统”让了步[2]。其实，在那个政治制度和威权体制下，儒学必有待于政治的支持才能真正有所作为，所以说，与其说“政统”让步于“道统”，不如说是“政统”支撑了“道统”而光大之。 赵翼在《陔余丛考》卷十六“两汉时受学者皆赴京师”条说：“然经义之专门于一名家，惟太学为盛，故士夫有不游于太学者。及东汉中叶以后，学成而归者，各教授门徒，每一宿儒门下著录者至千百人，由是学遍天下。”这在《后汉书》卷七十九《儒林列传》“论曰”也得到验证：“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可见当时教育之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