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些勤勉于业的儒学教授者，有的是大名鼎鼎的学者，有的是显赫一时的高官，有的是平凡普通的教师，无论他们身份如何，他们都秉承儒学的精神，把儒学的知识和价值普及于世，这种文化的自觉，也正是在东汉政治社会化充分展开以后才得以产生，同时，也把儒学的政治社会化推向深入。余英时论述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时，说“《后汉书》中的循吏颇多县令长一级的人物是一个值得注目的现象；它似乎显示儒教大传统确立逐渐渗透到民间日常生活之中。”[3]正是如此，儒学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其文化的内聚力，也越来越强。 由于儒学的广泛传播，在东汉时期，形成一个儒学气氛浓郁的社会环境，这个社会环境，综合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传统等因素，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儒学的政治社会化功能更加明显，东汉初显儒学社会的雏形。在政治的层面，汉以“孝”治天下，“以经义断事”[1]，形成了经学特色的政治制度，同时形成以儒学价值为标准的选官制度和以儒学思想为教学内容的教育体系，此外，经学对汉代学术、政治、经济、文学、风俗等社会各个方面都产生深刻的影响[2]。 在政府与儒者的共同努力下，东汉儒学得以在更大区域上传播[3]，儒家的价值观逐渐普及，并成为这一时期社会主流的、普遍的价值观念。《后汉书》卷七十九《儒林列传》论曰：“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顾炎武《日知录》卷七也云：“三代以下，风俗之淳美，莫尚于东京者”。因此，儒学的价值观普遍地建立起来，从而可以说，整个社会的共同价值观确立了。 ----------------------------------------------------------------------------- [1] 贾谊：《新书·保傅》（钟夏校注本），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2] 班固：《汉书·元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 [3] 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4] 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5] 范晔：《后汉书·明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6] 范晔：《后汉书·桓荣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7] 范晔：《后汉书·章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8] 范晔：《后汉书·樊準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9] 刘秩：《选举论》，载董诰等编《全唐文》卷372，北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675页。 [10] 范晔：《后汉书·儒林列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11] 范晔：《后汉书·桓荣列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12] 范晔：《后汉书·儒林列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13] 范晔：《后汉书·明帝纪》注引袁宏《后汉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14] 范晔：《后汉书·明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15] 范晔：《后汉书·皇后纪上·和熹邓皇后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16] 范晔：《后汉书·光武十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17] 分别见于范晔：《后汉书·皇后纪上·明德马皇后纪》，《顺烈梁皇后纪》，《和熹邓皇后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18] 范晔：《后汉书·儒林列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1] 范晔：《后汉书·章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2] 范晔：《后汉书·贾逵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3] 范晔：《后汉书·宦者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4] 范晔：《后汉书·儒林列传序》，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5] 范晔：《后汉书·方术列传·李合》，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6] 范晔：《后汉书·独行列传·雷义》，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7] 分别见于范晔《后汉书》之《逸民列传·周党列传》、《卓茂列传》、《郑均列传》、《刘平列传》、《江革列传》，《循吏列传·王涣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8] 分别见于范晔《后汉书》之《徐嗫列传》、《姜肱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9] 刘厚琴：《儒学与汉代社会》，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84页。 [10] 范晔：《后汉书·儒林列传序》，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1] 分别见于范晔《后汉书》之《邓禹列传》、《寇恂列传》、《贾复列传》、《冯异列传》、《耿弇列传》、《祭遵列传》、《王霸列传》、《耿纯列传》、《朱祐传》、《景丹列传》、《刘隆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2] 范晔：《后汉书·贾逵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3] 刘珍等：《东观汉纪·穆宗孝和皇帝纪》，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4] 刘厚琴：《儒学与汉代社会》，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41页。 [5] 分别见于范晔《后汉书》之《儒林列传上》、《周举列传》、《儒林列传下》、《逸民列传·井丹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1] 分别见于范晔《后汉书》之《寇恂列传》、《李忠列传》、《刘宽列传》、《鲁恭列传》、《曹褒列传》、《张霸列传》、《宋均列传》、《仇览列传》、《循吏列传·秦彭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2]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9—216页。 [3]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3页。 [1] 《二十二史札记》卷二“汉时以经义断事”条有详例。 [2] 张涛《经学与汉代社会》（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孙筱《两汉经学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刘厚琴《儒学与汉代社会》（齐鲁书社，2002）等著作中，多有提及，此不赘述。 [3] 儒学文化区域在东汉时期的扩展，详见卢云：《汉晋文化地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来源：http://www.confucius2000.com/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