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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虽然拟制了一套德治的方案，但因其守礼而近迂，崇仁而近懦，说起来固然动听，做起来却难见成效。特别是在那样动乱的年代里，要靠这种治国方案匡正天下，自然更是上画饼。 孔于和他的儒家学派，在春秋末期政治生活中，只能是失败者。但他们的学说，成为显学，发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孔子本人博学多能，他以及他的门徒从事文化和教育事业做出的成就，远为同期的其他学派所莫及。因而，长时期内儒学成为保存和传播中国古典文化的主要承担者。同时，儒学的政治主张和伦理观念也成为后世封建统治者采用的重要思想武器，成为中国历史上毒害和禁锢人们头脑的最大的、也是为时最长的传统力量。 儒学的历史功罪，随着历史的进程，愈来愈清晰、愈来愈充分地展现出来。 儒学的分化 韩非说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实际上战国期间最重要的儒学流派，就是孟、荀两家。 后世儒家尊孟抑荀，把孟派当作孔学嫡传，称儒学为孔孟之道。其实，这种说法是唐、宋以后，特别是宋代理学家制造出来的，并不确切。荀子学说固然同孔子学说有很大差异，但其主体仍然是继承孔子，不失为懦学；孟子固然承袭孔子，但也把不少新内容输进儒学，仅拿《论语》与《孟子》相比，便可发现孔孟间的显著差异。可以说，儒学到了战国时期，不仅是分化了，而且有了很大发展，不论荀派还是孟派，都不是“率由旧章”的。 孟子继承和大大发挥了孔子的“仁”学，并且进而提出一套施“仁政”的纲领。他描绘出一种空想的以“井田制”为基础的农业经济的理想蓝图；他为声讨“虐政”，而对社会的黑暗与人民的苦难做出了统治阶级思想家从来没有做过的深刻暴露和痛切谴责。尤为重要的是，孟子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在君民、君臣的关系上一定程度地突破了孔子的礼教约束。这是我国封建政治思想史上难得的光辉命题。当然，孟子“重民”，目的还是为了巩固君权，提高君权的权威，而绝不包含什么反封建的民主的含义，他不是为了动摇君民、君臣关系，而是为了“改善”这种关系。也就是说，归根结蒂，孟子制定的这种“仁政”，无非是为统治者设计的一种较为高明的统治策略罢了。 孟子认为施行这种“仁政”的原动力，是靠君子们的所谓“仁心”。从这种观念出发，他为自己的政治理论编制出哲学上和神学上的根据。与此相应，一方面，他着意构造了一套“尽心、知性、知天”的认识论和修养心性的修养之道，为儒学奠立了较为系统的唯心的心性哲理；另一方面，他又吸取了五行说的因素，把孔子学说中闪烁其辞的天命观改造为“天人相通”的神秘的天命论。前者，为宋代儒学的哲理化埋下了伏线；后者，则直接为西汉儒学的神学化打开了大门。 荀派儒学，是战国后期时代的产物。现实的政治生活已经充分证明：儒家那套恢复“礼乐昌隆”的先王故国的号召和“仁政”、“德治”的手段，根本不能解决现实政治中那些只有用强力才能解决的问题。崇暴力、讲权术、严刑法的法家学说，在实际政治斗争中，却越来越显示出是一种结束春秋战国以来这种乱麻般政局的快刀。战国中后期，具有不问形式的法家倾向的一些政客，陆续在各国取得或大或小的成就，商鞅变法便是其中佼佼者。法家在政治改革上取得的成效，给了始终以继承仲尼自任的荀子以强烈影响。纳法入儒，改造儒学，成了荀子总结春秋战国以来儒学及其他各种学派得失的指归，一套以法治补充礼治、以人事制约天命的和原本儒学异趣的见解，在荀子这里得到相当充实的论证。正因为这样，这种仍以仲尼之道为帜的新儒学，却成为孕育大法家韩非、李斯的母胎。荀派儒学的出现，实际上构成了儒法思想的第一次大交流。 作为一个儒学的流派看，荀子之学确实在一些重要方面表现出对传统儒学的叛逆精神；他的“天行有常”的天道观的唯物倾向，他的“制天命而用之”的积极有为的进取精神，都成为后世中国唯物主义哲学的重要先导，成为后世反对墨守成规的儒学保守传统的异端儒学吸取智慧的一个泉源。而这也正是历代属于正统地位的儒学之徒不肯对荀子过于尊崇的原因。 从荀子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他是努力想使传统儒学具有新内容，但结果却等于宣告了传统儒学的衰败。从孔到孟又到荀，儒学的这种演变，恰恰反映出春秋战国“诸侯异政、百家异说”的局面从繁盛走向终结的历史趋势。荀派儒学的出现，正是标明了这个“异政异说”的局面，无可挽回地要为统一政治、统一思想的“大一统”局面历代替，先秦儒学也正是随着这样一个历史的转折而结束了它的命运。 儒学的神学化 秦的统一，证实了法家学说在当时政治斗争中的确有致用的实效；而秦的短命，虽然不能简单地归之于法家学说所导致，但至少也暴露出法家严刑峻法、重赋繁役的办法，对于谋求长治久安的统治者来说，是不够用的。因此，承秦制的汉王朝，又不得不以“除秦苛法”为号召，目的是想收拢人心，从而为自己取得一个较为稳当的统治基础。与这种政治需要相适应，在思想方面，汉初统治集团便推崇黄老，以“无为”之道来折衷法家的严酷。这时节，儒学并未受统洽者的真正重视。不过，儒学的处境，总比秦时有所改善，作为一种学术得到了官方的庇护，少数传授儒学经籍的人还当上了朝廷的经学博士。几乎要湮没的儒学，又逐渐复苏。既然以传经为讲学的内容，儒学在汉代便取得了经学的地位，即以注释儒家经书的形态出现于世，从此开始了经学的历史。 在西汉中叶得势的，是后来人们称作今文经学的儒学。此派中最初传经的，齐地人居多，他们的传经之学便又叫“齐学”。这种“齐学”，受战国时齐人邹衍一派阴阳五行家的影响很深，所以他们传授的儒学中感染了阴阳五行的色彩。加之，自秦以来的皇帝酷好神仙术，于是许多失意儒生转去充当讲求神仙术的方士；有些方士，为了做官，也学点儒家的经书，这样便出现了一批半儒生半方士的人物。这些就是西汉儒学掺杂进那样明显的阴阳五行、神仙怪异的内容，从而形成了一种神学化的儒学的原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