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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化的儒学之所以能够在汉武帝时得势，仍须从时代背景中寻求根由。汉初以黄老“无为”思想补法家严苛峻急之弊，取得了经济发展的成绩，但也逐步酿成权力分散，诸侯专恣，威胁中央皇权的严重危机。贾谊、晁错诸人看到了这一层，向皇帝出谋献策，力主“强干弱枝”，加强君主集权，削弱群藩。矛盾的发展，终于爆发了七国之乱。这一切都表明“无为而治”的政策已经需要改变。武帝时，汉王朝凭借经济上的雄厚条件，决定改行“有为而治”的政策，重新加强君主集权。继秦始皇之后，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出现鼓吹极端君主专制的高潮。儒学适应这种变化，取代了黄老的地位，而被“独尊”。 但是这种被“独尊”的儒学，无论在政治主张上，还是在理论形态上，都大大背离了孔子儒学的原貌，董仲舒把德治同法治作为相辅相成的两种统治手段结合起来，把明教化、施仁义同正法度、严刑赏结合起来，把儒家严格等级名分的礼治主张同法家的君权至上、君主绝对独裁的主张结合起来，融为一种以“三纲五常”为准则的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大一统”的政治理论。可以说，从董仲舒起，以后的儒学政治学说，已经再也不是孔子和孟子学说的原本状态，而是采择和拼凑儒法两家政治观点的混合物。这是历史上儒法思想的第二次大交流。正是由于法家的政治主张已为儒学所融汇，所以从董仲舒而后，法家就再也没有作为一个与儒家相对立的独立的学派在历史舞台上出现过。 董仲舒对这套政治主张的理论表述，则是采取宗教化的神学形态。他把阴阳五行说同《易》揉合起来，构成了宣传灾异祥瑞、天人感应的神学。人世间的一切，均被说成是冥冥中人格化的“天”所支配。这样，便替“君权神授”造出了宗教依据。谶纬迷信之风，到西汉末年便盛行起来。东汉章帝时召开的白虎观会议，名义上是为了“讲议《五经》异同”，事实上则是借皇帝的威势，用图谶纬书来妄断经义。官方儒学至此完全丧失了理论上和学术上的价值，堕落成专言灾异祥瑞的宗教巫术。 儒学目为异端的王充，以战斗的唯物主义精神给这种神学化的儒学以锐利抨击，但当时的历史条件使他的理论还只能是粗糙的，经验主义的。它的确抓住了儒学的一些把柄，却不可能取而代之。 东汉末古文经学盛行，陆续出现过马融、郑玄等名家。他们力图调合古今文之争，建立统—的经学，在经学训诂上颇有成就，但在理论上却是无所建树，更谈不上结束神学化儒学的统治了。 东汉末年爆发了黄巾大起义。起义的农民以道教的口号动员和组织群众，并以此与官方的神学化儒学相抗衡，起义虽归失败，但东汉王朝却在起义的烈火中被埋葬，儒学的尊严也扫地以尽。拥兵割据的军阀们，转向探求如何富强的法术。同时，被披上道教外衣的老、庄思想，也重新活跃起来，从而一步步演化出魏晋间玄学风靡一时的新局面。何晏、王弼等以老子哲学解《易》，援道入儒；嵇康、阮籍则公然师法老、庄，反对礼义。在“名教”与“自然”这种似乎纯哲理的争论后面，隐藏着地主阶级不同阶层、不同集团间利益上的冲突。从传统思想的消长盛衰上看，老、庄思想昌盛了，儒学沉寂下去了，儒、道交流结合而成的玄学，已经没有多少儒学的真实内容。这是汉代儒学独尊局面的否定。不过，它也透露出一种趋势：儒道的合流是不可避免的；用老庄的思辨哲学来补充、解释、阐发儒学的政治观和伦理观，恰是统治思想解脱危机的一条出路。 儒学的哲理化 佛教自东汉时传人中国，到南北朝时期空前兴盛，与儒、道鼎足而三。儒学又添了一个强大的外来竞争对手。儒、佛、道之间经过长时期的反复较量，互相排斥又互相吸取。隋末王通聚徒讲学，主张“三教合一”，但那只是反映出统治者的一种愿望，并没有真正做到理论上的融合。唐初，太宗命孔颖达修《五经正义》、颜师古考定《五经》文字，也没有突破汉学训诂的窠臼。不过，在初唐、盛唐这个中国封建文化的鼎盛时期，儒、佛、道之间具备了一个充分交流思想的好条件。盛唐时，儒生讲习佛、老哲理，已成风尚。僧人而通儒学的，也多起来。这种儒、佛、道融合的新场面，恰恰在韩愈为主要代表的保卫“道统”、排斥佛教的运动中，奇异地拉开了序幕。 安史之乱给唐王朝带来的严重政治危机，暴露出盛行一时的佛教和道教，是如此腐朽、虚妄和软弱无力。一批封建统治的忠实卫道者，奋起而为唐王朝谋取有力的思想武器。这就是韩愈一派尊儒排佛的政治目的。他们认为必须以儒学的封建伦理纲常代替佛教的消极出世思想，但他们同时又看不上汉代以来那种专事修修补补、千疮百孔的经学，他们宣称要恢复孔孟儒学的本来面目。韩愈本人，也慨然以直接承继孟轲的“道统”自任。当然，在中唐的条件下，要原封不动地依复孔孟，完全是不可能的。历史条件的变化和中国思想界的长期演变，不可避免地给韩愈要矢志校复的旧“道统”，注入新内容。柳宗元对这种历史趋势，比韩愈认识得清楚些，态度也较圆通。他尊崇孔子之道，但又认为诸子百家，只要“伸其所长”，“黜其奇衺（邪）”， 就可以使之“与孔子同道”。他进而认为，老子是孔子的“异流”，浮图也与《易》《论语》相合，公然宣布佛学性情之说“爽然不与孔子异道”。 柳宗元直接主张儒、佛、道的合一，使得他没有装成一个纯儒的模样，韩愈却以“纯正不二”的儒学道统继承者的面目奠立了自己在儒学历史上的地位。实际上韩愈在排佛的过程中并没有拒绝从对手那里吸取思想，他的性情说，尤其是他的嫡传弟子李翱的“性善情恶”说，显系袭取了禅宗的理论。韩、李建立的理论是粗率的，但它的确是为揉佛、老入儒，以创造新儒学开了先河。 经过宋初儒学论坛的沉闷，到了仁宗庆历年间，终于开始了儒学变迁史上的又一次巨变。南宋人王应麟说：“经学自汉至宋初未尝大变，至庆历始一大变。”清人皮锡瑞把这个时代叫做“经学变古时代”，都是有道理的。当然他们多是从狭义的经学看问题，如果从儒学理论内容的演变看，这时也确乎是—个创新的阶段。政治上人们纷纷要求改变积贫积弱的局势，设制各种“救弊方案”成为一时风尚所向，寻求治平之术成了儒学的动力，章句传注的传统经学成为众矢之的。刘敞著《七经小传》，打破了专事训诂名物的汉学习气，开始了以已意解经的新风。探求道德性命的“义理之学”，自此流行。要创新，使要批判旧经，于是如陆游所说，庆历间诸儒“发明经旨”，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经，黜《诗》序，经书都敢于直接议论，更不必说传注了。正是在这样一个秦汉以来中国学术史上罕见的活跃气氛中，新形态的儒学得以酝酿成长起来，经周敦颐、邵雍、程灏、程颐，到南宋朱熹而集其大成，一个哲理化的儒学，即程朱理学，终于问世。 程朱理学的最大特色，就是用一套思辨的唯心哲理修正了孔子学说的那种缺乏哲理抽象的朴素的政论形态，同时便也取代了汉儒那种专讲灾异感应的粗鄙的神学形态。程朱理学在抛弃佛、道宗教外衣的形式下，巧妙地用佛、老哲理构筑起一个“天理”论，来作为儒学政治、伦理观念的哲学基础。他们把这种儒学传统中从来没有过的“天理”论，同《孟子》《中庸》和《易》经中的一些哲学命题揉在一起，建立了唯心的理气论，借此把封建宗法的伦理纲常，论证为神圣不可改变的“恢恢天理”。于是，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政治理论，“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说教，“格物致知”的训练方式，保守倒退的社会历史观点，便一项项配套成龙。一个庞大博杂、看去像无所不包的儒学体系建成了，它标志着儒学发展成哲理化的新阶段。从南宋后期起，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为历代统治者所钦定，虽曾有陆王派禅宗式的心学起与争雄，但总的说来，直到清末民初，程朱理学的这种正统地位并未动摇。南宋以降的所谓孔孟之道，实际上已经主要是指程朱理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