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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之论中庸，还带有以忠庸批判现实的意思。认为当今的宗教家和浪漫派、自然派是走向了两个极端。“一重天命而专务敬神灭罪，一重物性而徒事纵欲任性，漫无止所。”[12]所以，他笃信中西人文主义而坚守中庸之道。为此，他对中庸主义多有阐释，他解释“中庸”即“执两用中”。即“一+多”，而非“多中之一+多中之另一”，“中庸”就是“一与多之间居中”，而非“多与多之间的中心点”[15]（P123）。也就是说，“中庸=执中，≠执一”，“中庸是变化不定的”，“中庸是实际生活之原则，道德行为之原则，也是现今世界或社会生活之原则。”[15]（P151，16）这就凸现了中庸在现代社会的价值，中庸成了疗救现代社会畸形发展，以道德治世救人的方法论和价值选择。 梅光迪 象吴宓一样，梅光迪对儒学及传统文化的维护也是受新文化运动激烈反孔反传统的刺激和其师白璧德的影响，只不过因为他比吴宓早来到美国，曾经与同乡胡适为好友，后来因文学革命之争与胡适分道扬镳，对胡、陈以文学革命为突破口发动的新文化运动甚为不满，故态度更为激愤，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更多的保守和固执。然而他对儒学的诠释，还是能抓住问题实质的，也还是有现代眼光的。 梅光迪对中国儒学思想传统的危机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文化担当精神。据吴宓记载：梅在哈佛大学邀请吴宓到他宿舍，“屡次作竟日谈”，“慷慨流涕，极言我中国文化之可宝贵，历代圣贤、儒者思想之高深，中国旧礼俗、旧制度之优点，今彼胡适等所言所行之可痛恨。昔伍员自诩‘我能覆楚’，申包胥曰：‘我必复之’。我辈今者但当勉为中国文化之申包胥而已，云云。”[16]（P177） 在这之前，当他与胡适关系尚好时，就有过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的讨论，总结儒学发展历史，表现出维护孔教的明确态度。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 足下论程朱极合吾意。孔子之学无所不有，程朱仅得修己一面，于政治、伦理各方面，似多误会，故自宋以后，民生国计日益凋敝，社会无生气，书生无用。实程朱之学陷之也。足下……论孔子不论来世，谓其诚实，尤令吾叹赏。可见其它宗教家，专以天堂地狱惑人，乃骗子耳。 迪近日稍读哲学之书，以孔子与他人较，益信孔子之伟大，以为此老实古今中外第一人。……孔教误会与流弊，至今已极矣，复兴孔教，须得善读善解之人耶。……吾人对孔教衰颓之日，须以复兴之责加诸身，善读善解，尤须善行。不然，以国势之不振，归咎于孔教，从而弃之，而卑辞厚颜，以迎方兴之外教，有血气之男子不为也。要使枯树生花，死灰生火，乃为豪耳。况孔教今日尚不至为枯树死灰乎…… 而彼教士与吾国不学之妄人犹曰：欲救中国非耶教不可。真邪说也。彼教士之病在不知吾国实情。彼不学妄人在放弃国学，不能阅报及读先哲之书。而今日之不学妄人即异日在社会办事之人。吾每一思之，心战手栗，以为此辈若得势，其祸不减洪水猛兽也。[17]（P36-42） 这里可以看出，他与胡适最初还是有共同语言的，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梅光迪还是胡适，都不曾把儒学当成宗教，而是极力反对宗教以天堂、地狱迷信人，这说明无论是崇尚新人文主义的学衡派，还是信奉科学理性主义的胡适，都对儒学的本质有清醒的认识。 值得注意的是梅光迪对程朱的看法，他认为程朱仅发展了孔子学说倾向与修己的心性之学，使后人把儒学看成一伦理政治学。这种误会的流弊，演变到近代，终于使儒学传统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对此，梅光迪通过阅读西方哲学并与孔子比较，才站在更高角度发现了孔学的现代价值。令他忧虑的是近代西学东渐，中国内外交困，使一部分学人对中国固有传统丧失了信心（如胡适，一到美国就对西方事事感到兴奋，参加上层社交活动，迷恋英语演说，甚至差点入了基督教，还参与美国总统选举的社区活动），表现出对西方文明的顶礼膜拜，而对中国文化则不屑一顾，有的甚至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却不能阅读中文报刊和古代典籍。对此，梅光迪在忧郁之余，提出了“复兴孔教”的看法。梅的“复兴孔教”，与国内那些顽固守旧派和政客军阀不同，他是站在学术立场，要先对中国孔子及后儒学说“善读善解”，即研读理解，“尤需善行”，即在正确理解孔子学术精义的基础上以孔子仁智勇来“行”（实践），以挽救中国文化之危亡，使中华民族至少在精神文明上能有所自立。因此，梅光迪强烈批评当时两种腐儒： 其一种并不读孔子之书，徒见耶教之盛行于欧美，以为耶教果有胜于孔教。于是主张废弃孔教，奉耶教为国教。夫吾于耶教固无间言，然使孔子被冤千古。家有至宝而不为爱惜之，宁不可痛哭。其一种不出国门，略视咿唔咕哗之学，以为孔教在是，又妄自尊大，以为孔教以外，皆耶教也。二者皆不识真孔教，皆孔教之大蠹。尤可畏者，欧美人士，目睹吾国社会现状，以为皆孔教所致，于是，极力排挤之。[17]（P67） 可见，梅光迪认为“全盘西化”的“腐儒”与“妄自尊大”的“腐儒”所犯的最致命的错误就是“不识真孔教”，他们都是孔教的大蠹。这真有点孟子辟扬墨、息邪说的气势。 那么，怎样才能使国人认识得“真孔教”？梅光迪认为：“欲得真孔教，非推倒秦汉以来诸儒之腐说不可。”[17] （P67）出于对孔子原始儒学的推崇，梅光迪对汉宋儒生曲解儒学多有剖析批评。他认为汉儒说经与人情物理多有不合。宋儒则变本加厉，程朱腐儒窃得孔子性相近、孟子性本善、《大学》正心诚意之说，便在大庭广众之下，日喧于口号，以为圣学真传在此，却不知孔子罕言性，孟性善亦不过因时因人问答偶尔一语，本非重要学说，汉宋儒士伪造三纲五常之说以助专制之虐，而孔孟伦理政治学说中，反对专制者皆不敢道一字，其结果是种种程朱之邪说莫不以判圣为归。所以，他认为欲得孔孟真学说，以发扬光大救国救人，必须从“推倒汉宋学说入手。不推倒汉宋学说，则孔孟真学说不出，而国必亡。”因此，对于儒家经学，他建议“当开一经学研究会，取汉以来至本朝说经之书，荟萃一堂，择其可采者录之，其谬妄者尽付之一炬。”[17]（P81）梅光迪对汉宋儒学的攻击，其目的是为了发掘先秦孔孟儒学的真义、精义，把扭曲的儒学发展史更正过来，在再现孔孟儒学真谛的学术活动中向世界显示孔孟儒学的现代价值，在国家的危亡中坚固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从思想文化领域完成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即在不割断传统、挖掘传统真精神的基础上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 可惜的是，梅光迪虽满腹经纶，怀着对孔子儒学的执著，准备从学术角度，对儒学和中国传统进行深入研究，“研索至精”，以毕生辛勤，写出旷世巨著，然由于自身和客观方面的多种原因，他的宏伟抱负未能实现，就在战乱流离中心肾衰竭而早逝，留了不尽的感叹和遗憾，“不惟不能展其抱负，即平时议论，也鲜为人了解”。[18] 柳诒徵 柳诒徵与吴宓一样对孔子及其学说崇尚备至。他认为近代以来，国人把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归咎于孔子，是受了西方人不了解、不理解中国文化而造成的文化隔膜，而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则唯新（西）是求，唯旧是弃，要把孔子以来的中国文化全都推倒。其实，中国二千多年来，特别是近代以来内外交、实业的种种不振，都是未曾完全或根本不曾实行孔子之道的结果。“以余平生耳目闻见所及，实行孔子所言之道德者，寥寥可数，而充满社会国家之人物，所作所为，无往而非大悖于孔教者。从前尚有人执孔子语为护符，近则并此虚伪之言论而亦无之。”[4]“盖中国最大之病根，非奉行孔子之教，实在不行孔子之教。”并具体指出今人大悖孔子之教的事实：孔子教人以仁，而中国大多数之人皆不仁。孔子教人以义，而今中国大多数之人惟知有利。孔子教人尚诚，而今中国大多数之人皆务诈伪。孔子教人尚恕，而今中国大多数之人，皆务责人而不克己。孔子教人尚学，而今中国大多数之人皆不悦学。总之，孔子之教，教人为者也。今人不知所以为人，但知谋利，故无所谓孔子之教徒。[4] 在柳诒徵看来，孔子之道在历史上未曾完全实行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君主专制政治对孔子之道的利用和歪曲，二是科举制度对孔子之道的利用和歪曲。而近代以来，国人又主要从这两方面来反对孔子之道，实不公正，这都是从政治制度即孔子儒学以外来评价的结果，这样就不能明白孔子之道的真义。只有真正理解孔子之道的真义，才能发现孔子之教的深明远大，才能还孔子一个真正的历史地位。要理解孔教之真义，必须有超越、客观、公正的学术态度。而当时的治国学者，无论新旧，大都在“讲求小学，搜罗金石，熟复目录，专攻考据，耽误词章，标举掌故”六者之中转来转去，“旧者墨守陈法，不善传会”；新者虽引进西方科学的方法，却多牵强附会，不能得孔教的真义[21]。他的学术方法主要是要深入地理解，进行义理发挥，这与新文化派重视考据之学形成了对比，而与后来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提出的“同情的了解”不谋而合，反映了新文化派与学衡致学方法的区别。 通过对孔子儒学及中国文化认真深入的研究，柳诒徵认为，中国文化的主脑，“惟在人伦道德”，其他都是这个中心的附属物。“西方立国以宗教，震旦立国以人伦。国土之恢，年祀已久，由果推因，孰大乎此？今虽礼教陵迟，然而流风未沫……”[21]具体到孔子，他认为，“欲比孔子于耶稣、穆罕默德，以孔教为标帜，是皆不知孔子者也。孔子不假宗教以惑世，而卓然立人之极，故为生民以来所未有。”这就说明，柳诒徵没有把孔子当成基督教的耶稣，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反而，他对视孔子为儒家教主的做法大有异议。他认为孔子之所以为孔子，主要在于其好学，孔子为学的目的，在成己而后成物，重克己、修身、尽己。“孔子以为人生最大之义务，在努力增进其人格，而不在外来之富贵利禄，即使境遇极穷，人莫我知，而我胸中浩然，自有坦坦荡荡之乐。无所歆羡，自亦无所怨尤，而坚强不屈之精神，乃足历万古而不可磨灭。儒教真义，惟此而已。”[22]（2234-235）这就揭示了孔子之学与其它宗教家不同之处，所谓儒教，便是以孔子之学而行教化之职，教人修己安人，在社会中不管穷通夭寿残健，都不怨天尤人，不断增进人生的境界。当然，孔子还有其它方面的思想，柳诒徵都做了详尽的梳理，此不赘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