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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对孔子思想价值的肯定，使柳诒徵把孔子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和象征，对孔子的崇高地位给予了定位：“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22]（P231）既然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孔子与中国过去二千多年历史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已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那么，作为今人就不可能与过去一刀两断，否定孔子就意味着对中国文化的否定，对中国历史的背叛。 与吴宓和梅光迪不同的是，柳诒徵主要的不是个文化论战者，而是一个态度严谨、学识渊博的学者、史学家。他在《中国文化史·弁言》中认为，古人治六艺，都是治史，因此，“儒学即史学”[22]。正是在这样的史学观念指导下，他对孔子以后的儒学发展作了详尽的研究，对汉宋儒学的看法较为客观、平和，且能结合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以评判后儒儒学发展的得失。其基本观点，是持文化退化论，与当时新文化派持进化论正相反，即认为以上古至秦汉，“为吾国人创造文化及继续发达之时期。自汉以降，则为吾国文化中衰之时期。”但他并没有否认“社会事物”的“发明创造”是进化的，而是从宏观上看，“政教大纲不能出古代之范围，种族衰弱，时呈扰乱分割之状。”中华民族“发荣滋长之精神，较之太古及三代、秦、汉相去远矣。”[22]（P345）这些都是历史事实，也说明我们近代之落伍于世界其它民族是有较远的文化根源的。所以。中华民族的复兴，就不仅仅是富国强兵，引进西学，还必须总结我们数千年文化的历史经验，明其利弊得失，理其嬗衍轨辙，才能找到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出路。而这一出路，抛开传统是不可能的，必须有在对传统认真的学理研究基础上进行现代转化。 三、学衡派对儒学的现代转换与中国文化重建的设想 19世纪以来中学衰微，西学东渐，两种趋势的合流构成了中西古今文化冲突的历史坐标，即纵向上看是新学与旧学的如何递嬗更新问题，横向上看是西学与中学的如何交互融通问题。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纵横交错，立体展开的思想文化持续变革的潮流里相互形成了不断的讨论、争论乃至斗争。这些争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达到了高潮，然而很快又被政治潮流淹没了。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中，争论再度展开。居于不同倾向的文化争论目标大致都是一样，这就是解决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并进而重建中国新文化。目标一致而解决问题的思路、方式、方法不同，中国文化重建的构想不同，便形成“殊途同归”的现象。然而“同归”尚远，“殊途”便都有研究、审察的必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有必要梳理学衡人物对儒学的诠释与现代转换，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大致相近的重建中国文化的构想，并可以代表广义文化保守主义的基本看法，对我们构建21世纪中国新文化仍有启迪和参考价值。 为了方便起见，笔者还是以代表人物（吴宓、梅光迪、柳诒徵）来进行个案审察。 吴宓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关中西文化的论争中，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或主张中西会通，或主张全面排外，或主张中主西辅，或主张中体西用，或主张全盘西化，或主张中西“嫁娶”等等。与学衡派曾构成尖锐对立的是新文化派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的看法，他们大致都认为中西文化是各有特点、相互对立的，而西方文化高于东方文化，中国必须大量引进西方先进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彻底的改造革新。而吴宓则通过研究、比较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反对盲目反传统，主张应站在现代的立场上通过“同情的理解”来研究、评估传统；主张对西方文化应有系统全面的认识，审慎取择，只有选择精当，才能为我所用。吴宓坚决反对以抹杀传统为标志的民族虚无主义和以全盘西化为标志的“西体西用”主义，注重对东西文化进行平等研究，互为参照，寻求融通，在比较中揭示儒学及中国文化的现代价值，以之作为吸收西学，重建中国文化的基本前提。 他认为，文化问题不能简单的依据进化论“新必胜于旧，现在必优于过去”的观念，因为人文学科不同于自然科学，前者“如历史、政治、文章、美术等，则或系于社会之实境，或由于个人之天才，其发达也，无一定之轨辙。故后来者不必居上，晚出者不必胜前。”而后者“以积累而成，其发达也，循直线而进，愈久愈详，愈晚愈精妙”[11]，真正的新文化，应是由古今中外一切真善美的文化因素融汇而成，“宜博采东西，并览古今，然后折衷而归一之。”[19]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观点之上，他提出了具体的中国文化重建设想： 中国之文化以孔子为中枢，以佛教为辅翼；西洋之文化以希腊罗马之文章哲理与耶教融合孕育而成。今欲造成新文化，则宜于以上所言四者为首当着重研究，方为正道。[11] 从图表中可以看出，吴宓认为：（1）人类文化以苏格拉底、基督犹太、佛陀印度、中国孔子为代表，各有其特点；（2）以前两者融合为西方文化，后两者融合为东方文化；（3）西方的苏格拉底和东方的中国孔子其人文道德一脉相通；（4)西方的苏格拉底的人文道德和佛陀印度的宗教精神，其共同的思想核心是“主智”的，而东方的中国孔子和西方的基督犹太，其共同的思想核心是“主仁”的；（5）主智者重理想而推崇理性精神，主仁者重实行而关注社会人伦；（6） 主智者“明则诚矣”，主仁者“诚则明矣”，是明诚的统一；（7）四大代表人类的文化形态，都有一个共同点，“生而道守，死而道殉”，即追求宇宙人生之道并为此献身。 正是以上四方面成为吴宓构建中国文化的基本内容。然而，吴宓毕竟是中国人，他对四方面进行比较融通的目的还是为中国传统文化寻找出路，这就决定了他又不能不以儒学为中枢，自觉地“以维护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精神为己任”，[9]（P43）甚至成为他一生的文化担当。20世纪60年代，吴宓曾与陈寅恪见了最后一面，两位精神相契、心灵相通的世纪老人仍彼此互勉，“确信中国孔子儒道正大，有裨全世界……”[9]（P152） 吴宓对以孔子儒学为中枢进行中国文化重建的思路是有其学理依据的。吴宓曾提出“观其全，知其通，取其宜”的学术理路，具体说，就是：第一，在学术方法上，观其全，无偏无党，不激不随，一多兼具，博览古今东西；第二，在学术目标上，知其通，沟通东西，观其异同，探求真知正见；第三，学术目的上，取其宜，仁智合一，情理兼到，知行合一，执两用中，追求个人修养与完善，重建社会和谐，完善道德，从根本上改良社会。[20]（P242）上面对东西文化四方面进行的比较融通，就是这三方面的具体运用。吴宓对孔子儒学现代价值的肯定，也是由于具备了“一全二通三宜的标准”。 全者，谓宇宙之事物义理皆有两方面。皆为二元。二者相反相成，兼容并蓄，以致中道。中也者，调和一多；通者，谓洞悉诸多事物间实在之关系。明其因果；宜者，谓针对现时此地之实际情况而立言。故切中利病而不致拘泥。[15] 实际上吴宓认为这三条标准是理解和实行“克己复礼”、“行忠恕”、“守中庸”三条法则的钥匙和前提，是他用以融通其它三大文化的基础。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学理审察使他有理由认为“中国文化是极有价值，应当保存，且发扬光大，在任何政治统治与社会制度之下，（宓）希望都能‘尽量多’的保存。”[9]（P9） 总之，吴宓就是这样在中西古今文化冲突中，能够站在世界文化发展的高度，超越体用之说与中外之别，强调不同文化形态的融通，向世界阐扬中国文化，为中国文化建设提出高瞻远瞩的构想，由同时为人类文明发展提出了方向，为21世纪中西文化平等对话交流，为中国文化在21世纪进行综合创新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梅光迪 在新文化运动中，儒学所遭遇的外部挑战还有西方人士把中国落后贫弱的根源归咎于儒学，且欲以强大的政治、军事、经济为后盾，推行文化征服，提出了用基督教代表中国传统儒家学说的观点。这是近代以来基督教与儒学围绕“礼仪之争”的现代发展，并且酿成了持续发展的下层“教案”和上层“教争”。分析其历史事实，可以发现主要原因是由于传教士以宗教思维方式来判释中国儒家学说，他们所处一般都在南方、沿海和京城，对广大的中国各地的风俗人情所知甚少，他们对中国儒家文献解读也多以宗教家的眼光，自然造成对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的一知半解，误解曲解。对此，梅光迪提出了相应的批评。他说：“传教者不真解吾国文字、学术、风俗，徒有害无益，如治病者不知其病源，而误投以药，其有不杀人者乎？”在此基础上立论，他谈了外来宗教与宗主国文化传统的关系，表明了反对以传教为名而行文化侵略的态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