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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的心之模型”中，作者以一条对角线将和“仁”对应的长方型分为两部份，斜线部分称为“情感性成份”，空白部分称为“工具性成份”，这意思是说：儒家所主张的“仁”，是有差序性的“亲亲”而不是普遍性的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同时，作者又以一条实线和一条虚线将代表“关系”的长方形切割成三部份，并依其“情感性成份”的多寡，分别称之为“情感性关系”，“混合性关系”和“工具性关系”。在代表家人间的“情感性关系”和家庭外的“混合性关系”之间以一条实线隔间，这意思是说：儒家认为，家人和外人之间存有一种难以穿透的心理界线（psychological boundary），应当根据不同的“分配正义”或“交换法则”来进行社会互动。 用〈人情与面子〉的理论模式来看，父子、夫妇、兄弟三伦是属于“情感性关系”，个人应当以“需求法则”和他们进行交往，尽力获取各种资源，来满足对方的不同需要。朋友一伦属于“混合性关系”，应当以“人情法则”和对方互动。至于君王，一般庶民很少有与之直接互动的机会，对于统治者的旨意，他们大概只有唯命是从的份。此处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不属于“五伦”的众多陌生人，儒家并没有订立明确的伦理准则。当个人必须与之建立“工具性关系”，并交换资源时，他比较可能根据“公平法则”，用“精打细算”的方式，和对方进行交易。 1. 由亲及疏 我们可以从儒家典籍中找到许多证据来支持以上各项论述： 孔子以“爱人”来解释“仁”《论语·颜渊》。他认为：一个真正“爱人”的人，必定能够“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他所说的“人”，并不是指某一个特定的对象。然而，他也明白：一个人要将“爱人”的精神推广到每一个人身上，做到“仁者无所不爱”，并不是容易之事。在社会互动情境中，个人为了表示他对别人的“仁”或“爱”，往往必须将他拥有的某些资源施予别人。这时候，他便面临了现实的限制：个人的资源有限，他如何能够无止境地施“仁”于他人？孔子平常不肯以“仁”许人，有人问他：“某人仁乎？”他的回答不是“不知其仁也”，便是“未知，焉得仁？”主要原因之一，便是一个人很难做到“无所不爱”。因此，子贡问他：“如果有人能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能不能称之为‘仁’？”孔子的回答是：“这岂止是仁！简直可以说是‘圣人’了。尧舜恐怕都还做不到呢！”《论语·雍也》 因此，孔子认为：“仁德”的实践，应当“能近取譬”，从“事亲”做起，由亲及疏，一步步往外推：“仁之实，事亲是也。”《孟子·离娄上》“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孟子·梁惠王上》“事孰为大？事亲为大。……事亲，事之本也。”《孟子·离娄上》 在尽到“事亲”的义务之后，他才能一步步地由近及远，向外实践“仁道”： 孔子说：“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已经蕴涵了“践仁”的顺序。儒家认为：家庭中的“孝弟”是“仁之本”，一个人要实践“仁”的德性，应当从“务本”做起，先讲求“孝弟”、“笃于亲”《论语·学而》，再论及其他。 2. 居人由义 孟子也有类似的看法。在先秦儒家诸子中，孟子对“义”的讨论，最为详尽。 他认为：个人对于“义”或“不义”的判断，应当以“仁”为基础，这就是所谓的“居仁由义”：“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孟子·告子上》“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孟子·离娄上》 孟子经常仁、义并举，认为“仁，人心也；义，人路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不过他也同意：实践“仁、义”，应当从家庭中做起：“仁之实，事亲是也。”《孟子·离娄上》“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孟子·梁惠王上》 和孟子同一时代的杨朱提倡“为我”，主张“拨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墨翟鼓吹“兼爱”，主张“爱人之父如己之父”，孟子痛骂他们“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其主要原因即在于杨、墨的主张违反了儒家“以仁居心”、“爱有差等”的原则。 值得强调的是：儒家虽然主张“爱有差等”，认为实践“仁道”应当从家庭中做起，但儒家并不以为：“仁”的实践可以仅止于此。尤其是对于“士”，儒家更赋予他们一种使命感，认为他们应当从家庭开始，由内而外，一步步向外推行“仁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孟子·尽心下》。这一点，对于了解儒家思想的结构有十分重要的涵意，我们将在下面“士之伦理”一节中，再作深入讨论。 （三）交接以礼 不管“资源支配者”选择用何种“交易法则”和对方交往，依照儒家的主张，他在衡量双方交易的利害得失，并作出适当反应的时候，都应当注意“以礼节之”。在东周时期，“礼”本来是指宗教仪节；到了西周初期，“礼”的宗教功能逐渐丧失，各种形式的“礼”转变成为维持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工具。根据儒家典籍的记载，当时的“礼”主要包含三项成份： 3. 仪节：完成某一仪式必须经过的步骤和程序，即每位仪式参与者在仪式进行的时空中必须完成的行为，譬如，《礼记》、《仪礼》、《周礼》上所记载的朝觐之礼、聘问之礼、丧祭之礼、婚姻之礼、等等，都各有其仪节。 4. 器：完成某项仪节必须使用的器具，包括车、服、旗、章、钟、鼎、玉、帛等。 5. 名：用以表示仪式当事人、主时人、及参与者之亲疏、尊卑（或长幼）关系的名称。譬如：家族中繁复的亲属称谓；或政治上由天子、诸候、以至于卿大夫的爵号名分，都是其中之例。 在东周封建时期，贵族在礼制中可以使用的“名”和“器”都有详细的明文规定，孔子本人对这方面也非常重视。有一次，子路向孔子问施政的优先顺序，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子路笑他“迂”，然后说了一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的大道理。还有一次，仲叔于奚在卫齐之战中救了卫军统帅孙桓子。卫侯要赏他采邑，仲叔于奚一面辞谢，一面要求准许他在朝见时，使用诸侯专用的乐队和马饰。卫侯同意了，孔子知道后却大表惋惜，认为“不如多与之邑”，又讲了一篇“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的道理。 他看到当时“礼崩乐坏”，诸侯相互攻伐兼并，有些诸侯弑君犯上，虽然保有礼乐的形式，却失掉礼乐应有的内涵。因此他喟然慨叹：“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 根据朱子的注释，“质”是“质干”的意思。孔子认为：君子应当“以仁居心”，“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如果缺少了“仁心”，“人而不仁”，即使勉强维持“礼、乐”的形式，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孔子感叹：“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义何?”《论语·八佾》 在商周之前，礼仅具有外在的强制性和约束力。孔子将“礼”、和“仁”、“义”相提并论，把外在的礼仪改造成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希望个人能够以“仁心”的道德本体作为基础，在各种不同的社会情境中考虑互动双方的关系，作出合乎“义”的道德判断，其外显行为则应当符合“礼”的原则，“仁、义、礼”三者合而为一，成为儒家伦理最明显的特色。 四 修身以道 先秦儒家诸子相信：他们用“本天道以之人道”的方法启示出来的“仁道”，是和“天道”相互通契的。为了鼓励弟子们修习“仁道”，儒家发展出一套精致的“修身”办法，要求弟子们“修身以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第一章》“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中庸·第二十章》 儒家认为：从天子以至于庶人，每一个人都应当讲究修身。修身的目标在于以“仁道”处理人间最重要的“五伦”关系，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中庸·第二十章》；修身的方法则是以“好学”的方法学习“仁道”，用“力行”的方法实践“仁道”，如果个人的行为违背“仁道”，他便应当感到羞耻《中庸·第二十章》。这样的修身方法本身还称不上是道德，不过它却是追求“知、仁、勇”三达德的重要途径《论语·宪问》。 （一）好学近乎知 孔子是个非常重视学问的人。《论语》一书记载孔子所说的第一句话，便是“学而时习之，不易乐乎?”。他在晚年时回顾自己一生的经历，说自己从十五岁开始“志于学”《为政》，以后便“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述而》，专心致力于教育工作。他的学问十分渊博，但他说自己并不是“生而知之者”，他做学问的方法是“好古，敏以求之”《述而》他相信“三人行，必有我师”《述而》，遇到自己不懂的事情，便发挥“每事问”的精神，“不耻下问”，从不断学习中获得知识。他说自己治学的态度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中庸·第二十章》上记载了一套儒家的学习理论： 儒家要学生用“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方法来追求学问，如果有“学之弗能”、“问之弗知”、“思之弗得”、“辨之弗明”、或“行之弗笃”的现象，都不可以轻言放手，一定要拿出“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精神，再接再厉，锲而不舍，直到问题完全弄清楚为止。 孔子平日教导学生的时候，也经常提到蕴涵在这套学习理伦的某些原则。他认为最有效的学习必须出自于内心的兴趣，“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惟有如此，方能抱着“学如不及，犹恐失之”的态度《泰伯》，“博学于文”《雍也》。在学习的时候要能够“日知其所无，月无忘其所能”《子张》，“温故而知新”《为政》。但是也不能死读死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则殆”《为政》，光只知道“多学而识之”，最后一定是弄得一片惘然，毫无实益。因此，孔子要求学生要能够从学习材料中抽出一些基本原则，“一以贯之”《卫灵公》，再“举一隅以三隅反”《述而》，活学活用。 （二）力行近乎仁 我们说过：儒家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一种道德伦理体系，其本质是康德知识论中所谓的“实践理性”，而不是近代人以感官经验（sensory experience）为基础，透过理性的重建（rational reconstruction）所构成的“理论理性”。这种“实践理性”必须通过“体证的践履”或“体知”的历程，方能为人所认识到。因此，孔子施教，十分重视“笃行”。孔子传授弟子的教材，虽然包括：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然而，对儒家而言，求学志在用世，修德重于读书。如果学到一些道原则，只在口头上谈谈，学而不能致用，那么学得再多，亦是罔然。因此，他要求学生“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言之必可行”〈子路〉，不能光说不做。 孟子施教，也非常强调道德的实践，而主张“力行”。他认为：“仁、义、礼智”是“我因有之”〈告子上〉，是“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尽心上〉，是“人人可得而为之”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