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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孟子看来，“仁、义、礼、智”即然是“我固有之”，践行仁道，有如“为长者折枝”之易，若推说“不能”，那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孟子·梁惠王上》。反过来说，如果有心践行“仁道”，则任何人皆可以为尧舜：“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滕文公上〉 主张“性恶论”的荀子虽然不相信人有所谓的“良知良能”，而认为“礼义之道”是个人向“圣人”、或“先王”学习得来的，不过，他也非常重视“道的实践问题：“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修身篇〉“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儒效篇〉“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教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劝学篇〉 （三）知耻近乎勇 儒家既然坚持人应当践行“仁、义、礼”伦理体系，“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如果有人“言过其实”，行为背离了“仁道”，儒家便认为他们应当感到可耻，所以孔子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 孟子也认为人应当坚持道德，不可以油嘴滑舌，“为机变之巧”：“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尽心上》“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孟子·尽心上》 在下一节中，我们将指出：儒家赋予士一种“以道济世”的使命感，认为“士应当追求“以道济世”的目标，而不应当追求物质的享受：“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以议也。”《论语·里仁》 所以，孔子赞扬子路“衣敝蕴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以为耻〈子罕〉。值得一提的是：儒家重视的是“乐道”，而不是无条件的安贫。儒家以为：个人出仕的主要目的是以道济天下。在邦有道之时，个人理应出仕；如果无能出仕，而身居贫贱，那是可耻之事《论语·泰伯》。反过来说，徜若邦无道而个人身居富贵，领取国家俸禄（谷），却尸位素餐，一无作为，“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孟子·万章下》，或甚至是浪得虚名，“声闻过情”，更是十分的可耻《孟子·离娄下》。 （四）君子与小人 儒家鼓励人们用“好学、力行、知耻”的方法“修身”，目的在于培养能够践行“仁道”的“君子”。“君子”这个概念本来是指有贵族身份或家世的人，孔子则转而借之，用以指称有道德修养的人，《论语》记载的孔子语录中，除少数例外，绝大多数都是第二种用法。孔子平日教导学生，十分强调“君子”这个概念。譬如，子夏投入孔子门下，孔子即告诫他：“女为君子之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 以上例子显示：孔子非常重视“君子”和“小人”的不同，并试图从各种不同角度来突显两者之间的差异，其目的则是希望弟子作为“君子”，毋为“小人”。从以上所举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孔子所谓“君子”，其实就是怀有“仁心”，能够“以仁居心”，并且熟谙“仁、义、礼”伦理体系的人。他在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不仅“居仁由义”，而且谦恭有礼。“君子”所关切的问题，是以“仁、义、礼”伦理体系为基础的道德原则，而不像小人那样，关心现实世界中的利害，所以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在孔子看来，奉行“仁道”、“以仁居心”的君子，不会“反求诸己”《论语 卫灵公》。 要求自己实践“仁、义、礼”伦理体系；而且会“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论语·颜渊》，因此他的内心是坦荡荡的《论语·述而》，和别人相处则能“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固而不比”《论语·为政》，“泰而不骄”《论语·子路》。这种风范和孳孳为利的小人正好成为明显的对比。 五 儒家的“士之伦理”：济世以道 孔孟思想认为：整个社会的安宁、秩序、及和谐都是建立在个人的道德修养之上，因此，每一个人都有义务成为“君子”，这是儒家对于作为一个“人”的基本要求。而“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故道德方面的自我修养（self-cultivation）也变成一种漫长、艰辛、而永无止境的历程。一般庶人固然应当在其家庭及生活的社区内“行仁”，对于承载有文化使命的“士”，儒家对他们还有更高一层的道德要求。 （一）士志于道 我们说过，儒家所主张的伦理，本质上是一种“地位伦理”（status ethics）。儒家赋予“士”一种使命感，认为“士”应当“济世以道”：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 儒家希望：弟子们能够“志于道”，要立志“弘道”，不要把“道”当做是弘扬个人名声的工具。由于儒家认为：“道”的追求具有绝对的价值，是一件必须“生死与之”之事，孔子不仅要求弟子“笃信善学，守死善道”〈泰伯〉，甚至说出“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的话。曾子和孟子更进一步地阐述儒家的这种理想：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依照儒家“德治主义”的理想，掌握实权的一国之君有能力也有责任在其封国内推行“仁政”，使其国内百姓“广被仁泽”，然后再逐步渐进，由“一国兴仁”发展到“天下兴仁”的理想境界。在这个过程中，“士”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他应当坚持“道”的理想，在“得志的时候，“以道事君”，“与民由之”，“泽加于民”，甚至“兼善天下”。他施行仁泽的范围愈广，他的道德成就也愈高。这就是儒家所强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反过来说，如果他“不得志”，也应该“穷不失义”，“独善其身”，“独行其道”，以求“修身见于世”《孟子·尽心篇》。唯有如此地“守死善道”，“富贵不能淫，贫践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才是所谓的“大丈夫”。 （二）以道事君 儒家在评估个人道德成就的高下时，是以他在作道德判断并履行道德实践时，施行“仁泽”所及的群体大小而定。“士”在“得志，泽加于民”时，惠及的群体愈大，他的道德成就也愈高。用朱元晦的话来说：“仁者如水。有一杯水，有一溪水，有一江水，圣人便是大海水”《朱子语类·卷三十三》，所谓“杯水、溪水、江水、大海水”，可以用个人施“仁”的群体大小作为其衡量尺度。“泽加于民”时，“民”的群体愈大，愈是“仁泽广被”，道德成就也愈高。 儒家是主张“大德必得其禄，必得其位”的，“士”必须“仁以为己任”，占更高社会地位的显贵、王侯亦莫不然： 孟子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离娄篇》 天子、诸侯、卿大夫，都是在社会上占有较高地位的人，孟子认为：他们在做各种涉及正义的判断时，也应当以“仁”为基础，以免失去民心，而不能长久保其禄位。我们说过：儒家所强调的这种“仁”，基本上是个人对其所属群体的“爱”为基础，当政者在其权力范围之内做各项决策时，都应当考虑他所属的群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篇》。孟子以为：做臣子的人，最重要的责任便是“格君心之非”，引君于正途。儒家认为：“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要“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篇》，因此，孟子主张：“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孟子·告子篇》。 以对群体的“仁”为基础，士在出仕之后，便可以和统治者产生出一种对等的关系：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仇寇。”《孟子·离娄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