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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对社会契约论提出一个儒家式的反动。我假定，每个人就其本性（它当包括我们的礼仪结构）就对社会中应该做的每件事情负有责任，除非文明社会的礼仪把责任赋予某些特定的人。社会契约论主张，任何人不必对任何事情——文明社会所赋予的责任除外——负责。我认为，每个人对每一件事情负有责任，除非文明社会已经明确由谁对它负责。如果没有文明社会和礼仪结构告诉我们，你有责任供养你的家庭而我有责任供养我的家庭，那么我就有责任供养你的家庭。这是因为，从客观上讲，你的家庭有人供养要比饿死好些。如果没有其他供养你的家庭，那么供养的义务就成了我的责任。当然，这种情形不可能出现——我不可能供养每一个人，你也一样不能。因此，人类社会的结构总是把普遍的义务（比如，让每个人有饭吃）分配到特定的人或特定的角色。没有我们老祖宗的劳动分工，即社会的礼仪化，那么我们就不会进化为人了。从这一点来看，社会的礼仪化非常得好。 然而在某些社会环境中，的确有人饿死。也许，这是由于他们周围没有人供养他们；也许，这是因为农业的劳动分工无法生产足够的食物。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努力不让人饿死又成为每个人的责任。当然，我们可以说礼仪社会崩溃以后有政府来承担这些责任。但是有时候政府也会承担不了。当礼仪社会和政府崩溃以后，责任又一次转移到每个人。如果有人饿死，那么即使我们没有供养他们的社会责任，也都会有些罪过。 儒学之所以应该提出与社会契约论相反动的理论，原因在于它信奉仁道。人们被出问题的社会系统伤害时，不帮助他们是不仁道的。儒家的心灵“不能忍受他人受苦”。所有的社会科学都应该去理解为什么社会系统会发生故障，或者为什么不能够导向仁道的生活。然而，儒家对社会科学的运用是为了寻求仁道的可能性。儒家因为它“爱有差等”的原则而出名。（当然，这个原则也让儒家在墨家和某些启蒙道德家那里声名狼藉。）“爱有差等”是说一个人对其家庭的爱应当胜过他对乡村和法律的爱，对乡村的爱应当胜过对国家的爱，对国家的爱应当胜过对他国人民的爱。儒家拒斥墨子所主张的兼爱。我认为，爱有差等的观念预设了——虽然没有承认——一个健全运作的礼仪社会系统，它明确界定人们对于家庭、乡村、国家及野蛮人的责任。如果这个系统运转不灵，那么不关心野蛮人将是不仁道的。在孔子的时代，社会系统分崩离析。他对这种状况的回应是通过礼仪教化重建家庭责任、友谊、地方政府，以及一种强调臣子在国家中的适当责任的文化。孔子认识到，帮助所有的乡民和野蛮人是不可能的，虽然不帮助他们是不仁道的。他采取的补救措施是改善社会的礼仪结构。因此，儒家的社会理论主要应该考察，在制度化的社会里礼仪结构如何使仁道的生活成为可能；如果不可能，那又是为什么。所有的社会科学都要服务于这一点。x 每个话题我恐怕都讲得太长了。另一方面，我恐怕又讲得太短，尚不足以给大家带来启发。不过，我只想草描出儒学在当代世界发展的几个新方向而已。作为一名儒家主义者，我承认有必要理解和尊重传统。但与此同时，我们有责任发展传统以适应当今哲学的需要。多年来，我致力于发展上面所讨论的形而上学、哲学宇宙论、作为解释的人性论以及社会理论。在此感谢诸位跟着我进入波士顿儒学的话语体系略做浏览。 【注释】 i 周敦颐：《周敦颐集》，中华书局，1990年，第3-4页。英译见陈荣捷（Wing-tsit Chan）：《中国哲学史料》（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纽约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3年，第463页。 ii 和谐状态具有本质性特征与条件性特征。关于这一点，更详尽的讨论请参见拙著：《作为创世主的上帝》（God the Creator）（伊利诺伊州，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8年。此书1992年由纽约州奥尔巴尼（Albany）的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重印，加了一个新的引言。）拙著《道与恶魔》（The Tao and the Daimon）（纽约州，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6-9章清楚地说明了和谐状态之二重特征与儒家思想的关系。 iii 这是以当代术语发展儒学。详见拙著：《尺度的重新发现》（Recovery of the Measure）（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5-8章。 iv 比如约翰?H.伯思朗（John H. Berthrong）的《天下万物》（All under Heaven）（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4年）、《关于创生：朱熹、怀特海、南乐山比较研究》（Concerning Creativity: A Comparison of Chu Hsi, Whitehead, and Neville）（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8年）。 v 参见拙著：《尺度的重新发现》，尤其是第9-12章。 vi 拙著《尺度的重新发现》第1-4章及第13-16章发展了这一判断与真理理论。 vii 关于这一理论概念的详细讨论请参见拙著：《规范的文化》（Normative Cultures）（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4章。 viii 参见拙著《规范的文化》第5-8章。 ix 参见郝大维（David L. Hall）、安乐哲（Roger T. Ames）：《已逝者的民主：杜威、孔子与中国的民主希望》（The Democracy of the Dead: Dewey, Confucius, and the Hope for Democracy in China）（伊利诺伊州，拉萨勒：开放法院出版社，1999年），约瑟夫?格兰奇（Joseph Grange）：《约翰?杜威，孔子和全球哲学》（John Dewey, Confucius, and Global Philosophy）（纽约州，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2004年），以及拙著：《波士顿儒学：晚-现代世界可移植的传统》（Boston Confucianism: Portable Tradition in the Late-Modern World）（纽约州，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2000年）。 x 这里所概述的社会理论详见于拙著：《清教徒的微笑》（The Puritan Smile）（纽约州，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87年）。 来源：http://www.confuchina.com/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