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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三期儒学一概念，原为“儒学之第三期”，首见于抗战胜利后牟宗三先生起草的《鹅湖书院缘起》，产生于当年鹅湖儒者群体之文化意识文化反省。这是一个历史文化的概念。牟先生将儒学第三期之发扬定性为一场我们这个时代“担负圣人型范下大事业”的文化运动。由第三期儒学文化运动所要树立所依据的“道德的理想主义”之大纲维与时代之需要，牟先生提出道统、学统、政统三统并建说。此是牟先生为儒学第三期文化运动确定的总使命、总方向与三大原则。 [关键词] 牟宗三 第三期儒学（儒学第三期之发扬） 道统 学统 政统 随着历史的往前推移，一切无根的飘风骤雨正在加速褪去，反而是经历近百年孤厄“四战”（1）的儒学——当代新儒学困顿履渐，如今已顽强自信地贞立于世，宣告着她的不屈不挠的生命力。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按三十年为一世的中国世代计算传统，当代新儒学的振起与发展，与当代新儒家三代人的苦心孤诣之挣扎努力是一体存在的。据个人长期读书归根复命、良知“洗心”（阳明《狱中诗·读易》有句云“洗心见微奥”）所甦现的儒者生命感和中国智慧，以及现实生存感，不期然而然地观知，其中尤以自觉效法朱舜水，蹈海决死的《中国文化宣言》联署四先生为中流砥柱。“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史记·游侠列传》语）其中，又以与唐君毅先生并称齐名的牟宗三先生，由于他比唐先生多住世近二十年等主客观因缘，贡献与影响最深刻，示范意义最清楚，最富，亦最不可取代。第三期儒学一概念之提出，与道统、学统、政统三统并建说，即是牟先生对当代新儒学之成立的一个总体性贡献。 一、中国儒学史的三种分期 与清末民初以正常或非常方式输入的各种主义不同，当代新儒学不是突兀而来的无根游魂，她植根于我数千年中华文化精血沃土，是中国儒学和中国文化在当代的血脉。因此，当代新儒学可以置入整个中国儒学史，而作一史学意义的阶段性发展之分判。“第三期儒学”此一概念，即是一关涉儒学发展的史学概念。 如何分判儒学史的发展阶段而给予一史学定位？在20世纪的百年学术史中，除出于政治意识形态需要或受其统制者须非常处理外，有两个值得重视的分判趋向。一是趋向细分，此钱（穆）四宾先生之意见可为代表；二是粗分。此见于陈寅恪先生所论。 对中国儒学史的分期，1961年10月在香港新亚书院文化演讲会上，钱先生有一个专门的概述，大体以朝代为标识，细分为六期：①先秦自孔子至孟、荀为儒学之“创始期”；②两汉为“奠定期；”③魏晋南北朝为“扩大期”；④唐代为“转进期”；⑤宋元明为“综汇期”，以欧阳修至朱子为综汇之儒之学脉，以濂、洛、关理学为别出之儒学，陆、王又为理学之别出；⑥第六期清代仍为“儒学之综汇期与别出期”。并以为儒学演进六期以下必有新儒学之新途径。（2）陈先生于此虽无专说，但在他作于1931年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实际上视儒学发展为两大期：一是先秦儒学，二是“自秦以后，迄于今日”的“一大事因缘”，实际演变至“宋代新儒学”之产生的“新儒学”及其传衍。 陈、钱两氏都是纯正学者，其说不出于政治情识，自有其价值。有一点可以肯定，陈先生揭示出并确认“新儒家之旧途径”，是：在中外接触中，一方面对外来的学说无不尽量融贯吸收，一方面仍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而坚持夷夏之论。钱先生亦在他处提出如何吸收融和西方文化而使中国传统文化更光大更充实为近百年之一大问题（3），并以和会融通与剖析辩驳齐头并进为民国后儒家的路数。（4）其原则与方向，尤其是陈先生所揭橥的夷夏之论，与以唐、牟、徐（复观）为中坚的当代新儒家正相同，亦即都抓住了儒家在近当代应有的对西方文化的反应与贞守文化本位论的学术综和意义。但若就儒学分期而论，则钱先生纯就学术演进而言，而且往细分，经学在东西汉还有明显的区别呢，其文化意义未显。陈先生的《审查报告》虽只是一报告，却是一份很重要的学术文件，其所见颇具经典性，老实说，在其发表后的七十余年间，中国学术界反反复复，但对秦以后学术演进的精神途径之观知，恐仍将回到这份《报告》上去；惜终究只是一份不遑阐论的审查报告。诚然，当代新儒家近承宋明新儒家，但陈先生将他们连为一个概念说，未免见同而掩异，而当代新儒家的文化意义亦不能全部朗现。明乎此，我们就可以讨论牟宗三先生的第三期儒学之概念了。 牟先生的儒学三期说，与钱、陈之说并为中国儒学史的三种划分。 二、第三期儒学是“担负圣人型范下大事业”的文化运动 我无意否定哈佛杜维明教授在理论层面宣传推扬儒学和当代新儒学之功，用刘述先先生的话说，他在美国将儒学这个冷题目炒成了热题目；但大约由于他写过《儒学第三期的前景》之文以及广结善缘、活动广及海内外之故，知识界以为第三期儒学之概念出自彼手的习见，然此实属误传。“第三期儒学”之概念，确切地说，原为“儒学之第三期”或“儒学第三期之发扬”，出自儒学的三期划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