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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英 前些时候北京大学哲学系张祥龙教授提出要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引来反对声一片。近日又有另一位张老师，也是张教授的同事，站出来说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的设想“是富有远见而值得重视的”。我相信，要不是我们赶上一个社会生活多元化的时代，很多人为物质利益奔波，这场争论将会热闹非凡。北大是出大学问的地方，我不知道北大的学生是否想到，严重的问题不在于可以不可以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而在于谁来建立这个保护区。 关于“儒家文化”是是非非的讨论，已经是一批学者的饭碗所系（这原本很正常），各方争论者大概都不敢抱希望一劳永逸地堵住对方的嘴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关于儒家文化的讨论，一旦涉及到价值判断，便进入一个思想泥淖，要说服谁很难。哪怕反对建立保护区的是多数，也只能“保留观点”。在这里，少数服从多数这一民主制原则没用；多数人不可以对少数人实行思想上的强制。 如果不便对涉及儒家文化保护区的价值判断争个是非出来，那么一些逻辑关系总是不可回避的。我曾说过，一些文化问题研究者把“典籍文化”与老百姓实际的文化生活状态混同起来了。前者经由学者们个人的价值判断和想象力，再加上以往政治统治者的需要和资助，变成了强势的语言文字，并被塑造为“东方儒家文化”。这种文化又通过惊人的想象力被夸大，造出一个难以逾越的东西方的文化壁垒来。其实，东西方之间的所谓文化区别，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典籍作家的书本里。也是一位北大教授，从东西方餐具的区别上看出了东方人是“综合”，西方人是“分析”，进而看出东方人是“天人合一”，还说要“一句论语治天下”。面对此类高论，真叫人不知说什么好。如果由典籍所反映的文化理念与老百姓的实际文化生活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儒家文化是铁的存在，那还有必要建立保护区么？反过来说，如果现代化将使儒家文化毁于一旦，那么对于如此脆弱的文化，建立一个保护区又有何用！不过，拿出逻辑缺陷来反对建立保护区还是一己私见，张教授他们有权利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关键是谁来建立。我坚决反对政府用财政拨款建立这样的保护区，这种反对也是一种权利。政府的收入取自社会，取自公民，一分一厘，民生所系，该精打细算，量入为出。中国几十年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不菲成就，但还有数不清的公共事务要花钱。有两三千万人的温饱问题没有很好解决，花一点政府的钱使他们衣食无忧，才是正事。 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诉诸政府，这个想法也正暴露了儒家文化及其倡导者不能让人尊敬的地方。不尊重公民的自由，甚或干脆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理念，总想着要通过政府对社会、对公民进行控制，然后用儒家文化编织一袭温情脉脉的面纱，这不正是所有儒家文化倡导者难以摆脱的一种思想定式么？我们的态度是，宁愿发育一种制度，保障社会的自由、公正和安全，在此前提下，谁想建立什么保护区，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政府决不加以干预。简单说，我们的政府有许多比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远为重要的事情必须去做，例如，政府应加快在包括文化等许多方面做好工作，以实践我们对ＷＴＯ的承诺。 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如果花钱很多，政府切不可为；如果花钱不多，又有志愿者踊跃支持，还是张教授他们自力更生的好，也大概算符合“儒家文化”的原则。不过，以我的观察，这种举动从张教授他们个人方面考虑，还是该慎之又慎。美国有不少类型的保护区，且规模也相当不小。其中有“阿米什”人的生活属地，据说那里的人保留了几百年前部分日尔曼人的生活方式。但那里的劳动效率低下，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也比较低，此其一。其二，那里的人似乎缺少教育，显示出一种与教育不足有关的愚昧。一位中年农民问中国来客：你们有农业吗？更有甚者，在一些保护区存在欺诈和奴隶劳动，保护区主人与普通居民的生活水准有天壤之别。对这些保护区，如果不存在某种形式的强制，在主流社会的冲击下是很难维系的。事实上，美国的各种传统保护区正在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衰落也是选择的结果；如果知识和信息是比较充分的，绝大部分公民都会选择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中西概莫能外。不要希望中国的“儒家文化保护区”会创造奇迹。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士应该是在推动现代化的同时，尽可能想办法减轻社会弱势群体的痛苦，而不是引导居民远离主流社会，用社会化石将痛苦凝固起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