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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二十世纪的中国哲学的研究进行回顾时，觉得学术界对儒家有一些误解，需要加以澄清。过去将忠与孝绝对化了，这是儒家成了权威以后，后人对儒学作了僵化的理解所导致的。不是儒家本来的思想。儒家讲义利，强调当官的要行义，要重义轻利，重公义轻私利，不是不要利，更不是不为人民谋利。儒家强调政治要施大德，只有小惠是不行的。儒家都是向统治者讲心性修养，很多理论都是针对统治者的，所谓欺骗人民，是没有根据的。儒家哲学是政治哲学，是探讨社会治理的问题，没有探讨宇宙本原的问题，因此也不存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问题。 关键词：中国传统哲学；儒家；政治哲学；义利关系；忠；孝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 愚 忠 愚 孝 儒家提倡孝，特别是汉代独尊儒术，以孝治天下，每一个皇帝去世以后，在谥号前都加一个孝字，如孝文皇帝、孝武皇帝等。儒家也提倡忠，孔子讲："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后代流行于世的一对口号是：君叫臣死，臣不死，臣为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子为不孝。今人称此口号为愚忠愚孝。人们以为孔子孟子都是提倡这种愚忠愚孝的。其实不然。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君臣关系是对等的关系。虽然说"君为臣纲"，但并不是绝对服从的关系。儒家有的说"君不正臣投别国"，有的说无道之君，要诛之，或者换掉。关于孝的问题，孔子也不是主张愚孝。在《韩诗外传》有这么一个故事：孔子的学生曾参是著名的孝子。一天，曾参有了过失――锄草时，误伤了苗，他的父亲曾皙就拿着棍子打他。曾参没有逃走，站着挨打，结果被打休克了，过一会儿才渐渐苏醒过来。曾参刚醒过来，就问父亲："您受伤了没有？"鲁国人都赞扬曾参是个孝子。孔子知道了这件事以后告诉守门的弟子："曾参来，不要让他进门！"曾参自以为没有做错什么事，就让别人问孔子是什么原因。孔子说："你难道没有听说过舜的事吗？舜作儿子时，父亲用小棒打他，他就站着不动；父亲用大棒打他，他就逃走。父亲要找他干活时，他总在父亲身边；父亲想杀他时，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他。现在曾参在父亲盛怒的时候，也不逃走，任父亲用大棒打，这就不是王者的人民。使王者的人民被杀害，难道还不是罪过吗？" 在父亲失去理智的时候，拿着大棒乱打，如果打死、打伤或者打成残废，他冷静后会感到十分懊悔。这会给父亲的心灵上留下沉重的阴影，永远无法摆脱。这是"不逃"给父亲造成的精神创伤。真正的孝子要逃避父亲的盛怒，避免给父亲造成精神伤害。不管当时鲁国人怎么夸奖曾参，孔子还是严肃地对待此事，以便给后人留下正确的意见。很显然，上述父叫子死的说法，孔子是不同意的。不该死的，就不能轻易地死去，即使有父命。 战国后期的大儒荀子认为："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荀子·子道》）当鲁哀公问孔子："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贞乎？"孔子没有回答，出来告诉他的学生子贡说："子从父，奚子孝？臣从君，奚臣贞？审其所以从之之谓孝、之谓贞也。"（同上）子从父，怎么能说是孝子呢？臣从君，怎么能说是贞臣呢？要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从命，才可以说是孝、是贞（忠）。可见，听话、盲从的，孔子不认为就是忠孝的臣子。 二· 义 利 之 辨 孟子讲"何必曰利"，荀子说"羞利"，董仲舒主张重义轻利，"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于是，后世就根据这些说法，认为儒家不要利，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要利，不讲利，怎么行呢？这也是严重的误解。 《论语·雍也》记载："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原思就是孔子的学生原宪。他很穷，当了官，觉得"九百"薪水太多，不要。孔子批评他，认为不要是不对的，朱熹的解释："言常禄不当辞"。如果自己消费有剩余，那也可以用于周济周围邻居贫乏者。不接受正常的薪水，也是不义。并不是"辞"钱财就是对的。孔子的学生子贡是很会预测市场的，他从事商业活动，赚了很多钱。鲁国规定谁能花钱把在外国当奴婢的鲁国人赎回来，可以到政府那里领取一些钱，作为赔偿金。子贡赎了一些人回来，因为他自己钱多，就不去政府那里领取赔偿金。受到孔子的批评，孔子说，不能因为你有钱，就不去领取赔偿金。做事情，要考虑如何合适，才能作为别人的榜样。你这么做，今后鲁国人在外国当奴隶，再没有人去赎了。在这里，不拿钱是不义，拿钱才是义。王充认为子贡"让而止善"。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子路救了一个落水的人，那人用一头牛来表示感谢之情，子路接受了。孔子说："鲁国人今后一定很热心于拯救落水的人。"当时，一头牛是价值十分昂贵的酬谢品。王充说"子路受而观德"（《论衡·定贤篇》）。 从以上这些事例，可以看出孔子儒家重义轻利，并不是不要钱，只是强调应该拿的钱才拿，不应该拿的不要拿，"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孟子·尽心下》）该拿的不拿也不对。当然讲义利之辨，儒家主要反对当权者贪污受贿，那是"不义之财"。简单地说，儒家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公仪休任鲁国相，他办完公事，回家，吃饭的时候，就问葵菜价钱，家里人说不要钱，是自己家种的。他听后很生气，说："我们拿了俸禄，还要自己种菜，这不是夺了菜农的利益吗？"说完就到菜园里，把葵菜都拔掉。他有一次回家，看见夫人正在织布，他认为她夺了女工的利益，就把夫人休了。这是有名的"拔葵出妻"的故事。公仪休任国相，有人投其所好，给他送鱼来，他不受。了解他的人说："您不是很喜欢吃鱼吗？给您送鱼来，为什么不要呢？"公仪休说："我收了鱼，以后当不成国相，就没有人给我送鱼，我就吃不上鱼了。我不收鱼，一直当着国相，还怕没有鱼吃吗？正因为我爱吃鱼，所以我不收别人送的鱼。"有人议论，认为公仪休真正会为自己打算，真正懂得珍爱自己。我们现在的干部也应该这样珍爱自己。何必为了一点小利而污了一生清白。 三· 大 德 小 惠 过去常有人说儒家用小恩小惠来拉拢百姓。实际上，儒家虽然讲过对人民要施以恩惠，但并不是讲小恩小惠。例如，《论语·雍也》记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孔子认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者，就是圣人。这里讲的是"民""众"。对于民众能够博施，就是大德，不是小惠。孔子讲的"德治"，孟子讲的"仁政"，都是属于大德的范围。 《孟子·离娄下》载："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济之？故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子产任郑国相时，溱、洧是两条河。由于没有桥梁，人民不能过河。子产用自己的马车放在河中，让百姓过河。可谓方便群众。孟子认为这种做法只能叫做"惠"，即给一些人民带来好处，还不能叫做善于"为政"。为什么呢？朱熹注这句话时说："惠，谓私恩小利。政，则有公平正大之体，纲纪法度之施焉。"（《四书集注·孟子·离娄下》）为政需要法度，对于全体人民都能带来好处。他的马车有限，需要渡河的地方很多，不能根本解决群众的普遍问题。周历比夏历早两个月，周历十二月即夏历十月。周朝规定每岁十一月修筑小桥，十二月修大桥。这是农忙以后的时间，让农民修筑桥梁，解决群众的过河问题。这也是为政的一项工作。这件事情做好了，就不必用自己的马车放在河里当桥用。孟子又说，如果政治做好了，出门的时候让百姓避开也是可以的。怎么能让每一个人都感到方便？所以说如果当政者要使每个人都方便的话，你的时间就不够用了。对于这一句话，朱熹是这么注的："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悦其意，则人多日少，亦不足于用矣。诸葛武侯尝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同上）为政如果没有法度，规则，谁来要求什么，就答应什么，对这个人有了私恩，他高兴了，原则丧失了。这样做，老实人吃亏，爱哭的小孩多吃奶，爱吵的人占便宜。不能出以公心，不能主持公道，不能"平其政"，不能公平地处理与群众有关的所有事情，就不能树立当政者的威信。总之，儒家主张行大德，忌行小惠。这是君子之道。行小惠者，是小人之道。在一个领导班子中，常有这样的人，凡是群众提出看法，他都表示同意，凡是有人提出要求，他都表示同情、支持。群众感觉他是一个好人。而在会上讨论的结论，他也表示同意，没有意见。就是不愿意向群众作出解释。领导讨论谁的事，他就向当事者透露，以此讨好别人。时间长了，他的威信也就下降了。这是小聪明，口头施小惠，终究成不了大事。 四· 欺 骗 人 民 许多教科书中讲到中国古代哲学家时，经常讲到他们欺骗人民。例如，说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是欺骗人民的精神工具。董仲舒在对汉武帝策问时提出天人感应说的，他不是对人民说的，如果说他骗 人，那么他首先骗的是当时最高统治者汉武帝，而不是人民。人民以及百官都无缘看到董仲舒的对策内容，因为这是保密的，汉武帝在策问中提到他要亲自阅读。贤良对策可能涉及一些权势人物，为了保密，汉武帝说："朕将亲览焉"，内容不会泄露出去，"书之不泄"，请各位大胆讲出自己的所有想法，"靡有所隐"。从此可见，董仲舒如果欺骗的话，那就是欺骗汉武帝一个人，没有欺骗人民的意思。陈亮对宋代皇帝说的话与董仲舒极为相似，却从来没有听谁说过陈亮也象董仲舒一样在欺骗人民，为什么？因为陈亮被列入唯物主义阵营。 朱熹讲"存天理，灭人欲"，于是有人也说朱熹要人民放弃任何欲望，不让老百姓活下去。所谓"存天理"，就是保存封建伦理，维护封建制度。朱熹明确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朱子语类》卷13）要求美味是从饮食中产生出来的，人欲是从天理中产生出来的，所以，他又说："人欲中自有天理。"（同上书卷9）对于统治者来说，天理就是天下为公，人欲就是一己之私。在处理各种政务时，就要出以公心，公正处事，主持公道。这就是天理，就是所有当权者应当遵循的。损人利己，损公肥私，贪赃枉法，贪污受贿，穷奢极欲，这些都是"人欲"，都是朱熹所反对的，也是一切正派人所反对的。这那里是不让老百姓吃饭呢？他反对贪官污吏，是为了巩固封建政权，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五· 唯 心 主 义 许多中国哲学史教科书都把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哲学家特别是大儒家都定性为唯心主义者。原来，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都只能用于关于宇宙的本原问题上。孔子没有讨论宇宙论的问题，当然也没有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问题。有的人认为关于形神的问题也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问题。据此，孔子讲："不知生，焉知死？""不知人，焉知鬼？"孔子不语乱力怪神。是在两千五百年前迷信盛行时反对迷信的唯物主义言论，为什么还给孔子定为唯心主义呢？孟子也没有研究宇宙论，只是多谈心性修养，谈浩然正气，谈大丈夫精神，也被定为唯心主义。据此，研究心理学的学者都应该是唯心主义者。研究艺术哲学与美学的人重视人的情感，讲审美情趣，也都应该是唯心主义者。真是荒唐！ 董仲舒被定为唯心主义者，是因为他讲过天人感应。董仲舒没有探讨宇宙本原问题，他讲的天包括天、地、阴阳、五行和人类。人生在天地之间，上面具体的天通过阴阳、五行之气与人产生感应作用。从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的说法来看，天与人会产生感应作用。只是这种感应是天对人的感应作用，人不能对天产生感应作用。因为天大而人小。人是在这个自然界产生、发展起来的，人的生理与这个自然界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天会对人产生感应作用是必然的。夏天，气温升高，人就采取各种方法避暑；冬天，气温下降，人就采取各种方法御寒。这就是感应。董仲舒所讲的感应，除了这些内容之外，还加上精神感应的内容。他只是用这种方法来论证他的政治思想。他的政治哲学就是大一统论。他认为这种理论可以消灭分裂混乱的政治局面。为了使大一统论正常发挥正面的作用，他还提出许多配套的理论。为了实现政治上的大一统，就要反对地方割据分裂势力，强调各地诸侯要服从皇帝，"屈民而伸君"。这个民当然包括普通百姓，主要是指有分裂倾向的那些诸侯国。从秦朝情况来看，皇帝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就可能出现皇帝私欲的高度膨胀，那也要乱天下的。因此，对皇帝的权力应该有所制约。民众没有权力，百官也没有权力，让谁来制约呢？皇帝只怕祖宗和上天，于是，董仲舒就推演出一套天人感应理论，作为皇帝的精神枷锁，来制约皇帝的权力。这是儒家传统的"神道设教"。好象是有神论，而实际上完全是政治哲学，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借用天神的权威来讲自己的政治道理。无论是出发点还是归宿，都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因此，应该说董仲舒政治哲学的内容是实际的。从实际出发，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进行的理论探讨，与唯物论思维有什么不同呢？ 朱熹没有讲天人感应，被定为唯心主义者，原因是他说了"理生气"。 相反，他的论敌陈亮却象董仲舒那样，经常给皇帝讲天人感应。而学术界认为陈亮是功利学派，属唯物主义者。汉代讲天人感应是唯心主义，到了宋代，讲天人感应，却变成了唯物主义。这是怪事。同样在宋代，讲天人感应的陈亮是唯物主义，而不讲天人感应的朱熹成了唯心主义。又一怪事。有的人可能说，陈亮虽然讲天人感应，而所要论证的观点却是功利性的，有实际意义，内容是现实的，天人感应只是为了论证而采取的理论形式。董仲舒也正是这样。陈亮是唯物主义的，董仲舒也当然是唯物主义的。这里只提到几个人，我们就可以看到，由于滥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造成怎样的思想混乱。如果把中国所有的哲学家都加以这样分析，那就可能使人头晕脑胀。 明代哲学家王守仁提出要破心中贼，就是要解决思想问题，要改变观念。这不是探讨宇宙本原，而是做政治思想工作。当然不存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也经常要做政治思想工作，怎么会是唯心主义呢？他讲心性修养，又带兵打仗，是有明一代文人带兵的杰出人物，在浙江余姚有后人为他立的"三不朽"碑，认为他是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典型人物。这样重要的人物岂可以一个"唯心主义"了得？ 有的人认为，过去把唯心主义贬得太低，今后提高唯心主义的地位，也就没有问题了。我的本意不在地位高低问题上，我认为用西方的、简单的方法来评论中国古人，容易抹杀这些人物的特殊性，掩盖了他们的优点与长处，使他们变成不完全的人物。哲学是个性化的，任何两个哲学家都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如果一样，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因此，我以为，研究这些人物，应该从现存的资料出发，客观地研究他们的思想，然后加以分析，肯定好的，剔除过时的，才能比较真实地再现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的面貌，对现代也才有参考价值。过去半个世纪，已经给社会留下一批很不完整的中国哲学家的面貌，我希望学术界同仁今后花一些气力，来纠正这种不正确的偏向，恢复很有特色的中国哲学家的真面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