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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是一个乍看十分简单、深究起来却又非常复杂的概念。我们常常日用而不知，不知儒家文化是什么；习焉而不察，不察儒家文化究竟有哪些基本的内涵和特点。尽管这并没有妨碍我们对儒家文化概念的使用，没有妨碍我们对儒家文化与其他异质文化做比较研究，乃至于进行沟通、交流、对话，——这时，我们的脑海里有一个儒家文化的意象，这个意象如同“道可道，非常道”一样不可言喻、言传，一旦我们试图用语言表述出这个意象，往往反而弄巧成拙，增添了一份“你不说我还明白，你一说我反倒糊涂了”的尴尬。但是，为了言说的逻辑要求，我们仍需要对儒家文化做一番梳理分析的工作。 一、定位 儒家文化不同于儒学、儒术、儒教、儒家文明等概念，但又与这些概念密切相联系。梳理一下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认识儒家文化的定位是很有必要的。 儒学、儒术的概念，最早见于《墨子》一书，二者的含义十分相近。儒学是指儒家的学说。儒术，也同样是指儒家的学说。这类似于《庄子?天下篇》里的“道术”概念，“道术”即有关道的学说。但是，仔细分辨一下，儒学、儒术又略有差别，——主要是学与术的差别。梁启超1911年作《学与术》一文，即已指出：“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学与术的关系，相当于体与用的关系。学之为体，在于以概念、范畴、原理等等解释世界，认识世界，表现出理论理性的特征；术之为用，在于以原则、方法、程式等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带有工具理性的特征。换言之，学侧重于认识论，术侧重于方法论。儒学与儒术亦有类似的差别。不过，应该指出，儒学比儒术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正当性。有其学必有其术，有其体必有其用，学术合一，体用不二，所以提及儒学，可以兼摄儒术。儒学兼摄儒术，有逻辑上的正当性；反之，儒术兼摄儒学，不具有逻辑上的正当性。在中国思想史上，儒学渐渐流行开来，成为普遍适用的概念，儒术则湮没不彰，原因即在于此。 儒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它有三个义项：（1）指儒家的思想学说；（2）指儒家的教化；（3）指以孔子为教主的宗教。 就第一个义项而言，儒教与儒学为同类，可以相提并论。就第三个义项而言，儒教究竟是不是宗教，一直存有争论。我的看法是，儒教不是宗教。儒学有宗教性，由于儒学宗教性的作用，儒家内部一直存在一种时强时弱的宗教化倾向、宗教化趋势，然而，儒学的宗教化倾向始终受到儒学意识形态化的抑制，儒学的宗教化趋势始终受到专制主义的抵制。所以，儒家的宗教化努力付诸流水，儒学始终没有变成宗教。由此可见，儒教的第三个义项是有名无实，在这里可以忽略不计。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儒教的第二个义项，儒家的教化。 包括儒术在内的儒学，掌握在儒家知识分子手里。如同孔子说的匏瓜不能系而不食一样，儒学不是束之高阁的理论，儒学必须走向社会，普及于社会，必须发用于修己安人。这是儒学的内圣外王的逻辑决定了的。儒学走向社会，普及于社会，为大众所了解、认可、接受，一个重要的路径和方式就是教化。教化是陶冶心灵、塑造人格、改变生活方式的有效路径。教化，依其作业方式来说，有两种，一种是以美德感化人心，一种是以义理启迪人心。这是教化的入手处。所有的教化，无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都从“攻心”开始，以知人心、明人心为要务，因为这是决定着教化成败得失的第一步。一般来说，教化的这两种方式大多是交替使用，但也有分别，比如，儒家侧重于以美德感化人心，佛教侧重于以义理启迪人心。儒家相信道德的作用和力量，把立德摆在了第一位，认为道德是做人的根本，强调先做人后做事，做人需要道德，做事需要知识，知识从属于道德。佛教是义理的存在，佛法揭示人生的真谛，——这同样也是生命的学问，却完全不同于儒家探讨的德性知识。佛教教化的第一任务就在于教人证得人生的真谛。人对于真理的追求并不亚于对于道德的崇奉。康有为曾经惊叹佛教义理的强大，他说：人之亲莫过于骨肉之亲，然而佛教立一义，却能让人弃家出世，夺人骨肉之亲。儒家和佛教所代表的这两种教化，显然有着重义理和重道德的差异。 儒家教化是世俗教化、道德教化。儒家劝人向善，教人修心养性，开发内在的良知，充实自己，完善自己，提升自己，做一个君子、贤人乃至于圣人；然后，以先知先觉启发后知后觉，再以一言一行皆彬彬有礼示范于人，使得儒家的价值观成为人们普遍认可和接受的东西，并确立为言行的标杆，这样一来，上行下效，风吹草偃，就可以移风易俗，化成天下，造就一种儒家文化。 因此，儒家文化是儒学下移，普及于社会、普及于大众而形成的文化。如果儒学仅仅停留在儒者的小圈子里，它通常被视为一种思想、学说，很难说它是一种文化；即便勉强算作一种文化，那也是一种仅限于儒者小圈子的精英文化。儒者只是社会精英的一小部分。儒学只有走出儒者的小圈子，来到社会，深入到大众之间，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东西，推行礼教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倡导仁义改变了社会风气，才会从儒学那里孕育出儒家文化。这使得儒学第一次获得了另外一种存在形式，是儒学创立以来发生的极其重要的一变。 儒学的这一变，实现了儒家教化的目标，造就了儒家文化，但是，儒家并不以此为满足。儒家除了教化民众、移风易俗以外，还有着政治上的诉求：治国平天下。儒家要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诉求，必须登上政治舞台，“学而优而仕”，获得为政的机会和条件。正如人们所熟知的，儒家很容易地做到了这一点。两汉时期，儒者纷纷入仁做官，他们以孔子思想为指导，在其位谋其政，一方面借助于政府的力量，成功地把儒学推到了独尊的地位，使其上升为官学，变成全社会上上下下都尊奉的意识形态，在思想文化领域占居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又将儒学视为国家和社会制度安排的宪法（法典、法度），极力推动儒家的理念、原则、规范等等入法、入典章制度，使其成为重建和整合社会秩序的基础，于是，儒家的“三纲六纪”和繁文缛节的礼便以国家法典和社会制度的形式被固定了下来，这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一家学说的制度化。儒家学说的意识形态化和制度化，在已有的儒学和儒家文化之外，创造了又一种全新的存在形式——儒家文明。 儒学、儒家文化、儒家文明是三个依次递进、密切关联的概念。从儒学到儒家文化再到儒家文明，表明了儒家扩张的秩序和限度。就儒家扩张的秩序而言，儒学自身的充实、发展，以及儒者推动的教化和普及，作为综合因素，导致了儒家文化的产生；而在儒学和儒家文化共同构筑的基础上，儒学的意识形态化和制度化，又导致了儒家文明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后者的产生必以前者的充分发展和全部发展为基础。正因为如此，儒学、儒家文化、儒家文明三者构成了上行兼容的关系：儒家文化包括了儒学，儒家文明包括了儒学和儒家文化。就儒家扩张的限度而言，到达儒家文明，意味着儒家扩张的终结：儒家文明是儒家创造的最后的存在形式，从此，儒家的扩张只有量的增加，而没有形式的改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