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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及先秦儒家与科技的关系，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李约瑟在该著作的“导言”中说：“我们将从儒家开始，以示尊崇，因为它在后来一直支配着整个中国的思想，虽然它对于科学的贡献几乎全是消极的。”[1]接着，在该著作的第九章“儒家与儒家思想”中，李约瑟又明确地指出：“儒家有两种根本自相矛盾的倾向，一方面它助长了科学的萌芽，一方面又使之受到损害。”[2]所谓“助长了科学的萌芽”，主要是指儒家发展教育以及孔子在知识论上倡导理性精神；至于使科学“受到损害”，首要的证据是孔子反对“樊迟学稼”。 说儒家“对于科学的贡献几乎全是消极的”，这显然过于武断。即便是在同一著作中，李约瑟还以大量的篇幅讨论了朱熹理学的科学思想，对朱熹理学与科学的关系以一种肯定的方式予以高度的评价。其实，从李约瑟该著作的全部内容看，他所说的使古代科学受到损害的“儒家”主要是指先秦儒家。但是笔者认为，即使是先秦儒家，甚至孔子反对“樊迟学稼”这一事例，是否真的使中国古代科学受到了损害，这尚需作进一步的分析。 中国古代科技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中发展起来的，并且曾经得到迅速的发展，而领先于世界；假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是一种鄙视科技的文化，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又怎么可能会有迅速发展的科技呢？反之，在一个科技迅速发展的社会中，鄙视科技的文化又如何能够成为主流文化？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假如以孔子反对樊迟学稼为据证明孔子以及儒家鄙视科技这一推论可以成立，那么，所鄙视的应当首先是农业科技；然而，在中国古代科技体系中，农业科技恰恰又是最为发达的，“中国古代农学著作之丰富，实为世界第一，约有5、6百种之多”[3]，这一历史事实又当如何解释呢？ “樊迟学稼”出自《论语·子路》：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其实，孔子反对樊迟学稼是否可以证明孔子鄙视科技、否定科技的重要价值，这是需要作进一步讨论的。 关于孔子反对樊迟学稼，曹魏时期何晏的《论语集解》引包氏所言：“礼义与信足以成德，何用学稼以教民乎？”北宋邢昺的《论语注疏》也说：“夫礼义与信足以成德化民，如是，则四方之民感化自来，皆以襁器背负其子而至矣，何用学稼以教民乎？”都认为孔子反对樊迟学稼，是因为在孔子看来学稼与成德无关。 后来的朱熹则说：“樊迟学稼，当时须自有一种说话，如有为神农之言许行‘君民并耕’之说之类。”[4]所谓“许行‘君民并耕’之说”，可见《孟子·滕文公上》。农家许行主张贤君“与民并耕”，孟子以社会分工的道理予以反驳，并且说：“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朱熹把“樊迟学稼”与许行的“君民并耕”对应起来，以说明孔子反对樊迟学稼与孟子反对“君民并耕”是同样的道理，都是依据社会分工的道理。 元代有儒家学者陈天祥著《四书辨疑》，其中就孔子反对樊迟学稼作了说明，他说：“盖樊迟在夫子之门，不问其所当问，而以农圃之事问于夫子，夫子以是责之耳，非以农为不当为也。”[5]他认为，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只是责备樊迟“不问其所当问”，并不存在鄙视农业、鄙视农业科技的问题。 据此，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第一，作为教育家，孔子要培养的是道德高尚的君子，《论语·述而》说孔子以“文，行，忠，信”教育学生，要学生通过学习《诗》、《书》、《礼》、《乐》，成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6]的君子。从这一教育目的出发，孔子难免会反对学生学习与他的教育目的无关的知识。现代教育讲德育与智育（包括科技教育）的统一，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这对于当时的孔子来说是不可能想到的。孔子之前，学在官府，主要的教育内容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当然不可能教授与之不相干的农业科技知识。孔子虽然开私人讲学之风，但在教育内容上是不可能做出太大改变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并不反对学习科技知识。对于在学习《诗》、《书》、《礼》、《乐》过程中所遇到的科技知识，孔子不仅不反对，而且鼓励多学。孔子曾在教弟子读《诗》时说过，学《诗》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7]；而“六艺”中的“数”实际上也包括了古代的数学知识。可见，凡是与培养高尚道德有密切关系的科技知识，孔子还是非常重视的。因此，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可以理解为反对学生学习与教育目的和教育内容无关的知识，反对与成德无关的东西，而不能简单地从中得出孔子鄙视科技的结论。 第二，孔子不希望他的弟子学习农业科技知识，这只是表明他个人对社会各种不同的事业或职业的偏好。社会分工，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就个人选择事业或职业而言，存在着是选择体力劳动还是选择脑力劳动的问题，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偏好和价值观。从全社会来看，必然会有人选择从事脑力劳动，因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只是分工不同，选择从事脑力劳动，这本身并不等于就是鄙视体力劳动。事实上，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并不是出于他对体力劳动以及农业科技的鄙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他的价值观和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在孔子看来，义的价值要高于利，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8]；道德理想的价值要高于实际技能，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9]。因此，孔子之所以偏好脑力劳动，反对樊迟学稼，那只是希望自己的弟子能更好地为社会做出较大的贡献，并不存在鄙视体力劳动的问题。不愿意学习某种知识，不等于鄙视那种知识；不愿意从事某种事业或职业，也不等于鄙视那种事业或职业。 第三，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孔子不希望他的弟子学习体力劳动的技能，并不等于他看不到农业在整个社会中的基础地位，看不到农业科技对于发展农业的重要性。比如，据《论语·子路》中记述，孔子到卫国，“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又比如，据《论语·颜渊》记述，“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显然，要“富之”，要“足食”，在当时就是要发展农业，当然也就离不开农业科技。孔子还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10]这里的“时”就是指农时。要求百姓按照农时进行农业生产，也就是要求遵守农业生产的规律，就是要依据农业科技知识。由此可见，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并不等于他否定农业科技对于整个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孔子反对樊迟学稼虽然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并有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但是，并不能简单地以此认为孔子鄙视农业科技，鄙视科技知识。 此外，从中国古代科技尤其是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看，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实际上并没有产生多少负面的影响。北魏时期的农学家贾思勰在其所撰的农学著作《齐民要术》，其中说道：“樊迟请学稼，孔子答曰：‘吾不如老农。’然则圣贤之智，犹有所未达，而况于凡庸者乎？”[11]按照贾思勰的理解，孔子因自以为在农业生产上不如老农，所以才无法教授樊迟学稼；而且，连具有圣贤智慧的孔子都不如老农，那么凡庸者就更是如此了，因此应当学习农业科技。唐代重要的农学家陆龟蒙著《耒耜经》，其在“序”中说：“孔子谓：‘吾不如老农’，信也。因书为《耒耜经》以备遗忘，且无愧于食。”[12]陆龟蒙认为，孔子说自己不如老农，这是实话，所以应当要研究农学。宋代重要的农学家陈旉著《农书》，有洪兴祖作“后序”，其中引陈旉所说：“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先圣之言，吾志也；樊迟之学，吾事也；是或一道也。”[13]显然，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实际上并没有成为古代农学家研究农业科技的障碍。 无论古代农学家们对孔子反对樊迟学稼作如何解释，无论他们的解释在今天看来是多么的“不符合”逻辑，但至少可以肯定，他们并没有把孔子反对樊迟学稼与他们研究农业科技对立起来。由此可见，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实际上并没有对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 注释： [1]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2]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12页。 [3] 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23页。 [4] 《朱子语类》卷四十三。 [5] 陈天祥：《四书辨疑》卷八《子张第十九》。 [6] 《论语·述而》。 [7] 见《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8] 《论语·里仁》。 [9] 《论语·卫灵公》。 [10] 《论语·学而》。 [11] 贾思勰：《齐民要术》“序”。 [12] 陆龟蒙：《甫里集》卷十九《耒耜经》。 [13] 见陈旉：《农书》洪兴祖“后序”。 注：本文摘自笔者著《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中华书局2002年12月版）第27～3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