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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文采加训诂家的眼界加愤青的心态等于《丧家狗：我读“论语”》。 在拜读李零先生这部近著后，我只能用这样一个等式来加以概括描述。 先说作家的文采。上海有个叫江晓原的教授写过一篇文章专门称赞李零先生文章写得好，结尾好像是说“为什么现在看《读书》的人越来越少了？因为李零先生已经不给它写稿了。”他们专业有交叉，互相读得比较多，但我并不认为这属于戏班子里的喝彩。《读书》读者减少的原因不得而知，但跟“读书体”你可以不喜欢但很难说不好一样，李零先生的文章你可以说怪怪的但不能不承认它别具一格。跟苏东坡不同，对于已有《花间一壶酒》等博得天下文名的李零来说，这些夸他文章好的马屁应该还是能够招呼到马屁股上舒服如春风拂面。私下感觉，就学者和作家这两种身份，李零先生似乎对后者比对前者还要更在意一些――至于究竟是时代之故还是天性使然就更不敢妄加揣测了。这两种性向的冲突和平衡或平衡和冲突，是了解传统文化人心理的一个有趣视角。 再说训诂家的眼界――这是重点。训诂就是识文断字。朴学强调“读书先识字”。惠栋说：“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我们做中国古代思想的，识字不多，知道必须站到训诂考据家的肩膀上把东西看清楚明白了，才有思考想像的材料和方向。像近些年蔚为大观的“郭店简”、“上博简”讨论，就主要是借助训诂考据工作者的文献整理才收获自己的成果的。我跟李零最近一次照面即是在上海听他讲《淄衣》、《诗论》等。别的都忘了，但报告厅里的投入认真以及心底的钦敬和感激却还十分清楚的记得。上海博物馆邀请委托李零先生主持整理工作，反映了学界对其专业素养的高度认可和信任。 但是，即使按照过去的说法，传统学术也区分为考据、词章和义理三个层面。训诂属于考据，专于也限于识文断字，所谓饾饤既是自嘲也是写实。我这里所谓训诂家的眼界，其特征简单说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为正如人不能还原成胳膊大腿或者猴子，一篇文章也不能还原成字、词、句，它还有脉络和意义。这也就是陈寅恪要争取“乾嘉诸老更上一层”的原因。虽然立足字义阐释经义也有人做出过成就，但它毕竟不意味着考据之学即等于义理之学或可以代替义理之学。说过“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的张之洞同样说过“由经学入史学者，史学可信。”但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似乎是想沿袭当年古史辨学派的套路（参见该书“总结三”），相信可以用训诂的方法还原“论语”文本和孔子符号的“真相”，进而通过真与假、活与死的二元区分以解构否定其义理内涵和文化价值。管窥蠡测，自然不免盲人摸象之讥。我们来看书中的几个命题。 该书第343页云：“孔子是怎么变成圣人的？是靠学生。他是靠学生出名。”且不说李零将作为明哲之士的圣人与作为有道之君的圣王互训或混为一谈只是他一家之言，也不说孔子博闻多识，删诗定礼著春秋，继往开来，金声玉振，当世已有圣人之称，单就老师靠学生出名这一点来说，与之相先后并称显学的墨家学派，子墨子的学生应该也不少吧？做官的也不少吧？组织得也更加严密吧？对于开创门派的“巨子”的宣传与效忠应该也不输于儒家吧？子墨子怎么没有成为圣人？为什么不仅没有成为圣人而且很快归于歇绝？情感色彩虽然各不相同，但是认为原因在于它们的思想主张与社会结构及生活需要的关连度或契合性上却几乎是相同的。汉代“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因为统治者意识到“攻守异势”需要“偃武修文”了。变化的后面实际反映着朝廷与社会的博弈以及内政外交平衡的需要。这些玄机以李零之才学自是不言而喻。如果董仲舒可以勉强说成孔子学生，汉武帝也是么？即使“你太有才了”恐怕也说不圆通吧？也许有人要说，李教授这里本就是将古人当酒杯浇自己心中的块垒――今天靠学生出名的老师多么可恶！是的，这些我也觉得可恶，可是这种骂法难道深刻？难道有趣？难道不很有些阿Q？该书324－325页对“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议论同样属于“批判现实，歪曲传统”的例子。前面清清楚楚说明“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原意是“当官如果有余力，要学习；学习如果有余力，要当官”，接着笔锋一转描述了现在“学问大了”则当官，当了官学问就变大的情况，再然后跳出一句脆生生的议论：“谁说中国传统中断了？”情绪宣泄得很爽！可这一板子抡向古人屁股的同时，自己脸上应该也是火辣辣的吧？ 李零认为存在“活孔子和死孔子，真孔子和假孔子”，“汉以来或宋以来，大家顶礼膜拜的是人造孔子……孔子也要打假。”总之，活孔子是“丧家狗”，死孔子是“道具、玩偶”；真孔子是“教书匠的祖师爷”，假孔子是“历代统治者的意识形态”。（第11、12、13页）这里涉及的东西很多，难以说深说全。“道具、玩偶”的一个意思是“符号”和“象征”，一个意思是“被操纵”和“被利用”；二者的意思是不尽相同的。简单的讲，“死孔子”应该是同时具有这二重意义，并且，之所以“被操纵”和“被利用”，前提是其本身具有某种“符号”和“象征”的意义。――要知道，汉承秦制，是在“纯用霸道”力不从心的情况下才稍稍妥协，与三老及孝悌、力田社会有机力量结合共治天下的。正是这样一种调整，才使春秋战国以来的分裂中国抟聚为一个政治与文化的有机体，成为今天民族和国家的基础。明乎此，则将孔子、儒学以“历代统治者的意识形态”视之的偏颇之失也就显而易见了。至于说假孔子“替皇上把思想门，站言论岗”，也许，但同时也应指出，这个“假孔子”同时也是皇上思想言论的调控者，虽约束力有限，却是一个口头上必需承认的价值标准――看看“汉诏多惧词”就知道的。把“从乌托邦到意识形态”当成知识分子的宿命，既不全面也不是事实，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反例。 “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第11页）是李零用训诂考据“打假”的方式、目标和成果。实际这三点无论从哪方面说都十分可笑。政治、道德、宗教构成《论语》最基本的思想内容，除非关上门在家卡拉OK，到教室讲课你怎么“去”得了？李零试图用一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证明孔子是政治冷漠者，实际这句话完全也可以做政治学的解读――并且更合适，因为对于古典思想家来说，政治是其最基本的存在方式。训诂学做减法，它某种程度上可以如奥康剃刀般删汰一些无根浮辞；人文学做加法，对经典与生活和时代的互动及其意义生成给予阐释和说明。孔子、《论语》这样一种基本经典不仅在内容维度上具有层次性，在时间维度上也具有开放性。从人文学看，“人造孔子”不仅不是“特没劲”反而是极富价值：人们为什么不造墨子韩非而造孔子？不造孔子历史社会又会是怎样一种图景？近代为什么不造了？今天，现代性深入全球化扩展的语境里怎么又有人（如费孝通等）重提再造孔子？李零反对，难道真只是为了学术打假而没有其他深意么？等等等等。 读者或许要问：聪明如李零，怎么会提出如此荒唐的主张？难道训诂学误人竟致如斯？当然不是。真实的原因就是――愤青心态！这在我读《放虎归山》、《花间一壶酒》时还只是一种直觉，这本《丧家狗：我读“论语”》把它坐实了。该书第4页说：“我的态度，回想起来，和如今的‘80后’有程度的不同，无本质的不同。”他认为安乐哲帮孔子说好话是“挖空心思”，属于“西人的流俗之见”；而对一幅调侃孔子的图画则引王朔“你譬如孔子，搁今天就是一傻逼……”为证。（第43页）也许“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王朔们看来确实是卑之无甚高论，但苏格拉底的“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自己一无所知”岂不同样傻逼？《圣经》的“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岂不更是疯狂？猴子变成人不只是因为直立行走，还因为一点一点的“文”以“化之”。孔子、苏格拉底和《圣经》，就是那最初、最基本的“文”。 至少我经验中的“80后”似乎并不这样。李零说自己“文革受过刺激”，这应该才是其所以成为愤青的深层原因――跟王朔、王小波一样。愤青据说有“左愤”和“右愤”之分，但基本的心理结构应该是相近似的，即情结（complex）支配思维，这个心理阴影可能是怨恨和逆反也可能是自卑和自傲，差异只在其发泄对象有所不同。有人拿李零的解构孔子（有位“自由主义”作家在表达其自己的欣赏之后，也认为该书“解构”得有些过）与鲁迅相比，实际二者是不相伦类的：鲁迅的反传统是作为民族魂基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愤激，本身就体现着某种光泽；李零的解构则是对一切“宏大叙事”的质疑与嘲弄，其情绪是个人性的，其尺度也是个人性的。这点由二人的行文以及行文中流露出的情绪可以看得很清楚：鲁迅的文字后面有一股力道撕开黑暗使你不能不面对并在面对中变得坚强；李零的文字后面则是一个文人以临渊为深以立异为高似谦卑而极自负时而自怨自艾时而自伤自赏给人的感觉如豆腐掉到灰里面吹不得打不得也吃不得，怪怪的！有位朋友说他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最缺的就是理想主义。座谈会上他表示不理解李零“怎么会把一个心里坚持理想的人说成丧家狗？”我说，于丹把《论语》熬成一锅心灵鸡汤，反映的是她自己的理解能力；李零将孔子描述为丧家狗，也是把自己的心量当成了孔子的精神和事业。 突然想起苏东坡和佛印的故事：心头一尊佛，看到的就是佛；心头一堆粪，看到的就是粪。也许我脑子里全是王朔、王小波吧，突然觉得李零教授很像是学界王小波或王朔，不知他对此会不会也像孔子听到郑人说自己像丧家狗时一样“欣然笑曰：然之哉然之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