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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听说这个剧本是您最先倡议搞起来的。那么我想问一下，当时倡议搞这个剧本主要是想向公众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呢？ 陈明：施琅的电视剧是我最先倡议的。因为我一直关注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在世界海洋年的时候搞过一本《钓鱼岛风云》和一本《不承诺放弃武力》的书，但有关方面不准出版。于是就跟几个朋友出钱，请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博士生肖伟中、梅然把马汉的《海权论》翻译出来了。后来在《战略与管理》看到军科院战略部一位研究人员写的关于康熙统一台湾的文章，我就找来了这方面的书刊。施琅就是在这时在我心里扎下根。当广东一家影视公司的朋友到北京来找题材问到我时，我就把颜廷瑞的《威震台海》送给她。她觉得不错，我就联系到在沈阳军区政治部创作室工作的颜先生，把这本书的影视改编权买了下来。但有关方面那里还是批不下来。直到有一天接到福建电影制片厂电视部主任郑文昌的电话，说他们能解决审批问题，希望我能把《威震台海》的影视改编权转让给他们。于是，在两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就在央视看到了《施琅大将军》。 我策划这个选题，主要是想唤起国人对台湾问题的关注，其次是想振作决策层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意志力和决心。当然，我相信这个电视剧肯定能够挣钱，因为它本身既有很多的戏剧性因素，又有很多可以“影射”的东西。譬如说，满清由外来政权渐渐认同传统，李登辉由国民党蜕化为台独；为了解决台湾问题，康熙开始选用有才干的汉人出任军事实职等等等等。我曾跟广东老板开玩笑说，要是我来执笔，会看得叫人大呼过瘾的！ 记者：因为牵涉到历史上的满汉之争和现实中的台海问题，电视剧《施琅大将军》一经播出，就立即引发各方关注和猜测，随之网络上展开了一场对施琅历史定位的激烈争论。引发这么大的争论，是否在您的意料之中？有评论认为这是新儒家与汉族主义者激辩，您认为是这样的吗？为什么？ 陈明：现实中的台海问题已经是糟得不能再糟了！造成这一僵局的原因很复杂，但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民进党及其支持者不认同中国，而美国、日本出于地缘政治和各自战略利益考量在背后撑腰。但我想，在这个涉及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问题上我们是不应退也不能退的，必须拿出与挑衅者血战到底的气概。什么正中台独分子下怀云云，纯属胡扯！你怎么知道的？你说出个子丑寅卯我听听？我跟不少台湾人有过接触，有的就说，“你不打，我就独”。这种意志的对撞，没什么道理好说――他们难道有什么道理吗？！ 满汉之争，下一个问题里说吧。这种争论的出现在最初是没想到过的。但近一年来，看了一些“汉服秀”和一些泥古不化的原教旨主义者看似慷慨激昂实则脑子进水的宣言声明之后，我已经有所预料了。 新儒家和汉族主义者辩论？汉族主义者？头一次听到。他们除了寻章摘句，就是破口大骂，哪有半点主义可言？如果我算是大陆新儒家，我才不会跟他们去辩什么辩呢。在轻蔑嘲笑之余，我只想说，他们的表演现实危害性很大很大，可轻视不得！ 记者：有许多人认为施琅是汉奸，您认为他是吗？为什么？ 陈明：当然不是！ 说他是汉奸，无非是根据两点：1，他反对郑成功；2，他帮助康熙打败“明郑”政权。首先，他与郑氏家族的矛盾是私人性的，不能如此上纲上线；而郑氏后人，不仅不再有兴复之志也无反攻之力，甚至图谋分疆裂土，另立乾坤。不错，皇帝在古代中国相当程度代表着国家认同或者说在经验意义上是国家人通的象征，但理论上国家认同的标志是“社稷”，社稷坛是土地及其所产之物。皇帝与社稷显然不是并列的同一的概念，我们把公忠体国的士大夫叫做“社稷之臣”。其次，投奔清廷；这时的清廷已经全面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并且通过执政政绩和文化归化逐渐获得了自己的政权合法性，已经由一个“入侵者”转换成为“统治者”。这样一种历史事实是很难纳入某个逻辑架构定性的。西部许多的民族曾经都是佛教徒，对“异教”的入侵做出了拼死抵抗。但在血与火的激逼下皈依伊斯兰教之后，现在已成为虔诚的穆斯林。除了一声叹息，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吗？如果要把“原罪”无限追溯下去，那吃俸纳粮的全国人民岂不都成汉奸了？所以施琅出仕清廷无可厚非。 记者：反对者认为，《施琅大将军》是“愚蠢的电视剧”，“正中台独分子的下怀”。您是怎么看的？ 陈明： 前面已经说过，这纯属胡说八道。台独分子最怕的是全国人民制止台独事变的意志和决心！甚至能力都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有了意志和决心，能力是可以改变提升的，一次打不下，可以再来第二次第三次。这就叫血战到底。有了这种气概，别说台独分子，相信就是那些想在台湾问题上占便宜的其他各种分子，也会要三思而后行的！当然，软实力方面，我们也应该作些实实在在的工作，如政治改革等等，对于广大的中间派来说那是一种感召力。 记者：厦门大学历史系罗耀九教授撰文指出：“有的论者为历史上的民族败类翻案，主观上也有为当前的政治服务的意图。”您是怎样看待他的这一论断的？或者说《施琅大将军》是因为公众对台海问题的关注，从商业的角度来看把它作为一大卖点？ 陈明：这位教授已经将施琅定性为民族败类，所以跟他讨论没什么意思。但是，他由此推断“为当前的政治服务的意图”，却应该说得明白一点，拿出证据，给出论证。我看他这是虚晃一枪，只是为了表达他个人对施琅的否定――他以为别人也跟他一样讨厌施琅，只是为了拍马屁才把施琅写成好人。这完全不成立。 至于“为当前政治服务”本身，是个歧义性很强的说法。我的“影射”就是“为当前政治服务”，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毛泽东给秦始皇翻案、鲁迅给曹操翻案，各有其立场、根据，你表达你的反对，也亮出你的立场，拿出你的根据就是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嘛！ 资本永远追求利润。我向广东老板推荐施琅的时候，既因为我喜欢，也因为我相信它能挣钱。这种社会效益经济效益都好的事，哪找去啊！ 记者：罗耀九教授同时也提到，“简单的历史类比方法不是科学的史学方法，说明不了任何问题。”这样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争论的问题不仅仅是剧本本身的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历史观、史学方法的问题。您觉得对一个电视剧本的评价用科学的史学方法来作为评价标准，是否妥当？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了，您提出：“应该把施郑两家的恩怨跟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区分开来，把施琅的私德与收复台湾的事业区分开来，把康熙作为国家的代表者与满汉的冲突区分开来”，这是否就是您想通过这个剧本向公众传递的信息？您觉得对这些关系做出区分的意义在什么地方？ 陈明：剧本是不能传达这么复杂的意义的。书和剧本都与我无关，他们的主题我不是很清楚。我这里的这种区分是为了回应那些对施琅的攻击，因为还有些人扯到了岳飞等等。他们的思维架构太过简单，似乎是在用脚趾头思考。施琅做的无非是维护国家版图的完整，而这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有利的。说什么按我这种逻辑也会给汪精卫翻案，他的行径与此挂搭得上吗？ 所以说这种区分的意义主要是理论上的。再补充一点，我在网上跟帖说，政权既已暂失，岂能再容金瓯永阙？为土地而战，并不意味着即是对政治道义性的放弃；二者不在同一层面。也许不太恰当，文革时期在珍宝岛冲突中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孙玉国难道不同样是爱国英雄么？ 记者：有人批评您“把历史主义与实用主义混为一谈，完全失去了站在华夏文明本位的立场原则。无论出于什么动机，都是可鄙的。”有人甚至斥责您“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而我们看到您对此的回应是“历史是生长的，民族是建构的，文化是开放的。”请问您怎么看待现在网络上对您的这些批评？能否详细解释一下您所说“历史是生长的，民族是建构的，文化是开放的”的用意。 记者：骂我的人和话多了去了，我从来不往心里去。因为我心里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知道他们脑子里缺的是什么。华夏文明本位的立场，他们说得清楚么？即使他们在道德上无懈可击，但关键时候也不过是“一死报君王”的可怜虫。 我说历史是生长的，是指那是一个人际、族际间生命力和利益的消长博弈的过程，就像树木发育江河流淌，随形成势随物赋形，没有什么一定之规；民族是建构的，是指在前一基础上，民族的血缘规定性是既是绝对的也是相对的，在二者间维持必要的张力：一方面承认“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智慧，一方面汉族的血缘纯粹性最低的事实也必须承认尊重并以肯定接受的胸怀处之。文化是开放的则以前面这两点为基础，儒家学说具有强烈的“情境主义”特征，即它总是就事论事，而慎作全称判断。它有时强调血缘如称道管仲，有时强调文化如夷狄而进于礼乐则中国之，这就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时之义大矣哉，我们应该“法圣人之所以为法”，与时俱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