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些年来，国际学术界、宗教界热烈地讨论了全球伦理或普世伦理的问题，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观点。作为全球伦理观点提出者的代表，孔汉思对普世伦理作出这样的界说：全球伦理不是指一种全球性的意识形态，也不是一种超越一切现存宗教的单一而又统一的全球性宗教，更不是指一种一切宗教的混合物。全球伦理所要做的，是要阐明各种世界宗教尽管有种种分歧，但在人类的行为、道德的价值和基本的道德信念方面，已经具有的共同之处。换言之，全球伦理不是要把各种宗教简化为最低限度的道德，而是要展示世界诸宗教在伦理方面现在已有的最低限度的共同之处。它不是要反对任何人，而是要邀请所有人，信教者和不信教者，一起来把这种伦理化为自己的道德，并且按照这种伦理去行动[1](p1-2).对孔汉思的这种观点，有不少异议。异议之一是，孔汉思想把信教者与不信教者统统划归到这种伦理之下，化为自己的道德，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但我认为如果以儒学为基础，却有可能造就出一种普世伦理。儒家伦理有成为普世伦理的可能性。
一、 中国文化有可能成为未来世界的显学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与日本著名学者池田大作对话时，提出了他对未来世界文化的一些看法。他认为，全人类发展到形成单一社会之时，可能就是实现世界统一之日。这种统一不是靠武力，而是靠和平。而和平统一一定是以地理和文化主轴为中心，不断结晶扩大起来的。这个主轴在东亚，中国的可能性最大。因为中国人在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显示出在政治上、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中国早在汉朝时，就把中国人民族感情的平衡，从地方分权主义持久地引向了世界主义。将来统一世界的人，就要像中国这样具有世界主义思想，同时也要有达到最终目的所需的干练才能。他主张，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汤因比的观点，得到池田大作的认同：“从两千年来保持统一的历史经验来看，中国有资格成为实现世界统一的新主轴。”[2]（p294-295）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致力于社会经济研究长达40多年，甚至自豪地认为自己是一个“商业通”、“市场通”，他在其名著《亚洲大趋势》中不无感慨地说：“在本世纪九十年代以前，西方还在主宰一切。他们制定了‘游戏规则’。日本人就是遵从了这些规则而获得经济腾飞的。但现在，亚洲人——除日本人外——是按照他们自己的一套规则办事，并同样稳操胜券。即使日本也将被新崛起的东南亚各国抛在后面，也会由强大的中国及海外华人势力控制经济发展的走向。”“当今，西方需要东方远胜于东方需要西方。”他在分析了亚洲的现代化不等同于“西化”，它呈现出的是特有的“亚洲模式”之后，主张这种亚洲模式不论现在或将来，都不会实行给国家经济带来极大负担的社会保险和福利制度。在亚洲的文化体系中，家庭照顾好每一位成员是首要任务，强调个人的责任感。在此背景之下，他强调考虑一个问题——是否应以这种亚洲式的个人与家庭价值观来带动全球的经济复苏呢？他本人考虑的结果是：“‘世界’一词过去曾意味着‘西方世界’。今天，全球大趋势迫使西方人接受一个事实：东方在崛起。东方人和一些西方人已开始明白，我们正迈向一个亚洲化的新世界。操纵世界的轴心已从西方转入东方。亚洲曾经是世界的中心，现在它将重振昔日风采。”[3](p4-8)这里的亚洲化的新世界，指的是儒家伦理与现代市场理性相结合而形成的亚洲模式指导下的世界。这些国外的知名学者所持有的观点是值得注意的。
不仅国外学者有持这种观点的，国内学者也不乏持这种观点的。季羡林先生是持这种观点的国内学者的代表。从20世纪80年代末，季羡林先生提出了一个“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著名观点，认为在21世纪，已经统治世界几百年了的、以分析思维为主要特征的西方文化，将让位给以综合思维为特征的东方文化。这当然不是说西方文化会被消灭，而是说西方文化不会像这几百年来那样是世界的主流文化，未来的世界主流文化，必将是东方文化。季羡林先生的这种观点，既有赞成者，也有反对者。反对者把季羡林先生作为“国粹”派的代表，把他划入“新文化保守主义”。实际上，季羡林先生绝不是国粹派，他并不是无保留地提倡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而是对中国文化中的落后一面有严厉批评的，如他的《我们的民族性出了问题》等文章，对中国文化中的消极东西批评得相当尖锐。他只是就思维方式方面来强调的，认为分析思维已经走到穷途末路，必需改弦更张，接受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方式。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已经被很多人所接受。国内如此，国外也如此。季羡林先生的这种观点，如果不被误解，显然是没有任何“国粹”派的因素的。
美国资深外交家赛缪尔?亨廷顿从文化冲突方面立论，认为未来世界，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教文化的联合，将对西方文化构成重大威胁，预言未来的世界大战，将不是武力的战争而是文化的战争。这种理论的偏颇，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文化冲突虽然会发生，但决不会成为主流，成为主流的将是文化交流。没有文化交流，就没有人类的历史。这是人类历史已经证明了的真理。亨廷顿的观点舍去其荒谬性的一面，从中可以透出的信息，是他不否认儒家文化会崛起在世界文化之林。
中国文化是否会在未来成为世界的主流文化或是显学，暂且不论。现在我们可以从眼前看到的一些迹象，很可能就是未来中国文化会成为世界主流文化的端倪。这就是世界范围的学习汉语热。近十年来，国外学习汉语或到中国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多。不仅发达国家的人学习汉语的多起来，而且发展中国家的人学习汉语的也多起来。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强大，进一步对外开放，汉语将成为新的世界语。从现在的发展势头来看，此话不会为过。汉语在世界范围传播得越来越广，中国文化的影响肯定也会越来越大，中国文化成为世界主流文化的时间也会越来越近。正如澳大利亚资深外交家李瑞智和黎华伦合著的《儒学的复兴》一书所说：“我们可以预见全球在一二十年的将来，一个人如果未学方块字及了解儒家的基本传统观念，将如今日不懂英文及掌握现代西方价值观及潮流一样的不利。”[4]（p81）此话现在看来绝非耸人听闻，而是一种带有前瞻性的科学预见。世界范围的汉语热，就是对此预见的最好证明。
二、 儒家伦理具有普世伦理的条件——宗教性与世俗 性的统一
对普世伦理之是否可能，国内学术界虽然有分歧，但学者们还是肯定，由于普遍的人性原则和理性及逻辑思维法则的存在，就有了普世伦理存在的哲学基础。而且，从目前来看，普世伦理已经具备了三个重要条件：全球一体化的必然趋势，为普世伦理的建立提供了经济基础，“地球村”的形成，必然会形成普世伦理，这是普世伦理形成的外部条件；价值观的趋同倾向必然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进程，越来越明朗化，尤其生态价值观在“大家共有一个地球”的全球意识下，已经基本形成，这是普世伦理形成的内部条件；普世伦理并不否认多元文化的事实，多元的民族文化，不仅不排斥普世伦理，而且还为普世伦理的实现提供文化资源和历史性的文化前提，因为所有民族文化中都有自己的伦理精华，体现出全球伦理的一致性，因此，“和而不同”就成为普世伦理可能存在的形式[5]。
有的学者指出，普世伦理不是宗教伦理，普遍的宗教伦理在当今世界不但是不合理的，而且是不可行的。未来的伦理价值观既不是前现代的神圣价值观，也不是现代主义的世俗价值观，而是神圣价值观与世俗价值观的结合[6] 。我对这种观点持认同的态度。因为当今的世界，既不是纯宗教的，也不是纯世俗的，而是宗教与世俗的结合或统一。或者说，当今的世界，既有宗教世俗化的趋势，也有世俗宗教化的趋势。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那么，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就只有神圣价值观和世俗价值观的结合，才能适应世界的需要。
能充当宗教价值观与世俗价值观结合的文化，只有儒家文化。因为只有儒家文化，既是宗教，又不是宗教。说它是宗教，因为早就有儒教之说。说它不是宗教，因为也有儒学之说。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在孔子还活着的时候以及他死后相当长的一段期间，只能称之为‘儒学’，没有任何宗教色彩。”后来孔子被神化了，“到了唐代，儒、释、道三家就并称为三教。到了建圣庙，举行祭祀，则儒家已完全成为一个宗教”[7]。由于儒学的这种两重性，致使到今天，有关儒学儒教的争论仍然没有解决。事实上，儒家文化中既有宗教的内容，又有世俗的内容。只不过其中宗教的内容往往被世俗的内容掩盖着，人们一般不易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香港孔教学院汤恩佳院长一直致力于恢复孔教的工作，而且在孔教学院属下的几所中学，身体力行孔教的基本教义，如五德仁义礼智信，八德礼仪廉耻孝悌忠信，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果。新加坡在中学宗教伦理课中，增设了儒家伦理的课程，也很有成效。他们的经验说明，以宗教的形式来推行儒学，更容易使儒学深入人心，使学生牢牢记住儒家的基本学说，按照儒家的学说，去实践做人的道理。“无法欣赏孔子的价值”的英国哲学家罗素，却不得不承认：孔子“与其他时代其他人种的教主相比，人们必需承认他具有极大的价值，尽管这些价值主要是消极的。他的体系，由他的追随者发展之后，成为一种纯属道德而非教条的体系；这个体系没有造就强大的僧侣队伍，也没有导致宗教迫害。他却理所当然地成功地造就了一个言行得体、彬彬有礼的民族。”结果就使中国人同时可以信仰两个宗教，“一个人可以是佛教徒，同时又是孔教徒，两者可以并行不悖”[8]。儒学的这种两重性，决定了儒学对外来文化的宽容。在儒学参与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儒学是不会与别的文化发生冲突的。而儒学所具有的宗教性，又可以使其他宗教徒感到亲切，被认为都是有信仰的人，容易被宗教徒所理解。这样看来，儒家伦理有可能成为普世伦理。
三、 儒家伦理中的普世因素
儒家伦理中是否含有普世的因素呢？答案是肯定的。
中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2000年10月接见参加“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大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二届会员大会”的专家时说：“儒家学说博大精深，包括了政治、经济、哲学、伦理、教育、艺术等方面的思想和主张，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繁衍、统一、稳定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都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有着超越时代、超越国界的深远影响。儒学的许多重要论著，特别是做人、处事、立国的至理名言，至今被人们广为引用。”李瑞环主席在这里已经接触到普世伦理的问题，“做人”、“处事”云云，都是伦理的问题。有关伦理的至理名言有超越时代、超越国界的深远影响，这就是普世伦理。
对儒家伦理中的普世因素，因为刚刚在探讨，所以提出者往往因人而异。
季羡林先生特别欣赏陈寅恪先生在《悼王国维先生挽词并序》中所说的一句话：“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因为“这里讲的实际上是处理九个方面的关系：国家与人民、父子、夫妇、父亲的兄弟、自己的兄弟、母亲的兄弟、师长和朋友。这些关系处理好，国家自然会安定团结”[9](p509)。“纲纪学说，如果运用得法，可能调节社会秩序，可以加强安定团结。国际上何独不然？”[9](p502)季羡林先生本人认为“我们东方文化是有些好东西，如中国古书上的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能做到这八个字，到共产主义也不过这个水平”。他说：“历史上讲宋太祖时赵普说过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话，有人说这是胡说八道，我看实际上用不了半部《论语》，有几句话就能治天下。”[9](p497)类似于季羡林先生所说的，《论语》中的几句话就能治天下，学术界有不少人是有疑问的。但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确实是很难做到的，可能由于这样的原因，这类话被当作道德金律。而且，在其他宗教里，也有大体一致的道德金律。如犹太教拉比希勒尔所说：“你不要别人对你做的事，就不要对别人做。”耶稣所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耆那教经典所说：“人应当对此世的事物无所用心，但对待此世的一切生灵，应该像自己想要得到的对待那样。”佛教经典所说：“在我为不喜不悦者，在人亦如是，我何能以己之不喜不悦加诸他人？”印度教经典所说：“人不应该以己所不悦的方式去对待别人：这乃是道德的核心。”[1]显然，这些道德金律都带有普世伦理的意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属于此类金律，有普世伦理的意义。
陈寅恪和季羡林两位先生可以作为老一代学者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早年都是在西方留学多年，但最后都对西方文化的弱点看得很清楚，倾向于中国传统文化。
当代有些学者也肯定普世伦理存在的可能性。以东亚价值观为例，黄心川认为最重要的是：尊重权力，个人服从社会，步调一致，牢固的家庭价值观念，勤劳节俭，重视教育等等[10]。郭齐勇教授认为东亚儒学的中心价值观或核心价值观是仁爱、敬诚、忠恕、孝悌、信义，“仁爱是人性之本然，中韩日诸前贤大儒均视为人之所以为人之根本，即人的类特性、类本质，亦与世界各民族各宗教伦理之精核均可以相沟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仁民爱物，民胞物与，完全可以成为新的全球伦理的基石，成为化解宗教、民族、国家、文化间诸矛盾冲突的药方和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指南。敬与诚是人对天、地、人、物、我的一种虔诚、恭敬的态度，一种责任意识和敬业精神，真诚无欺，真情自然。愚忠愚孝已被洗汰，而忠孝之心仍可以存于现代社会，化为孝敬父母，尊重前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行为，化为对人类、民族、国家、社会、团体的奉献精神。持守道义，主持公道，讲求信用，言行一致，仍是我们做人的准则”[11]。实际上，现在对儒家伦理中的普世因素很难一时统一意见，但应该承认，普世因素确实是存在的，如仁爱、和平、忠诚、勤劳等等，只是取得共识还有待时日。
中国即将加入WTO，即将融入全球一体化的大潮之中，儒家提倡的世界大同、天下一家思想，正是世界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为儒家伦理成为普世伦理提供了足够的思想基础。下一步，就是通过国际范围的磋商，将儒家伦理中的普世因素发掘出来，参与普世伦理的共建，为建立正常的世界新秩序做出贡献。
四、 儒家伦理如何参与普世伦理的创建？
儒家伦理中含有普世伦理的因素，但还不能就是普世伦理。儒家伦理成为普世伦理有一个过程，需要与世界文化融为一体。因此这里涉及到一个儒学与世界其他文化的关系问题。
儒家文化本来是鲁文化，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和保守性。但在战国及以后的时代岁月中，面对着其他各种文化的挑战，为了保卫和发展自己，儒家文化也开始从其他文化中吸取一些有利于自己的因素，因而形成了儒家文化的不同形态。根据笔者的理解，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儒家文化到目前为止共经历了四种形态：独尊儒术型、儒道互补型、三教合一型、四教会通型[12]（p45）。这些不同形态的儒家文化共同构成了生生不息的儒学之流。时至今日，儒学要参与世界文化的创造，很明显，它要面对的是世界多元文化，因此就必然与世界各种文化接触和交流，就必然要取世界各种文化之长，补自己之短。根据以往儒家文化发展的方向，笔者认为，在参与普世伦理的创建过程中，儒家文化会形成一种新的形态：多元复合型。这种形态的儒家文化，肯定要超越以前的四种形态，对多元的世界文化都会有所汲取。它肯定不会是儒学的西化，也不会是西学的儒化，而是儒学与世界多元文化的汇合。儒学要吸取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但决不是仅此而已，它还要吸取东方其他文化中的优秀成果，不断地丰富自己，发展自己。惟其如此，儒家文化才不会被其他文化同化掉，既保持自己的鲜明特色，同时又不保守封闭。这样，儒家文化就会成为世界文化大花园中的一支奇葩，永远保持它的青春活力。
具体说来，儒家文化应该在以下两个方面努力，为普世伦理作出自己的贡献：
1、 积极参与联合国有关全球伦理建设方面的工作。就目前来说，联合国仍然是一个松散的世界性组织，没有形成权威性。但是，在解决世界性难题方面，毫无疑问它是唯一的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世界问题的国际组织。不管所起的作用如何，联合国在维持世界秩序方面确实做了许多工作。为了维护世界秩序，联合国对于普世伦理也给予一定的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干事泰勒博士所说：“如果人们思索一下孔子的思想对当今世界的意义，人们很快便会发现，人类社会的基本需要，在过去的二千五百多年里，其变化之小，是令人惊奇的。不管我们取得进步也好，或是缺乏进步也好，当今一个昌盛、成功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仍立足于孔子所确立和阐述的很多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属于过去，也会鉴照今天和未来。”[13]这段话已经肯定了儒家伦理是一种普世伦理。而新加坡政府把儒学为基本精神的东方道德价值观上升为“国家意识”，使新加坡大部分人民都受过儒学价值观的熏陶，克服了无数困难和挫折，促进了新加坡的现代化，更证明儒家伦理作为普世伦理会起到重大作用。甚至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贝列罗莫夫博士（嵇辽拉）也肯定，作为一个欧亚国家的俄罗斯，既要学习西方，也要学习孔子，因为“对今天的俄罗斯进行一番思考，你就会发现，她太需要孔夫子的道了”[14]。这都是承认儒家伦理可以成为普世伦理。1993年世界宗教议会在美国芝加哥发表了有关全球伦理的宣言，然而在这个宣言中没有中国儒家的声音。对这样的宣言，儒家可以不参与，以便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但是，对于全球伦理的建设，儒家却不能再保持沉默，而是应该不断提出自己的主张，以便影响其他世界文化，提高儒家文化知名度。儒家文化一定要走出去，与世界其他文化进行交流。参与联合国在这方面的工作，是进行文化交流的捷径。
2、 在一定范围内，推广儒家伦理。在这方面，香港孔教学院、山东威海光威集团、青岛海尔集团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东方文化圈内，也出现了一些儒商集团。它们在用儒家伦理整治企业伦理方面，取得了一些经验，如光威集团提出了“孝为大，礼为先，俭为本，勤为根”的厂训，作为广大员工的行为准则，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拼搏，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和“科技进步，质量万岁，勇于超前，争创一流”的兴业宗旨。在其厂训中就渗透着儒家伦理。如果能把这些企业的经验很好地总结一下，上升到一定的高度，然后在一定范围内推广儒家伦理，取得进一步的经验，就有可能在一国之内、数国之内把儒家伦理推广开来，然后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开来，逐步形成普世伦理，参与全球伦理的创建。
西方的儒学研究者已经为儒家伦理成为普世伦理提供了一种理论支持，而且在美国波士顿这样的城市已经出现了“波士顿儒家”的说法。波士顿大学神学院院长南乐山以儒家自称，且肯定儒学实际上已成为国际性运动，将在太平洋和北大西洋世界找到新的听众，也将变成欧洲思想自我意识的一个方面[15]。鉴于西方儒学研究的新趋向，有的学者预言：儒学作为价值信仰的一种类型，已进入全球意识，它不仅可以为中国、东亚地区的人士提供安身立命之道，亦会成为西方人士信仰方式的一种可能性选择[15]。这在实际上为儒家伦理成为普世伦理提供了西方的支持，也为本文立论的成立提供了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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