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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先生最近一些年来多次强调文化交流是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之一，全人类都蒙受文化交流之利。如果没有文化交流，这个世界不知会是什么样子。把这个观点用到观察儒学的发展历史上，同样是合适的。（季羡林：《论东西文化的互补关系》，《中国儒学年鉴》创刊号） 儒学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其命运就跌宕起伏，充满了变数。2500年来，儒学所遭到的曲折难以计数，但是在遭遇曲折和坎坷之后往往又奇迹般地恢复生气。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儒学与儒学以外的思想文化进行了不断地交流。由于文化交流，儒学既不断受其他思想文化的影响，也不断影响其他思想文化，保持了生命和活力，也使儒学的世界影响不断扩大。儒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世界思想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甚至1988年在巴黎召开的“面向21世纪”的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上，一批国际著名学者和诺贝尔奖得主探讨了21世纪科学的发展与人类面临的问题，会议临近结束时，1970年获得诺贝尔物埋学奖的瑞典科学家汉内斯·阿尔文博士发表了非常精彩的演说，得出了如下结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之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对于这段话，笔者曾经加以引用，但是引用的说明不是太准确，把它误认为大会结束时发表的宣言。笔者在1992年《齐鲁学刊》上发表的《东方各国的儒学现代化》，引用了马来西亚华文《南洋商报》 1990年4月9日发表的《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研讨会报道》一文中所述的话：1988年1月，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聚集巴黎，在会议宣言中明确声明：“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据说再早刊登这种说法的杂志是山东的《走向世界》，1989年第5期里面的文章《古今人对孔子的评价》，是由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所长吴德耀写的，其中有一段话：“1988年1月，全世界的诺贝尔奖得奖人在法国巴黎开了一次会议，结束时做了一个破天荒的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他也是把这段话误认为会议的宣言。后来这句话的真实性受到过怀疑，一直到2003年，中国国家图书馆图书采选编目部副主任顾犇研究员经过了多年的调查之后，确认了这次会议的存在，并且在访问澳大利亚时，经过多方联系找到了《堪培拉时报》15年前的原文。《国际先驱导报》(International Herald Leader)，2003年 1月17日（第32期）第3版发表了胡祖尧的文章《诺贝尔奖得主推崇孔子？：悬案十五年终揭晓》说：1988年1月24日，澳大利亚的《堪培拉时报》发表了一篇发自巴黎、题为《诺贝尔奖获得者说要汲取孔子的智慧》的文章，文章的作者是帕特里克·曼海姆。该文称，1988年在巴黎召开的“面向21世纪”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上，一批国际著名学者和诺贝尔奖得主探讨了21世纪科学的发展与人类面临的问题。在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汉内斯·阿尔文博士发表了非常精彩的演说。他是1970年获得诺贝尔物埋学奖的瑞典科学家，他在其等离子物理学研究领域的辉煌生涯即将结束的时候，得出了如下结论：“ 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之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显然，这证明那段话不是会议的宣言，而是学者个人的观点。但是这并不能影响这段话的重要性，它证明了儒家的思想已经得到世界的认同。 但到今天，国内学术界和普通民众仍有不少人在问，儒学到底会走向何处？有的学者，一回忆近代以来儒学的命运，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运动、五四运动、最激烈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都对孔子有过不同程度的冲击，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几乎把孔子彻底打倒的残酷现实，就有一 种战栗感。但又不理解为什么在文革之后不久，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很快地又出现了讨论儒学的现象，出现了儒学复苏的迹象，最近还出现了把儒学新教化的呼声。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认真回顾一下儒学的历史命运，通过文化交流的视角来观察儒学的发展，可能会对儒学的命运有一个清楚的看法。 原始儒家由仁学到仁政、王霸道，思想文化的交流已经开始 儒学，从孔夫子创立到现在，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在这2500 多年的历史里，儒学的命运，一直是不平坦的。如果说，大致可以划分一个时期的话，那么，孔子、孟子，荀子，这三位大师，基本上属于原始儒家，最早的儒家。 孔子一生坎坷，早年丧父，少年贫贱，多能鄙事，中年坎坷，家境衰落，晚年多难，饱经忧患。他有报国济世之才，也有匡扶社稷之力，却被国君若即若离、敬而远之。在鲁国，他有幸从政，时间虽然不到4年，但当过中都宰、小司空、大司寇，也代理过国相，有不少政绩，但终因与当权者政见不同而离职，开始了周游列国的生涯。14年中，他带领弟子游历十几个国家，东奔西走，席不暇暖，得到的却是颠沛流离，饱尝辛酸：宋国遇险，匡城被围，陈蔡绝粮，因谗去卫，“ 栖栖惶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论语·宪问》)，潦倒落魄之态， “若丧家之犬”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自己哀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乎！”《论语·公冶长》无可怀疑的是，孔子在这种经历中已经和其他的思想文化发生了交流。他问礼于老聃，在齐国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这些都是文化交流。 通过这种交流，孔子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仁学体系。“仁”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仁要具体落实到爱人上，而爱人不是抽象的，要通过恭、宽、信、敏、惠、敬、忠等条目的实施，来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这种仁爱之心推广发展到孟子的仁政，而施行仁政，便可以得天下。所谓的仁义、仁学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人学的一部分。孔子所提倡“仁爱”，就是人要有爱人之心，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孔子提出了类似于今天道德金律的“己所不予，勿施于人”，季羡林先生提出来说，这八个字，到共产主义，也很难做到。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高的道德标准，孔子在那样一个时代，能提出那样一个思想，建立起一套仁学的思想体系，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孟子生当战乱之世，其时“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 (《孟子 · 滕文公下》)，他以“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孟子· 滕文公》下）为己任，觉民救世，自发地去保卫儒家道统。孟子接续孔子的思想，提出一套完整的仁政思想体系，提倡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人格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尊奉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惠王于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在“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的情况下，“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 ”。只得“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他享受过“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孟子·滕文公下》的尊荣，其声势之大，超迈前贤，但终其一生也是与失意和挫折为伍的。孟子本来是邹国人，后来长期在齐国居住。作为儒家思想一个继承者，他并不拘于儒家思想的局限，而是采取一种开放的心态。儒学发展到孟子的时候，就吸收了很多新的齐文化的内容，吸收的结果，是孟子把孔子的仁学思想，发展成一种仁政的学说，由仁爱之心，发展为统治者、最高的领导要关爱自己的百姓，要施仁政，儒家的思想又发展了一步。孟子发展了孔子的“礼治”和“德政”思想，提倡“王道”，主张“仁政”，并以此到各国游说诸侯。孟子非常重视孔子的说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自己则提倡贤者处世，以公天下之心为心，乐则与天下同乐，忧则与天下同忧，“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这样的思想通过孟子提出来，和齐国统治者多次交谈，得到了传播，这样的“仁政”思想，就得到了扩大。孟子所说的“王道 ”，是“以德行仁”。他认为：“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 （《孟子·梁惠王上》）。就是说，以“仁政”统一天下，是谁也阻止不了的。他认为实行“仁政”，首先要争取“民心”，统治者应以“仁爱之心”去对待民众。他还提出要重视民众，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尽心下》）仁政主张是以性善论为理论依据的。性善论的基本含义、性善论的深刻之处在于强调人性首先应当是人的社会属性，而不是人的自然属性；肯定人生价值，鼓励人们追求完满的人生境界，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确立了儒家特有的价值取向。这样的经历和思想的形成，明显也是思想文化交流的结果。 到了第三位大师荀子，他本人虽不是齐国人，但长期在齐国居住，游学于齐国。荀子作为孟子之后的儒家代表人物，“有秀才”，在齐王“聚天下贤士于稷下”（《风俗通义·穷通》）之时，齐襄王时“ 最为老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他出于儒学，又与其他流派的思想文化进行交流，吸收诸子百家之长，成为诸子百家学说的集大成者。荀子的思想对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以至于近代学者谭嗣同说：“二千年之政，皆秦政也……二千年之学，皆荀学也。”（《仁学》）在范睢相秦期间（公元前266年— 前255年），荀子到秦国见过秦昭王。昭王问：“儒无益于人之国？” 荀子回答说：“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则埶在本朝而宜；不用，则退编百姓而悫；必为顺下矣。虽穷困冻餧，必不以邪道为贪。无置锥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义。嘄呼而莫之能应，然而通乎财万物，养百姓之经纪。埶在人上，则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则社稷之臣，国君之宝也；虽隐于穷阎漏屋，人莫不贵之，道诚存也。仲尼将为司寇，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踰境而徙，鲁之粥牛马者不豫贾，修正以待之也。居于阙党，阙党之子弟罔不分，有亲者取多，孝弟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儒之为人下如是矣。”对于昭王“然则其为人上何如”的问题，他回答：“其为人上也，广大矣！志意定乎内，礼节修乎朝，法则度量正乎官，忠信爱利形乎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此若义信乎人矣，通于四海，则天下应之如讙。是何也？则贵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竭蹶而趋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夫是之谓人师。诗曰： ‘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夫其为人下也如彼，其为人上也如此，何谓其无益于人之国也！”（《荀子·儒效》） 荀子曾在赵与临武君在赵孝成王前议兵，提出了“善用兵者”，“ 在乎善附民”的主张，以“王兵”说折服临武君的“诈兵”说，赵孝成王和临武君都称“善”（《荀子·议兵》）。但赵王“卒不能用” 。于是他只好离开父母之邦而到齐国。齐国当时是齐王建在位，但朝政由“君王后”（襄王后）控制，荀子向齐相进言，论述齐国内外大势，劝他“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托王焉与之参国政、正是非”，并对 “女主乱之宫，诈臣乱之朝，贪吏乱之官”的弊政进行批评。结果 “ 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史记·孟荀列传》）荀子在楚为兰陵令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任职不久，就有人向春申君进谗，于是他只好离楚而回到赵国。在家邦，荀子算是得到了较高的礼遇，被任为“上卿”。在齐国都城遐迩闻名的稷下学宫里，他“三为祭酒，最为老师”。他在稷下学宫里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学者。这个学宫，非常相似于今天的高等学校，但又不是纯本科学校，而是带有研究院性质的学校，近似今天的大学加社会科学院。战国时期的许多大思想家，孟子、荀子、宋钘等都出入过稷下，还有一些名不见经传或者说后人知道并不多的，如淳于髡、邹衍、邹奭等阴阳家的，法家的、道家的等等人物，所谓九流十家，或者说百家争鸣的主要派别都在稷下学宫里聚集过。所以，荀子在里曾“三为祭酒”，最为老师，实际上作为稷下学宫的大学校长。他培养了大批大师级学者，弟子满门。他的思想，就是使儒学到了一种王道和霸道并重，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荀子的思想里，更多地吸收了齐文化里道家和法家的思想，但是从本质上他又没有离开孔子思想。所以，在原始儒学思想家的三位大师那里，已经有了细微的差别。这些差别与思想文化的交流是有紧密的联系的。 尽管三位儒家大师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是即使到战国末期，儒家的思想在众多的思想流派里边，还只是百家中的一派，或者说九流中的一派。战国中期以后，它的地位稍微有一点儿提高，和墨家的思想被并称为“显学”。所谓的显，就是显要，从九流十家中突出起来。儒学这时候和墨家平起平坐，但是有时候，墨家的势力甚至更大一些。 原始儒家的三位大师，得到后人的尊敬，孔子被尊为“至圣”，孟子为“亚圣”，荀子为“后圣”，但是他们的儒学之路却都不平坦。这也预示着以后儒学的发展之路不会平坦。值得注意的是，在原始儒家这里，思想文化的交流就已经开始了。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问礼于道家创始人老子，孟子在齐国稷下学宫与淳于髡切磋，荀子则在稷下吸纳百家之学，这些交流使儒家从起初就保持了一种活力，从孔子的仁学发展到孟子的仁政，再发展到荀子的王霸道，从而使儒家能够生生不息。 从九流十家到独尊儒术，仍然离不开交流 到秦始皇建立秦朝，采取“焚书坑儒”的政策，很多儒家的著作，也被秦始皇焚烧了。所以，在秦始皇时期，应该说，儒家思想也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冲击。 到了汉初，儒家的学说也并没有受到重视。刘邦在称帝之前，儒生郦食其前去求见，沛公麾下的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 ”郦生不得已，只得以一个狂生酒徒的身份求见。“郦生至，入谒，沛公方倨床使两女子洗足，而见郦生，入，则长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诸侯乎？欲率诸侯破秦乎？’沛公骂曰：‘竖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诸侯相率攻秦，何谓助秦？’郦生曰：‘必欲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踞见长者。’于是沛公辍洗，起摄衣，延郦生上坐，谢之。郦生因言六国从横时。沛公喜，赐郦生食，问曰：‘计将安出？’郦生曰：‘足下起纠合之从，收散乱之兵，不满万人，欲以径入强秦，此虎口者也。夫陈留，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积粟。臣善其令，请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听，足下举兵攻之，臣为内应。’于是遣郦生往，沛公引兵随之，遂下陈留。号郦生为广野君。”（《史记· 酈生陸賈列傳》）到刘邦称帝时，儒生陆贾常于身边称《诗》《书》，刘邦大骂：“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臱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着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着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史记· 酈生陸賈列傳》）。 汉王朝创立之初，刘邦很为如何约束自己手下的将领们而犯愁，当时制度草创，仪法简约，武将饮酒争功，酣醉妄呼，拔剑击柱。叔孙通知汉高祖有厌烦之心，趁机上言：“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及臣之弟子共起朝仪。” 汉高祖问：“得无难乎?”叔孙通说：“五帝不同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顺人情者也。臣可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随即建立了一套繁琐的礼仪制度来限制部下们的行为，“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讙哗失礼者。”享受了三拜九叩首的皇家礼节，汉高祖有了深刻体会，“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此后儒家思想的重要性开始被汉朝统治者所注意，但是汉初的几代皇帝并没有把儒学看得多么重要。汉初统治者们信仰的是道家思想，当时被称为“黄老之学”，因为汉初的统治者认为，用黄老道家的“ 无为而治”，可以缓解社会矛盾。所以，在汉初就用了道家黄老的思想。推行“黄老之学”的结果，是使当时的社会矛盾确实得到了减缓，生产力得到了提高，但是作为一种皇朝，或者说最高的封建统治者，他不可能长期实行“无为而治”。到了汉武帝时，就“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正式确立了儒家思想在中国思想界的统治地位。 汉武帝是一个开明的皇帝，他多次“举贤良对策”。结果儒家大师董仲舒，在《天人三策》里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希望汉武帝能够废除其他的各家思想，把儒家思想的大旗竖立起来。 董仲舒虽然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他本人实际上并没有做到独尊儒术，我们看看他的著作《春秋繁露》，他把儒家的、道家的，还有阴阳家的思想融为一体。尤其是他吸收了齐国阴阳家邹衍的很多思想，所以，董仲舒的思想也是文化交流的结果，其思想体系被称之为“天人感应”论的神学目的论体系。他这样建立的那一套，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体系，主要是把儒家和阴阳家融合为一体。所以他们的统治，让百姓看来，是符合天意的。所以，从汉武帝以后的中国历代皇帝都把“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作为自己诏书的开头语。实际上，这一点并不是纯儒家的，而是儒家和阴阳家思想结合的结果。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儒学开始了它自己的分野。这个分野，就是从董仲舒之后，可以分为三大块，一块是政治儒学，一块是学术儒学，一块是民间儒学。 政治儒学，从汉武帝开始，是历代皇帝都采取了儒家和阴阳家相结合的思维模式。从汉武帝开始，几乎每一个皇帝都到泰山去进行封禅。所谓的封禅活动，那就是向天下百姓告知，作为一个皇帝，是受之于天命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皇帝被称为“天子”，政治儒学，实际上就被皇帝和皇朝登基的时候独霸了。 本来应该说，孔庙在政治儒学里，有一些作用，但是，孔庙作为政治儒学的一个工具，并没有很好地发挥政治儒学的作用。孔庙后来是作为民间儒学的一个载体，发挥了作用，其民间儒学的作用比政治儒学的作用反而更大一些。所以，作为政治儒学的一部分已经死亡。学术界有人提出，儒学的博物馆化，所谓的博物馆化，就是儒学不存在了，只能在博物馆里，在历史教科书上找到。这个观点，如果用在政治儒学上，应该说是非常恰当的。作为儒学为封建帝王服务的那部份，确实是走向死亡了，而且在现实社会中，也不再有其作用了。 但是另外的两类儒学和政治儒学情况就不是完全相同，和政治儒学是有区别的，尤其是学术儒学。民间儒学的命运比较坎坷，而学术儒学则充满了变数。从学术儒学领域来看，从孔子、孟子、荀子一直到今天，它经历了五个比较大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儒术独尊” 的阶段，具体来说，就是孔、孟、荀这三位大师。他们基本上是在百家争鸣中“儒术独尊”，是比较纯净的儒学，但是即使是“儒术独尊 ”，儒学里边也有文化交流的成分。 新里程碑：三教合一与四教会通，开创思想交流的新局面 孔、孟、荀以后的多数儒家在学派上，对外部文化，有的是对道家，有的是对道教，有的是对佛教，都是有所吸收。这样就形成了第二个阶段的学术儒学，就是儒道互补型的。这个类型的儒学，以魏晋时期最突出。魏晋时期，儒道互补型的儒学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是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互补的，一个是儒家思想和道教思想互补的，都各有侧重。魏晋时期，有不少的思想家，包括魏晋玄学里边很多名人，应该说，都属于这种儒道互补型的。 后来，佛教在中国的势力越来越大，经过唐代韩愈等人的“排佛” 和“反佛”，但是最后，排佛反佛，都没有消灭了佛教，反而佛教的势力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很多思想家也注意到了，佛教里面，也确实有儒家思想里所没有的内容。佛教里边，抽象思维的水平非常高。所以到宋明时期，很多思想家就开始从佛教里吸收一些形而上学的内容，来补充儒家思想，建构儒家的形上体系。 从宋代开始，到明末完成的“宋明理学”，基本上就是第三个阶段的儒学，或者说第三个阶段的学术儒学，就是“三教合一”型的儒学，把儒家的、道家的和佛家的融合为一体，不管是以程朱为首的理学派，还是以陆王为首的心学派，他们大体上都是把三家融合为一了。不过，在融合的时候，有所区别。程朱突出的是理，而陆王突出的是心，一个是强调了客观，一个是强调了主观。但是，在三家融合方面，他们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这明显也是文化交流的结果。 第四个阶段，是在明末清初。这个阶段，出现了一个儒家的新里程碑，那就是四教会通的“儒家”。所谓的“四教会通”又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是儒、释、道与基督教会通的，因为基督教进入中国，遭到过不少挫折，一直到明末，可以说，才在中国从某一种程度上立住了脚，而且，开始有人来系统地研究基督教。就是在这个时候，形成了一小部分把儒家、道家、佛家和基督教这四种思想融和为一体的学者，比如徐光启。但是这些学者，是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理解基督教。所以，中国到现在为止，我认为还并没有形成过有中国为特色的基督教。就是因为并没有把这四种学说非常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因此这个方向上的“四教会通”基本上是失败的。另一方向的“四教会通”，就是儒、释、道、清的融和。所谓的清，就是今天的伊斯兰教，那时叫清真教。因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经过了非常漫长的时期，最早把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人，基本上是经商的商人，阿拉伯商人、波斯商人、土耳其商人。因为一开始，他们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经商方面，他们没有精力做文化的交流工作。在开初的几百年期间，伊斯兰教在中国，也就是在信仰伊斯兰教的那些人范围之内传播，没有和中国传统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到了明末清初，因为这些阿拉伯人、波斯人或者土耳其人的后裔，逐渐地和中国社会融合在一起了。有的就慢慢地形成了中国的一个一个的少数民族，尤其在回族里面，像李贽这样的人就是回族里面的精英，李贽的父亲就是一个伊斯兰教徒。除了李贽之外，另外一批非常有作为的思想家，以刘智、王岱舆、马复初等人为代表，他们就把儒、释、道和伊斯兰教非常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而且他们用儒家的基本概念来解释伊斯兰教的一些范畴，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其中的王岱舆，写了一本书叫《清真大学》。所谓的《清真大学》，实际上就是用伊斯兰教的观点，来解释儒家的思想。《清真大学》由美国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领导的一个班子，翻译成英文。《清真大学》在美国用英文出版以后，在美国引起很大的反响，他们没有想到，在明末清初，在伊斯兰思想家里面，竟然出现这样一位抽象思维程度高的学者和思想家。这一类型学者的影响，现在不仅仅是在中国受到重视，而且在国外，在美国的哈佛都受到了重视。所以，四教会通型的这一批学者的影响不可小看。他们的思想结晶也是文化交流的产物。 儒家发展到今天，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我把它叫做“多元融合型”。这个多元融合型的儒学，实际上开始于当代新儒家。当代的新儒家，不管是梁漱溟也好，熊十力也好，后来在港台的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不管是哪一个人，实际上都是把中外东西方的各种思想文化融合在一起。所以在牟宗三的哲学体系里面，既可以看到中国哲学，也可以看到西方哲学。甚至还可以看到印度哲学的影子。 所以，在这些当代新儒家的思想里，就不仅仅是对儒学，或者对儒家思想简单的重复，而是一个重新的架构。但是，我对当代新儒家的重新架构和国内很多学者的看法不一样，国内很多学者，是充分肯定他们新儒家的工作。而我个人觉得，新儒家的路子好像走错了。为什么走错了？就是说，新儒家的好多代表人物，他都是沿着更为抽象的方向来发展儒学。以最著名的牟宗三为例，他把西方哲学的很多概念和中国儒家的一些概念结合起来，提出了甚至连哲学家也解释不通的一些理论。比如说，他有一句非常引起争议的话，叫做“良知的自我坎陷”，良知本体，作为能够认识自我的本体。本来通过像王守仁那样的“良知人皆有”，发挥良知的作用，可以使人去做善事。但是牟宗三提出的“良知的自我坎陷”，这个良知本体怎么自我“坎陷”？牟宗三在自己的著作里没有说清楚。而当代新儒家，包括牟宗三的一些学生也解释不清楚，所以，像这样的哲学概念，越来越玄的概念，普通老百姓是不可能理解的。那么，普通百姓不可能理解的概念，于社会何益呢？ 所以我觉得，当代新儒家有些人走的路子是不对的。可是当代新儒家有一些学者培养的几个学生，我这里说的，主要是指杜维明和成中英，我觉得他们走的路子，和他们老师走的路子实际上不完全一样了。最近这一二年，我特别注意美国的这些儒学研究者，所以，我最近也写成了一篇文章，叫做《试论美国的儒家学派》。有的人提出疑问，说儒学是中国人的特产，怎么美国还有儒家学派，但是，现在事实确实明摆着，美国确实是出现了两个有显著特色的儒家学派。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儒学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每个世界公民都有权发展儒学，美国学者也不例外。 美国的儒家学派，一个是波士顿儒家，一个是夏威夷儒家，波士顿儒家这个概念的提出，不是我首先提出的，而是由波士顿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白诗朗首先提出来的。波士顿儒家以查尔斯河为界，分为两派，就是以杜维明为首的一派和以John H. Berthrong （白诗朗）为首的一派，他们有所不同的地方仅在于一派尊重孟子，一派尊重“荀子学”。而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主张对话。所以，我把波士顿儒家的基本特征概括为“对话派的儒家”，其基本观点就是在当今社会里，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应该对话，尤其是杜维明，他和塞缪尔 ·亨廷顿是同事，但是多年以来，亨廷顿提倡的是“文明冲突论”，而杜维明坚持和亨廷顿辩论，他认为文明之间不应该冲突。文明除了对立的一面，更应该主张的一个观点是“对话”和沟通，尤其是在世界一体化步伐加快的时候，只有通过对话，才能缓解矛盾，才能够加强交流。 我认为像杜维明他们所做的这种工作，是很好的，他们多次召集儒家和伊斯兰教的对话，儒家和基督教的对话，召开了不少次国际研讨会。在哈佛大学，几乎每几年都要开一次对话会议。还有一次是在马来西亚开的。我觉得对话的结果是非常好的。可能会议上有一些争论，而争论对于沟通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所起的作用非常大。 除了坚持对话以外，波士顿儒家发挥的另外一个作用，杜维明还坚持把儒家的思想通俗化，尤其是把儒家的一些经典翻译成美国普通百姓能够接受的英文版。我觉得这种工作，都是对传播或者扩大儒家影响是功德无量。 从夏威夷儒家来讲，它的代表人物是成中英。成中英本人也是当代新儒家的学生，但是，他特别注重的是用现代话语来注译儒家的著作，所以夏威夷儒家也可以把它定名为诠释派儒家。诠释派儒家和对话派儒家的根本不同，就是诠释派不仅注意儒家思想的通俗化，而且，同时也注意用现代话语来解释儒家的传统经典。用现代话语来解释儒家的传统经典，这个工作如果做好了，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就有了基础。所以，我觉得儒家思想发展到今天，确实是到了多元汇合型的阶段。如果像夏威夷儒家和波士顿儒家他们所代表的那一种方向，能够得到继承和发扬光大的话，如果大陆的学者都能像他们一样，把儒学的普及始终当作自己工作的一个重点的话，我觉得儒学的命运可能会更好一些。如果儒学学者继续把它关在书斋里面，仅仅作为学者自己研究的对象，儒学怎么可能复兴呢？只有把儒学变成广大群众都能接受的，都能听得懂的，这样的儒学，才可能是有用的儒学。 从20世纪90年代初，我自己特别注意有关“实用儒学”的研究。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实用儒学刍议》，发表在1996年的《东岳论丛》上。我的意思是现代的儒学研究，不应该再争论儒学的是非功过。因为现在即使在学术圈里边，还有人否定儒家思想，认为一无是处。最近互联网里还有人发过这样的一篇文章：中国最大的弊端就是孝道文化，说孝道文化害死了中国人，害死了中国。实际上这样的文章都是非常极端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对儒家吹捧得无以复加的也有，就是认为儒家思想根本没有任何的缺点毛病。显然，如果在这个领域里我们争论来争论去的话，永远也争不出一个结果来。所以更应该注重儒学的实用化。 儒学世界化，找到与现代社会接轨之契合点 现在，学者们应该花大力气，花大功夫去做的，就是认真地到儒家的经典著作里，把儒家的经典著作里面能和现代社会接轨的，能为现代社会所用的东西挖掘出来。这样，使它成为一种实用的儒学。当今社会有人已经这样做了。比方说，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先生，一直把香港的孔教学院，作为推广儒家思想的实验场。香港孔教学院从小学开始，学生们就开始读儒家的经典著作，让儒家思想经典著作里边和现代接轨的思想，发挥作用。他们做得是不错的。另外，在新加坡，李光耀担任总理期间，在中学里推广过“儒家伦理”教学的课程，是作为当时宗教教育的一门课程。据说这门课程开设的结果，是在中学生里边出现了新的气象，一般的中学生对西方的物质主义比较鄙薄了，犯罪率也比较低。那一段推广的结果，据说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和新加坡学者交流的时候，他们对那一段非常有好感。从大陆来讲，山东有两个企业，对于儒家思想的推广做得比较好，一个是海尔，海尔总裁张瑞敏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了解。他盖的一个海尔大楼就是根据天圆地方的中国传统建筑思想设计出来的。而且在他的治厂理念里边，也用了很多儒家的思想。另外一家企业是威海的钓鱼杆生产厂家，叫光威渔具集团。光威集团的老总就叫陈光威，他把儒家很多思想，尤其是把礼义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作为厂训。在经营的过程中，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所以，如果能够把儒家思想里边和当代社会接轨的东西挖掘出来的话，肯定会有所作为的。儒学在国内发展来说，大致有这么一个思路。 然后，再看看儒学在国外的影响。日本的近代实业之父涩泽荣一，写了一本书，非常有名，叫《论语与算盘》。这本书，一开始译成中文的时候，国内很多学者表示疑问，《论语》怎么和算盘结合在一起？实际上涩泽荣一在这本书里，阐述了一种基本思想，叫做道德经济合一论。就是说，你一个人在经商的过程中，不能够光顾赚钱，应该时刻记住孔子的话：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就是说，不仁义的事，不仁义的钱不要赚，只有这样把道德放在第一，把利润放在第二，用《论语》管住算盘，只有这样，你的企业才能够做得好。所以，这个《论语》加算盘的这部书，在日本的影响非常大，翻译成中文后，在中国的企业界也有非常好的影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儒家的命运，如果我们真正能挖掘出它和现代社会接轨的内容，完全可以让它更有生命力。 现在很多人已经认识到，儒学不仅仅是中国的思想文化了，而且是世界的思想文化了。也就是说孔子不仅仅是中国的孔子，孔子也是世界的孔子。孔子作为十大思想家之首，已经得到了世界的公认。历史也证明了这个观点。孔子的思想早在公元一到二世纪就走出中国国门，首先传到朝鲜。在公元三世纪的时候，朝鲜一个学者叫王仁，他带着一本《论语》就到了日本。所以，从公元三世纪开始，日本也有了儒学。从朝鲜儒学和日本儒学来看，虽然，他们都接受了儒家的学说，但是这两个国家儒家的学说发展，又有所不同。也就是说，朝鲜包括后来的韩国发展的儒学，越来越突出的是朱子学，就是“程朱理学 ”里面朱熹的思想，在韩国当今社会里起主导作用的儒家思想，是朱熹的。而日本的儒学，受孔子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孔子以外，影响最大的是王阳明也就是王守仁的思想。阳明学，在日本的明治维新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使明治维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东方这两个国家，朝鲜（包括今天的韩国）、日本来讲，儒学的表现形态，又是不同的。 另外，儒学也非常早地传到了越南。有人认为在秦朝时期，儒学已经进入了越南。但在越南，儒学进入越南的命运比较坎坷。尤其是近代以来，从法国占领越南以后，儒学的地位一直比较低，后来南越的时候，儒学的地位稍高一点。在统一以后，最近几年，才有些学者重新提出，应该在东亚设立一个道场，来保存儒家文化。 儒家思想传入西方，被确认为传入西方的准确时间为1593年。据北京大学著名学者朱谦之教授的研究，他肯定地说，1593年由意大利人利玛窦首先将《四书》翻译成拉丁文，从此西方世界第一次知道了孔子，知道了《论语》，知道了儒家的思想。后来法国的伏尔泰，德国的哲学家莱布尼茨，他们都是系统地研究了《易经》或者研究了孔子的思想，而且受了孔子很深的影响。包括莱布尼茨，正是在系统深入研究《易经》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二进位制，这一点在西方世界影响是非常大的。 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仅仅在中国，也不仅仅在东方的日本、韩国和越南，甚至在西方世界，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所以一直到1988年2月， 75位诺贝尔奖的得主在巴黎开会，瑞典物理学家汉内斯·阿尔文博士在会议结束时的一个结论性的发言，最后有这么一句话，“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继续生存下去的话，那就必须回头到两千五百年以前的孔子那里去汲取智慧。”对于诺贝尔奖得主的这一段话，应该这样来理解：人生在世，他要有三个方面的关系需要处理，或者说，在三个方面要发生关系，一个是人与自然之间，一个是人与人之间，一个是人自身的精神和肉体之间，在这三个方面，都要发生联系。而这三个方面，恰恰儒家的思想都提出了很多非常成熟的思想。在人和自然方面，儒家特别提出“天人合一”，这个天人合一的思想，被有的诗句通俗化为：“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待母归”。对自然界中，一草一木一鸟一兽都要爱护，他们也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作为人类，就应该和自然和谐，所以天人和谐，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儒家思想非常突出的，而这种思想，对解决环境生态危机是肯定会发挥非常大的作用。 而人与人之间，或者人与社会之间，这个关系，过去好多人认为儒家的思想大多数是消极的。可是大学者陈寅恪，却提出了自己的一个主张:“中国文化之要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哪三纲呢？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是三纲。六纪呢？“诸父有善，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诸父，这是父亲的这一辈，父亲叔伯这一辈叫诸父。这个兄弟，是第二纪；第三纪是诸舅，就是母亲这一系。然后，族人，就是自己家族里面的一批人。最后是师长和朋友。这是六纪。这句话，当时他的学生季羡林非常不理解。中国文化之要义，怎么就是这三纲六纪呢？在经过一段复杂的研究尤其是经过了长期的实践以后，季羡林对这段话有了新的认识。因为季羡林先生他作为一个留学德国近十一年的资深学者，他非常了解西方文化，现在到半个世纪以后，他突然大彻大悟。他突然醒悟道，中国这个三纲六纪，闹了半天，人生在世，人与人间的关系就是这三个方面的“纲”加六个方面的“纪”，这九个方面就包含了中国文化的主要精神。如果这九个方面的关系处理好了，那社会就稳定了。但是这九个方面，尤其是三纲，季羡林提出必须加以改造。君为臣纲，应该改造为国家和人民的关系，君改造为国家，臣改造为人民，就是把君和臣的关系，改造成国家和人民的关系。那么国家爱人民，人民爱国家，国家就稳定了。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也不要单方面把它作为单方面的关系来强调，绝对的服从，应该把它变成一种平等的关系，那么这三方面处理好了，再加上另外六个方面子关系处理好了，那社会肯定稳定。这几年，季羡林先生多次写文章，肯定三纲六纪。 然后，就人自身来讲，活在世上，肯定要不断发生灵与肉的冲突，就是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不断地矛盾。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利欲熏心的大有人在，而且挣钱越来越多，还是找不到自己位置的也有，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解决人自身肉体和精神的矛盾？儒家特别提倡修身养性，而且通过修身养性不断节制自己的欲望，把自己的物质欲望限制到最低的程度。 在这些方面贯彻儒学，对当今社会确实可以提到一个稳定的作用。所以，儒家的思想，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它虽然产生于两千五百年以前，但是直到今天，它确实是有活力的。而且，对它有生命力的部分，我们今天的人，不是认识清楚了，而是有很多，我们还没有认识清楚的。 我们作为当代人，应该用当代人的眼光来挖掘儒家思想，挖掘能够和当代社会接轨的思想。而从文化交流的观点来看，更应该把儒学当做一个动态的思想体系，用开放的心态来等待儒学的发展，不断地吸收外部的思想文化因素，完善儒家的思想，补充儒家的思想，发展儒家的思想。同时也使儒学为我们所用，改变我们今天的人生，改变我们今天的社会，使我们的社会更稳定，使我们的社会更繁荣。从这个角度来看，儒家的命运是会看好的，儒家的前途会是会很光明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