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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程是宋代道学的创立者,但程氏之学在北宋元以后受到学禁的持续压制,官方所支持的是新学。宋室南渡以后,程氏之学受到的压力曾短期松弛,甚至在绍兴初年一度受到主政者的推重,但朝廷之上禁伊川之学的呼声屡屡不断,以致秦桧后来严厉打击道学,道学之禁严峻一时。直到秦桧死、高宗退,道学才迎来孝宗前期的发展机遇。 从绍圣以来,程氏之学虽然多处在被禁的状态,不能公开宣扬,但在民间流传习讲,仍不乏其人,在这个过程中程颐的弟子们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历史表明,一种被禁的学术思想却反而会吸引那些追求学术自由思考的人,南宋前期道学对士人的影响也是如此。这两个因素是道学在绍兴的三十多年间仍然能成为一支富有吸引力的思想的主要原因。 周敦颐的地位和受关注的程度是和南宋前期程氏学主要是伊川学的命运相联系的。二程语录明白记述,二程青年时曾受学于周敦颐,因此对当时关注程氏之学的人士而言,程氏之学渊源于濂溪,是毋庸置疑的。这就自然引起热心程氏之学的人们对周敦颐的留意。程门后学祁宽在绍兴十四年作《通书后跋》,应是为印行《通书》而发,其中说:“(二程先生)又云:‘自闻道于先生而其学益明’。明道先生曰:‘吾再见周茂叔,吟风弄月而归,得吾与点也之意’。伊川先生状明道之行曰:‘幼闻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求诸六经而后得之’。其推尊之如此。于是,世方以道学归之。”这说明在道学中本来也承认,周敦颐生时少为人知,程门后学及一般学者都是根据二程对周敦颐的推崇,而将周敦颐“归之”为道学宗师的。祁宽在跋中也说明,周敦颐的著作是通过程门而传承下来,可见周敦颐的书在程门后学中所以代代相传,是因为程门后学皆认定周敦颐为道学宗师。绍兴中胡宏曾作《周子通书序》,胡宏此序年月未明,约在祁宽印《通书》之后不久,序中认为“周子启程氏兄弟以不传之学”,这比祁宽的提法更为明确,可以看做是绍兴中道学士人对周、程渊源的共识。 秦桧死后,程氏之学禁渐弛,道学人士为周敦颐公开立祠并加表彰的文字开始公开出现。绍兴二十九年,胡铨有《道州濂溪祠记》,其中提到,早在绍兴初年胡安国曾在舂陵寻访濂溪的遗事。胡安国曾从二程高弟子谢良佐、杨时游,他之注意濂溪,必然和周敦颐与二程的关系有关。道州是周敦颐的老家,秦桧死后不久,胡铨便在道州州学为周敦颐立祠,这件事情应当是有代表性的,表明周敦颐作为程氏之学的渊源,这种关系在当时的道学人士中已经被肯定了。道州州学的周敦颐祠后来在淳熙五年增扩,由胡宏的学生张为之作重建祠记。 周敦颐通判永州时曾兼摄邵州,建邵州学宫于城东南,乾道九年胡华公等在旧基之上重建,且加扩大,淳熙元年张为作《邵州复旧学记》。据张南轩说,胡宏在绍兴二十三年曾为邵州州学作过记,大概当时道学之禁甚严,所以胡宏的记文中没有特别论及濂溪,但胡宏为邵州学作记,应当和胡安国寻访濂溪遗事一样,是起于对濂溪的敬意使然。从以上几件事可以看出,自胡安国以来,胡氏父子门人对濂溪的表彰最有倡导之功。另外,朱熹青年时代,绍兴末年在与其师李侗的书信答问中也多次讨论《通书》,说明周敦颐的著作在道学中已很有地位。绍兴末年不知名氏编成的道学典籍集成《诸儒鸣道集》,以濂溪《通书》为首,更明确把周敦颐作为北宋道学之首。绍兴末朱熹所读的《通书》当为胡宏定本,乾道初年朱熹重新编订《通书》,刻于长沙;不久又加改编,刻于建安, 乾道六年张守严陵时在学中所刻的《通书》亦是建安本。此后朱熹又数次编订周敦颐的著作。乾道六年,韶州知州周舜元作濂溪祠堂于州学讲堂之侧,十几年后朱熹的学生廖德明加以重修,并请朱熹在淳熙十四年为作祠记。据朱熹《邵州特祀濂溪先生祠记》,乾道八年邵州州学开始奉濂溪祠和张九成,后来在绍熙四年,太守潘焘别立濂溪祠专祀之,请朱熹为作祠记,而杨万里也曾为作《希濂堂记》。乾道九年石子重知尤溪县,建传心阁于县学之东北,绘濂溪、二程像于其中,这实与立祠无异。如果说乾道六年、八年的这两次为濂溪立祠,足以看出道学影响的扩大和对周敦颐在道学中地位的肯定,那么乾道九年朱熹的朋友石子重的作为就更是道学的直接行为了。以上所述,意在强调,在乾道这一时期,为濂溪立祠已越来越普遍。据朱熹乾道初年答汪尚书书,林栗当时亦为某处作濂溪祠堂记,林栗的学术与朱熹差别甚大,其所记濂溪祠堂亦不知何人在何处所立,但有力地证明,当时为濂溪立祠已经是一个普遍的风气了。这种对濂溪的表彰,应当说都预设了对他与二程关系的肯定,没有这种肯定,是不可能有这样普遍的追祀的。所以濂溪的地位的被重视,是在秦桧死后程氏学解禁的条件下,与程氏学成为显学的流行相关联,从绍兴末年到乾道中期这样一个时段中逐步形成的。有些学者主张,周敦颐地位的提升是仅由朱熹后来对周敦颐的表彰而造成的,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周敦颐与二程的关系并不是从朱熹开始才获认定的,而是绍兴以来道学的一个共识。 固然,朱熹对周敦颐哲学思想和历史地位的重视,对后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过我们也应注意,朱熹作《通书解》和《太极解》,是在乾道五年至乾道九年,他的对周敦颐著作的解释,在这一时期只在道学内部讨论交流,并未正式出版;在乾道中,朱熹的工作公之于世的,只是前后编订周敦颐的著作。朱熹一生为周敦颐写了大量祠记,其中有些很重要,但他所写的公开发表的濂溪祠记,是从淳熙年间开始的。而周敦颐作为道学源头的地位在乾道末已经被确认。所以,认为周敦颐的地位只是借助于朱熹的论证才为人所接受,是不合史实的。 杨君柱才,研究周敦颐哲学思想多年,用力颇深,他的学问风格一如其人,笃实无华,沉潜不浮,在周敦颐及宋代思想研究的领域,已有颇多成绩。像杨君这样学风醇正踏实的青年学人,不论是在江西,还是在其他各省,在当今中国哲学史研究学界,还是太少了。我与杨君相识多年,现在他的书定稿付梓,属序于我,我当然不能虚以应之,故把我的一点心得写在上面。杨君此书,史料翔实,叙述细密,分析深入,持论平正,应当说,是我国目前周敦颐哲学思想研究的一部力作。我期望,他在此书之后,在宋代思想的其他研究方面,作出更好的成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