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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治道思想已经引起了前贤的注意并作了一定的探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就著作而言，黎红雷主编的《中国传统治道研究丛书》[黎红雷主编《中国传统治道研究丛书》，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一辑共五本，包括张增田著《黄老治道及其实践》、唐雄山著《贾谊礼治思想研究》、戴黍著《淮南子治道思想研究》、阎世平著《刘劭人材思想研究》和程宇宏著《荀悦治道思想研究》，在该丛书总序中提及荀子治道思想，但缺乏荀子治道专题研究。由洪涛所著的《心术与治道》[洪涛：《心术与治道》，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其上篇“荀子心性论研究”探讨了荀子性论的难题、心之性质、治心三态、虚壹而静、危微之论、人君与贤相和“二心论”之奥义等问题；东方朔《合理性的寻求：荀子思想研究论集》[东方朔：《合理性的寻求：荀子思想研究论集》，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1 年版。]第八篇论述了秩序与客观化──荀子之“礼”；韩培民《荀子与儒家的社会理想》中篇“荀子社会理想的结构透视”第二部分涉及到礼乐刑法[韩培民：《荀子与儒家的社会理想》，济南：齐鲁书社 2001年版。]；余亚斐《荀学与西汉儒学的趋向》分别论述了荀学与西汉儒学礼、法思想之趋向，荀学与西汉儒学的儒士精神之趋向，荀学与西汉儒学性、命观念之趋向；孔繁《荀子评传》以专题的形式对荀子的礼法、王霸等问题作了梳解[孔繁：《荀子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陆建华《荀子礼学研究》从哲学层面解析了荀子礼学的内容、结构和体系，阐发了荀子礼之价值论、礼之发生论、礼之本质论、礼为人本论、礼之认识论、礼乐同构论、隆礼重法论和礼以解“弊”论等内容[陆建华：《荀子礼学研究》，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版。]，等等。就论文而言，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直接或间接探讨荀子治道思想的论文大约有1000多篇，但主要集中在荀子的礼治与法治、王道与霸道、治统与政统等方面，真正以“治道”名篇的文章并不多，也就十几篇。其中，值得指出的是，高春菊的《荀子与董仲舒“治道”思想之比较》主要从管理学角度对荀子与董仲舒两人的“治道”思想同异性做了比较分析[高春菊：《荀子与董仲舒“治道”思想之比较》，《衡水学院学报》2012年 第2期。该文指出，荀子、董仲舒的治道思想都是在国家、社会处于转型时期提出来的；在管理人性观方面和管理控制论上都认为人性可塑、导人为善；在管理价值论方面都认同“不与民争利”；在管理行为观上都继承了经典儒家的管理行为理论，主张为政以德和贤人政治。]，韩星的《荀子的治道及其当代价值》探讨了人道政治—治道、隆礼重法—礼法合治、德主刑辅—德刑兼用、粹王驳霸—王霸并用和有治人无治法—人法兼取等内容[韩星：《荀子的治道及其当代价值》，载山东大学儒学研究中心编《儒林》第4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这些成果尽管涉及到荀子治道及其相关问题，但并没有上升到理性高度专门就荀子治道的内涵、结构、类型、功能、特质等做系统研究。本文将在此基础上选取荀子治道思想的特质做进一步深入掘发。 一、政治主义 之所以断言荀子治道思想具有政治主义特质，就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以治政为主导 《荀子》书中“治”与“治道”两个概念对荀子治道思想的政治主义特质作了很好地诠释。 通观《荀子》，发现“治”含义丰富多样，复杂难解，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性质的内涵：其一是动词性质的，包括治理、管理、统治、整治、修理、办理、处理、经营、惩处、惩办、整顿、训练、对付、抵御、讲求、研究等，如“治古无肉刑而有象刑。”[《荀子·正论》，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国学文库》，沈啸寰、王星贤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以下引用此书，只标注书名和篇名。]中的“治”即是惩处、惩办的意思；其二是名词性质的，包括有关治理的场所、政治、政绩、法度、政令、能力等，如“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荀子·天论》。]中的“治”即是“治才”——治理能力；其三是形容词性质的，包括合理、合宜、秩序、安定、太平、强盛、殆始等，《荀子》书中“治”常与“乱”相对，如“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荀子·天论》。]中的“治”表示合理、合宜的意思，而“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天也。”[《荀子·天论》。]中的“治”即是安定、太平、有序的意思。《荀子·强国》中还有“强殆中国”一语，杨倞注“殆”为“治”。不难看出，荀子所讲的“治”，其含义主要指向政治治理、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就“治”的对象来说，毫无疑问，《荀子》一书有不少关于治天、治人（包括治心、治身）[《中庸》：“知斯三者（知、仁、勇），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王文锦：《大学中庸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和治气等天道、人道思想，但是荀子最关心的是由天道推及政道、由人道推及政道，因而他思考的重心放在治家、治国、治天下、治世、治法等方面。 一般来讲，在中国传统经典文献中，“道”既有道路、方向、途径的含义（如志同道合），又有道理、法则、规律、思想体系的意思（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还有方法、办法、技术的意蕴（如医道），等等，不一而足。而《荀子》中的“道”主要有道理、道德、伦理、规律、方法、策略等含义。荀子说： 故必由其道至，然后接之；非其道，则避之。故礼恭，而后可与言道之方；辞顺，而后可与言道之理；色从，而后可与言道之致。[《荀子·正论》。] 这里几个“道”字即是伦理道德的意思。 据此，笔者认为，所谓荀子治道思想，即指荀子围绕治人（包括治心、治身、治他人）、治气和治家、治国、治天下、治世、治民、治法等一系列个人治理和社会治理问题所阐发的道理、道德、伦理、方法、策略等方面的学说。正因如此，韩星把“治道”规定为包括中国古代学者针对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所提出的理论、学说、思想等构成的以“治国平天下”为宗旨的知识体系[韩星：《荀子的治道及其当代价值》，载山东大学儒学研究中心编《儒林》第4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就有所偏颇。但是，韩星对“治道”的理解也有合理深刻之处，它恰好揭示了荀子治道思想的政治主义特征。因为荀子所言说的治道其重心正是置于治家、治国、治天下、治世、治民、治法这类政治性的规律、方针、原则、政策、措施和方法等之上。墨子指出：“今天下之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也。”[《墨子?兼爱中》，吴毓江《墨子校注》（全二册），孙启治点校，《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这里，墨子根据今天下君子因欲富恶贫、欲治恶乱的政治认知，而把“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圣王之法”和“天下之治道”加以推行。荀子之后一些文献所采用的“治道”词语大多也体现了政治意味。如《韩非子?诡使》:“圣人之所以为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礼记·乐记》：“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刘勰《文心雕龙·议对》：“夫驳议偏辨，各执异见；对策揄扬，大明治道。”王安石《答曾公立书》：“治道之兴，邪人不利。”等等，这些典籍中的“治道”主要指向政治之道。 （二）治道构成为荀子思想主题 一是伦理之道服从于政道。基于儒家惯有的泛伦理主义思想旨趣，荀子往往将政治伦理化和伦理政治化。尽管荀子强调仁本礼用，但并非如某些学者所说主张仁本礼末，而是试图通过外在的“礼”去追求内在的“仁”，通过政治主义的礼治之道实现人本主义的“仁道”。荀子说： 君子处仁以义，然后仁也；行义以礼，然后义也；制礼反本成末，然后礼也。三者皆通，然后道也。[《荀子·大略》] 先王之道，仁之隆也。[《荀子·儒效》] 先王之道，仁义之统。[《荀子·荣辱》] 只有依次遵行“仁”、“义”、“礼”，才能实现正道。“制礼反本成末” 的君子之道和“仁义之统”的先王之道，诸如此类的治道说法固然表明“仁”为本体、为核心，因而彰显了一种“仁本体论”。但是，本与末并不都是重要次要之分，有时只是表明一种先后顺序（包括事实的和逻辑的）。在荀子“隆礼义”思想体系中，礼、义与仁相互为用，为礼之道与仁义之道同等重要（用荀子的话说就是“其致一也”），礼不是处于末位——此处“末”当解为细节，“制礼反本成末”只是体现了制礼的先仁而后末顺序，如同“人主仁心设焉，知其役也，礼其尽也，故先王先仁而后礼。”[《荀子·大略》]一样。礼治的目的不仅为了成仁，也是为了依仁行政。如果说制礼需要返回仁本，那么倒过来返回仁本则是为了达成礼治。况且，荀子倡导的以仁为本，不过是旨在实现政治化的仁政、王道。另外，就诚信而言，荀子提出了“信立而霸”[《荀子?王霸》。]“政令信者强”[《荀子?议兵》。]等尚信理念，把诚信之道由为人之道上升为治理之道和为政之道。 二是政治治道成为荀子思想中心。（1）“治”之思构成荀子思想的枢要。《荀子》为“嫉浊世之政”而作[《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司马迁：《史记》，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版。]，通篇贯穿着“治”意，而32篇除少数外，几乎都有“治”字。在《荀子》一书里，“治”同“礼”“道”相互连结、相互作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三者共同构成为荀子思想的核心和主题。（2）荀子各种思想服务从属于治道思想。荀子思想博大精深，涉及到哲学、教育、人性、人生、文学、艺术、经济、伦理、政法等众多方面，但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即为人之道和为政之道，为政之道同治道直接相关、融为一体，为人之道就其目的来说指向政治秩序（安民为了定邦）、就其内容来说包含为君之道。犹如韩星所指出的：“荀子的思想主体是讨论治道，其他方面的思想，如我们常常说的哲学、经济、法律、教育、伦理思想，都是为其治道服务的，都是为了进一步或从不同方面说明和论证治道。”[韩星：《荀子的治道及其当代价值》，载山东大学儒学研究中心编《儒林》第4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3）政治治道思想丰富。荀子深入探讨了内圣外王、王道政治、德主刑辅、礼法共治等礼乐刑政各种问题，思考了人道、王道、霸道、王制、富国、君道、臣道等以及治人（包括治心、治身、治他人）、治气和治家、治国、治天下、治世、治民、治法等一系列政治治理现象，可谓先秦时期政治思想的集大成者。（4）政治之治是荀学之根本目的。如果说“合理性”展现了荀子思想精神趋向的话[参见东方朔《合理性的寻求：荀子思想研究论集》黄俊杰序言，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1 年版。]，那么“善治”就体现了荀子思想的社会理想，特别是荀子崇尚通过“隆礼重法”的途径建立“天下为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三）治道逻辑上包含政道 现代新儒家第二代标志性人物牟宗三在《政道与治道》中指出，政道是相应政权而言的，治道是相应治权而言的；中国古代只有治道而无政道，只有吏治而无政治；中国人自古只讨论治国方式，不知道改造政体；由于士大夫“始终不向政道用心”，中国自古只有“治权的民主”，没有“政权的民主”；由于士大夫一味向治道用心，理想的政治“只有靠著‘圣君贤相’的出现”，因此，在他看来，政道远比治道重要，现代中国政治的首要任务是政体改造而不是治道探索。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牟氏断言中国人自古只讨论治国方式不知道改造政体应该说符合历史事实，但他笼统认定中国传统士大夫一味向治道用心而不着意于政道显然太过偏颇。就荀子而言，他的治道思想十分丰富，容纳了牟宗三所言说的政道和治道。荀子的治道思想涵盖面非常广泛，不限于通常意义上的政治哲学，既牵涉到个人治理、家庭治理，也涉及到社会治理、政治治理；既包括“在上者”的治国理政，也包括“在下者”(即普通民众个人)的治身养气。而他所谓的“治道”，是牟氏所说的政道和治道的合一。犹如黎红雷所言，“治道”“既包括‘治之道’，又包括‘治之具’；既包括‘治之本’，又包括‘治之事’；既包括思想原则，又包括制度措施；或者用现代政治学的语言来说，既包括政权成立之道理，又包括政权运用之道理。”[黎红雷主编《中国传统治道研究丛书?总序》，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的确，荀子身处战国诸侯混战、礼坏乐崩的乱世，为了实现一天下、等贵贱、合礼法的社会治世理想，不仅关注治权也关注政权，不仅关注吏治也关注政治，不仅关注社会秩序的整治建构也关注政治制度（如君主制、等级制）的建立完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