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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孝”与“廉”本是伦理系统内的不同类别的德目。 “孝”是家族内的德目枢纽，所谓“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孝亲”成为中国人的道德本位。中国人虽然也崇拜天神，但没有希伯来人、印度人、欧洲人、阿拉伯人那样虔诚和狂热。耶稣受难曾激发起欧洲人无以名状的心灵震撼，而中华民族却以“如丧考（父）妣（母）”来形容悲伤至极的情感。正是由于“孝亲”这一宗法意识笼罩全社会，才使得绝大多数炎黄子孙不至成为“六亲不认”“无父无子”的狂徒。在中华文化系统内，孝道被视作一切道德规范的核心和母题，忠君、敬长、从兄、尊上等等都是孝道的分泌物，“以孝事君则忠”，“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指明了孝道在宗法伦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廉”是社会行为规范，是为官者忠君、敬民的必行之德。秦汉以降实行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官员作为代表国家执掌一方军政财文大权的人物，握有左右金钱的权力，故其廉洁关乎朝政的清明与稳固，而人的贪欲是廉洁的大敌，掌权者贪腐成为古今中外的通病，许多王朝的衰败以至灭亡皆与官员的贪腐相关，故选拔、任用廉吏乃国之要务。 在宗法社会，社会伦常即为家族伦常的放大，由孝亲可推及爱故土、爱他人、爱国家、爱天下，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从小在“孝”的氛围内熏陶，“少成若天性”，长大就有可能移孝于忠。孔子的门徒有若的名言是：“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把“孝悌”视作仁的根本，认为行孝悌的人少有犯上作乱者，这就将伦理道德与政治实践挂上钩，故《大学》视“修身”“齐家”为“治国”“平天下”的起点和基础。这正是历朝历代往往把寻觅廉吏的目光投向孝子，认为在家中行“孝”者，到社会行事，方有廉洁奉公的根基。于是，“孝”与“廉”这两类德目便携起手来，并称“孝廉”。 将“孝”与“廉”两大德目紧密联系在一起，发端于汉代。汉代“以孝治天下”（汉代帝王的谥号皆冠以“孝”字，如孝文帝、孝景帝、孝武帝），视孝子为忠臣、顺民的后补群落，所谓“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认定廉吏来源于孝子，汉代实行察举制，“孝廉”是选拔官员的一个重要科目。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策，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下诏，各郡国每年察举“孝顺亲长”者一人、“廉能正直”者一人。两汉“举孝廉”的第一条标准便是“德行高妙，志洁清白”，以下方是“学通行修”“明达法令”“刚毅多略”等才识方面的要求。 隋唐以降，实行比察举制更加完善的考选官员的科举制，但“孝廉”之名一直沿用下来，明清仍以“孝廉”为举人的美称，可见对“孝”与“廉”两大德目的崇仰是一以贯之的。 四 纵观古今中外，廉政建设不出内法、外法二者：内法为提高执政者的“道德自律”，外法为强化国家的“监督他律”，二者不可或缺。 在某种意义上，“监督他律”至关紧要，因为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腐败，这种不受监督的权力愈大，腐败愈加严重，这也是古今中外历史一再昭示的铁律。而关于对官吏的“监督他律”，史典多有记述，仅以监察官（如唐之观察使，宋之廉访使者，元之肃政廉访使，明清之按察使，今之香港廉政公署）而论，其肃贪扬廉的故事便不在少数，这也是“清官廉事”的题中之义，在“反腐倡廉”呼声高涨的今日，援引这方面的历史故事，是富于启示性的。 “监督他律”固然不可或缺，但并不能取代“道德自律”，不能取代“君子慎其独”（独自不受监督时仍能坚守道德准则）。而一个人“慎独”定力的修炼，是需要自幼养成的，在这一意义上，古人求廉吏于孝子之门，是有一部分道理的，因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义臣忠的良好家庭及社会氛围，是造就决不苟且的刚健、正直之士的环境条件。当然，对于任何法则，我们都应当求其神而不必拘其形，论及“孝廉”亦应如此，我们自然不会简单化地把行孝之人与清廉官员打上等号，但不行孝悌、寡廉鲜耻之徒一定要排除在我们选才的范围之外。 廉政建设是个内外兼修的复杂工程，“孝廉”之道是可供参酌的一种元素，只有将其置于廉政建设的大系统之中，方可发挥积极功能。 （冯天瑜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