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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谈两个判断：一个判断，好像政界人士和儒门学者最近在接近，这是我有深刻体会的。我是在中央党校，90年代一讲儒学，官员非常不满意、非常排斥，后来慢慢好了。到了习大大当校长的时候，中央党校居然开出了读经的课，我是作为读经的一个主要的筹办者。到现在再看儒学，和西方理论有一个对比，当年一谈西方，官员眼里放光。现在一谈儒学，他慢慢敬畏了，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但是，我们儒家的学者也开始对这个官员有排斥的，总是抱着很警惕的心态，这是我的大致判断。 第二个判断就是，从这个现象，我觉得官员好像比我们学者更有自信，这个可能和你们了解得不太一样。他为什么慢慢地向儒学靠近呢？他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他特别想对这个意识形态做一个重构，他找不到资源。而且，他上台的前几天，我听了他公开的讲话以后，我就在课堂里面对着学员讲，习近平很可能要构建中共的第三套话语系统，第一套是老毛构造的，什么事情都要以阶级斗争作为最高的标准，要重新衡量整个共产党的合法性，都是站在这个角度来说的。第二套话语就是，邓小平是把所有的合法性、合理性都要归结为现代性这个进程，共产党为什么合理？四项基本原则为什么合理？必须符合现代化进程。 习大大这个话语系统有很大的变化，所有的合理性，包括现代性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改革开放，包括老毛的合法性和邓小平的合法性，所有的合法性都在中华民族复兴这个点才可以解释，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变化。他要找来找去以后，他现在为止，并不认为儒学一定就多么好。现在最困惑的是什么东西呢？他说不清做了30几年究竟干了什么东西，他一直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自由主义没有给他任何的理论支撑，左派也没有给他任何的理论支撑，这个儒学当然也不可能给他支撑，他现在就乱了。但是，他就需要支撑，这就是需要意识形态建构。但是，我们的儒学好像根本不关心当代的什么事情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里，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考虑的是什么呢？两个判断，一个就是饾饤之学，当然这也是需要的；第二个，抓着什么问题就干什么的，你怎么用？看见什么就用什么。这个东西，他就缺少一个，所以我说，下面就进入第三层，儒学、儒门学者现在应该干什么？有个最重要的问题，我就想什么事情都可以干是没错的，我就假设当今汉武帝问我们儒门，谁能够有资格、有能力站出来回答？我看没有！你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刚才他说的一个根本的现象，就是我们现在经过的这个几千年未有之变局，和当年那个变化更大、更严重，而且从历史上儒门对社会的建制，好像没有太大的原创性贡献。当年那个变化是法家提供的，现在是谁提供呢？现在是那些官僚们，他闭着眼睛摸出来的，不管你什么主义，必须给这30年的变化一个判断，它到底好不好？它不好，不好在哪儿？如果你要取一个替代它的方案，拿什么来替代？如果你不能，那你的根据在哪里？你如果提不出这个东西，你永远在官员面前找不到真正的自尊、找不到真正的强势，你这种拒绝是非常无力的，你根本站不到董仲舒那个位置上，可以对汉武帝说我有“天人三策”，但是儒家有一个非常强势的东西，让所有的人，最后不得不皈依于他，为什么？因为，他的制度性原创性，他并不那么挖空心思，但是他一定有某种东西给你整合出来，这个道是非常大的。 那么，我们现在能做什么？如果你凭着这一点排斥西方是非常可笑的。但是，你说人家西方自由主义的方案不行，那你拿出来一个看看？谁还能拿出来？那是你提供这个“天人三策”的一个基础，但是你能提出来吗？现在全世界人都在想这个模式有什么好处，它会不会成为现代文明，由后现代国家所主导的那种文明、会不会成为一个模式。在我看来，你要是这样干的话，你注定在这个历史上慢慢等吧，等到某一个机缘出来，也许可以复兴。 我就讲这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