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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旭东：最近有一个更强的版本，是由白彤东提供的，说先秦就已经是现代了。 郑宗义：那是胡说，是非历史的（ahistorical）。中国历史有它内在的发展动力和线索，不能胡乱套用西方的理论，说没有启蒙就是黑暗的。我自己做明清这一段，跟“大论述”是保持距离的，因为它是虚的，需要很多东西来补充、支持。 明清之际是个大变动的时代，其中蕴酿发酵出很多思想资源。我们可以看到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的政治思想，看到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对君主权力的反省和批判。这些思想资源都很重要。 可我也不会认为，如果没有西方进来，中国传统文化能发展出现代科学。必须知道，现代科学跟古典科学不一样。现代科学是基于两个条件发展出来的，一是以数理的方式来解释宇宙，一是通过系统化的实验室来找出因果关系、证明理论假设。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具备这两个条件。然而西方发展出来的不等于是西方专属的，从它那里发出来的，不等于就是它的。几何是埃及人发明的，但是现在数学是全人类都可以学的。现代医学源头是西方的，但中国人也能学，也能用来治病。 方旭东：分歧恰恰存在此。有一些比较极端的观点认为，西医没有进入中国之前，中国人靠中医治病也很好，西医本来就不是我们需要的。这个观点正好和你刚才讲的形成对立。 郑宗义：我想这涉及到文化本位主义的合理性与它过度膨胀的问题。本位主义表示我们本来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和历史，这是我们不能去掉的视域或出发点，这必须肯定。就算是要发展、要吸收外来的东西，也得和这个本位这个根相融合。但不能一讲本位，便抗拒吸收、学习。 事实上，西方的东西自近代进入中国后，传统的很多东西已无法再吸引民众，你现在不可能倒退回去。比如说中医不能替代现代医学。不错，现代医学背后是一套机械的身体观、宇宙观，治疗方式好像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但它特有的贡献你是不能否定的。假如现在有一个人的脚烂掉了，如果不用西方的外科手术把腐烂的部分切除就会影响到全身，这方面西方医学最有效。这时候你不能说我只要中医吃汤药、针灸的办法。过去有一些病是中医没办法治的，那就死掉了，现代医学却能治好。 我并不否认中医的好处，现在不少西医也觉得中医有它的道理。它有机的宇宙观，把人看成有机的整体，内部是五行的相生相克，治疗讲究的是把整个身体系统调理好，所谓固本培元。我觉得比较开放的西医对此都接受。这是相互学习的过程。 回到文化本位主义的合理与不合理之处。合理是说每个民族、文化传统都有它的本位，文化传承（最基本是母语的习得）使我们都浸润在这个本位当中。但不能因此固步自封。本位的重要性不在于抗拒外来，而在于发展这个根，要开枝散叶，吸收新东西。根不能亡，不能忘记传统，所有的发展都得通过这个根联系起来。但过分膨胀的本位主义，抗拒外来新事物的态度则是大有问题的。 其实从唐朝开始，外面的人通过海路、陆路进入中国来学习，文化交流本来就在。只是当时中国文化比较高端，世界在学习我们，所以我们就觉得没问题。可是不能别人学我们就没问题，我们学别人就有问题，这是文化沙文主义。晚清知识分子为了打破这种封闭心态，于是提出了一堆如贵因说、运会说，甚至西学源出中国说之类的理论，今天我们大概不用再来讲这些了吧。 仁爱，是儒家贡献的普遍性价值 方旭东：现在有人发展出另外一套普世主义，说儒家是普世的，但西方的民主、科学不是普世的，这个有没有问题？ 郑宗义：我们一般讲“普世的”，英文的universal，有两个不同的意思。一个是指普遍的，不受限于历史时空，像绝对真理。但我们现在讲的普世，并不必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自由、人权之类的，在现代的历史时空中是可以被普遍认可和接受的（universally recognized），能适用于当前的情况。 民主政治背后是有一套假定的，这些假定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个我等一下再说。但这一套假定你能说它不是普遍适合于今天的生活情景的吗？怎么可能！我们现在已是在互联网的时代，个性张扬是一个不争事实。在大陆的媒体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如果地方政府要在民居旁起一座焚化炉、盖一座化工厂，你不问居民的意见，他们就会起来反对，说我有我的权利，你在我旁边盖一个可能会爆炸的东西，不问我就决定，怎么可以？他们会起来反对，这叫公民意识的觉醒。 说那些是普世性的东西，就是说，我们现在在一个个性化张扬，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理性的、自律的、都能决定自己的人生前途的这样一种背景下，出现对所谓平等、自由、权利价值的诉求，再通过一套民主政治的框架把它们给安顿下来——这是我们不能不接受的现实。 然后你说儒家是普世的，我也同意。实际上每个人除了是自由的、平等的、拥有权利的以外，人与人之间还有仁爱，这是儒家的贡献。仁爱也是普世的。法国大革命讲博爱，可是启蒙下来就隐没了，基本上不走法国的传统，走了美国立宪的传统。可我想人与人需要一些法律规定的自由啊、平等啊、权利啊以外，还需要相互关怀跟仁爱，这也是一种很重要的社群价值。有了仁爱之后，你会发现人与人之间很多所谓的是非之争，其实只是差异和包容的问题，并非是非之争。比如我是A，你是B，这是差异。如果我们彼此仁爱的话，我们会包容对方，A跟B并不冲突，和而不同；如果我们彼此不相仁爱，我不关怀你，一句I don’t care，我可以把A跟B看成是A跟非A，成为一种是非的对立，结果就会争各自的权利，吵闹不休，无法达到和谐。 而且我觉得仁爱这一普遍性的价值并不只限于是儒家的，儒家只是有它特殊的表达方式。所有伟大的宗教和精神传统，像基督教的博爱、佛教的慈悲，都共同肯定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亲相爱、相互关怀。所以你说，儒家也有普遍性的价值，我也同意，就是仁爱，今天也适用。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单靠民主法治来要求大家同意那不同意者（agree to disagree）的环境下，面对那些无休止的论争，推广一下儒家的仁爱，可以起重要的调和作用，能帮助我们找到中道。 方旭东：所以你是觉得，仁爱这一普遍性的价值，和刚刚讲的人权、自由、平等，两者之间可以相互补充。但至少就我了解，有些人觉得这两者很难调和。 郑宗义：关于是否可以调和，让我介绍一下牟宗三的观点。他说民主政治这个制度本身安顿了政治的平等性、人的自由、人权这些观念，在制度上是有合理性的。牟先生有一个很有名的讲法：中国过去只有治道没有政道。他说的“政道”是指政治的道理，即政治权力的分配问题，而所有人共同生活的制度安排就叫政治。所以政治生活最合理的道理应该是“公天下”，即《吕氏春秋·贵公》说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 ，这本就是儒家肯定的政治观念。所谓政治权力，应该是天下的，不是你的，不是我的，而是天下人共同的。那么怎样把“天下为公”这一儒家的政治理想落实？现代民主政治便是能从制度上把这个理想充分地实现。民主政治通过by the people的制度设计，才能把for the people，of the people的民本理念充分地落实。你可以看到主权在民（popular sovereignty）与儒家“公天下”是相通的。 牟先生说的“政道”，用儒家的话说便是天下为公。在中国历史里，严格来说，天下为公从继世（启继禹）开始就已经没有了，再到君主政治更统统都是“家天下”，都违背了儒家的政治理想。怎么样才能达到天下为公？就只有通过民主政治这一套框架。所以牟先生才说，现代民主出现以后，这一套政治制度本身能充分体现“公天下”。他甚至说：“只要人间不是天国（上帝王国），只要人间需要政治，则民主政治就是最后一种型态；民主政治一旦出现，成一政治体制，就有永恒性。”他的意思是说民主政治在制度设计上是最符合政治的道理。 不过，牟先生还有一个区分：即形式的合理性不等于内容的合理性。他认为民主政治只是在制度上也就是形式上落实了天下为公，它只是形式上的合理化。仅仅靠制度是不够的。民主制度背后假定每一个人都是讲道理的，假定每一个人都是自律的，假定每一个人都知道他人生最有意义是什么东西——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有些人就是我们讲的“日用而不知”，是“愚夫愚妇”，你给他好处他就把票投给你，他不是理性的、独立自主的。所以现实上在一些地方会出现劣质的民主，如民粹的民主。这里可以看到形式的合理化之外，还需要内容的合理化。 方旭东：那什么是内容的合理化？ 郑宗义：牟先生说，一个民主的政治框架建立以后，我们还需要再努力。有框架是不够的，因为公民如何合理地行使他的自由、平等和权利，更重要的是要通过一个社会内容的合理化过程，即社会文化的教养，通过教养提高每一个公民的素质。仁爱的价值应该是落在社会内容的合理化这一面上，而不是落在民主制度的形式的合理化上。 自由、平等、人权是民主所规定的普遍性的东西，但这只是从形式上假定它们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牟先生的看法是，我们还要藉由社会文化的教养，才能让每个人都真正地学懂尊重别人，尊重差异，学习沟通。比如你有权利，我也有权利，我不同意你，我该怎么样做？这单靠制度本身不能解决，要有社会内容的合理化来保障形式的合理化。而内容的合理化则要有文化的学习、熏陶和教养，即儒家那一套仁爱思想的提倡。 所以仁爱和自由民主人权都是普世价值，但所能发挥的作用不一样。自由、平等、人权只是民主政治下形式的合理性，而内容的合理性是过去儒家最擅长的地方，就是通过教养，学习仁爱，学习相互的尊重。有了内容的合理性才能深化形式的合理性，让民主政治有良性健康的发展。所以我认为对牟宗三他们来讲，并不是无条件地接受西方的民主，他会觉得那是必要的，但也有需要完善的地方。2013年，香港城市大学及清华大学礼学研究中心共同合作，启动了“儒家义礼复原计划”，该计划运用先进的技术、设施意图重现中华传统礼仪。 心性之学是当前大陆能够落实儒家最现实可行的途径 方旭东：原则上讲，用内容的合理化去改善补充形式的合理化，这是可以接受的。但现在麻烦的地方在于，两者往往会发生冲突。比如说征地的问题。在英国，土地都是私有的，如果盖一个机场或者搞一个大的市政工程，要把我的房子给拆了，我可以说：对不起我不同意，这是我的权利。但如果在你讲的儒家仁爱精神下的话，那很可能就是舍小家保大家了。 郑宗义：形式的合理性，即政治上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自由的、有权利的，这并不必然预设一种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或自由主义的原子式的个人观（atomic self）。所以西方才有社群主义的出现。并非讲权利就不讲义务，或者讲权利就是自私自利。 用你征地的例子说，征地有两种办法，一种是从上而下的，家长威权的决定，这是国家的规划，你就得乖乖搬；另一种是上下情通，政府充分告诉你城市规划是怎么样的，为什么要征，征地以后怎样妥善安排搬迁，充分给你补偿，就是沟通啊。而通过仁爱教养的一个人，才能真的变成一个民主社会里讲道理的、能够体谅别人的、不仅仅从自己立场来考量的一个人。只有这样有素质的公民，有时候他听了搬迁意见后，才能衡量搬迁的理由是不是充分，或许他会愿意让步，而不会拼命地说这是我的权利，我不搬就是不搬。但如果根本没给我合理的说明，也没安排搬迁，而是强迫地把我房子拆掉，则岂有此理呢！ 所以我想仁爱的普世价值有个好处：仁爱其实是带有道德理性的一面，并非只是一种道德情感。所有的国家建设最后导向的应是人民的福祉，其中有些政策难免有个人和整体、大多数和少数人利益上的冲突。而儒家讲的仁爱，其实就是所谓的妥协，所谓人我欲求的和谐化，是一种寻求达到最大和谐的办法。 因此社会内容的合理化，就是通过教养训练出更讲道理的人，更具有人与人之间相互仁爱关怀的公民。这种公民不会只是从他个人的立场考虑，甚至有时候他会愿意让步妥协，愿意为了别人的福祉做多一步的考虑。 以中国大陆现在的情况，我觉得儒家可以在现实方面有所贡献的地方就在教育。所以要说心性之学没用，我绝不同意。相反，我为什么觉得公羊学不行？因为从思想内容来看，公羊学只是倡导变革，什么“张三世”、“通三统”，你可以用它来到处套，像康有为将它套到君主立宪上去。但现在不会有人反对变革的重要性，不需要用公羊学来提倡。 更重要的是，它缺了心性之学这一块。试看看当前社会道德的滑坡有多严重，有多少像佛山小悦悦那样见死不救的故事，有多少为谋巨利不择手段的黑心商品。中国为什么非常高调地向国际舆论讲儒家价值？就是因为儒家的仁义礼智，能用来挽救、重建社会的道德伦理。但要学儒家价值这一套，必须肯定心性之学，这并不是通过打针吃药，也不能像学雷锋一样学孔子。而是通过教育，让人从小就接触儒家的经典，改变人心的想法，变化气质，然后慢慢地潜移默化，从人心底里产生接受认同。这才可以教人明白一个社会不能只向钱看，“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还有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亲情、相互关怀尊重这些更重要的东西。 所以为什么要反对心性之学呢？实际上心性之学是当前大陆能够落实儒家最现实可行的途径。儒家在中国历史上所表现的并不只有向现实委曲和为政权服务的一面（政治化的儒家），或维持教化的一面，它还有强烈的抗议和批判精神。从汉代的太学生运动，到宋明理学以道统制衡政统，抗议精神从来都不绝如缕。如果一个政府、执政集团要达到儒家心目中的理想标准，人民是会监督政府是不是为了人民福祉，是不是为了天下人而施行了仁政、王道，这是一个很高的道德审查和要求。从宋明理学家到黄宗羲，到近代的知识分子，再到当代新儒家，他们都认为道理是在读书人、知识分子那里。黄宗羲说：“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所以不是执政者说的就是道理；道理是要通过知识分子的讨论、斟酌和权衡来获得。 不管怎么样，现在儒家应先落地生根，从教育开始改变人，渐渐使越来越多人学习儒家。儒学是中华民族一个文化的符号和价值，它在过去表现了极大的包容精神，“道并行而不相悖”，儒学不排斥道家或道教、佛教乃至回教。通过经典的学习和教育，十年过去，一代人就能在文化符号上认同他自己的民族文化，而不是只喊口号说我们是中华民族，我们是世界的经济大国。民族主义有很多种，最差的“庸俗的民族主义”（popular nationalism）是很容易被政治操控和利用的。 如何建立香港人的身份认同？ 方旭东：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香港的自由程度很高。然而在香港这样一个比较自由的社会里，它跟中国文化的渊源却隔得更深。那么像在这样一个自由的地方，你们怎么来推广儒家的仁爱的普世价值？ 郑宗义：我对当前香港的情况是有点担忧。在香港学校的一般科系中，看不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和推广。是有中文科，但多是教读写听说的语文技巧，也读一点古文诗词。可是对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与传统经典的教育，比如说儒家的《四书》，其实是十分缺乏的。对中国历史的教育也没有很强调。 在回归以后的种种政治争论以及香港的民主化运动中，儒家都是缺席的。中国文化都不在讨论的话语中。回归后，后殖民时期香港人的身份认同，的确是个问题，现在还没法解决。就是说，大家现在已经不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人了，但又不认同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很多人想象的图像是：在两制下保持香港的自由、法制，然后把民主也建立起来，大家变成一个仿佛是没有历史文化的根的世界公民。过去一两年，香港本土意识崛起，这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了。 尽管香港是个华洋杂处的国际大都会，可是香港大部分的市民还是在使用中文，讲广东话。所以历史文化的根是去不掉的。如何建立香港人的后殖民身份认同，恐怕不能依靠一种从上而下的所谓国民教育，而是要从下而上，靠有心人来合力推动我刚才讲的文化、经典教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