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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广云兄的发言很有意思。我想，基本上表达了偏向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对于儒家如何行道的一种理解。这样的一个理解，其实也是余英时批评当下儒家的一个立足点。那么，从一个儒家的立场上来说，起码我自己觉得，我也不能代表儒家，我自己不同意这样的一个看法，包括余英时的批评都是不得要领，余完全不是一个儒者，基本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知识分子。 刚才，陈明说到我是最乐观，是吧？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得出这么一个印象，我确实是很早就写过一篇文章，应该是去年吧。我为什么看好习李，可能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可是，我这一年没有看到什么好处啊。我想，我们现在儒家在当下的知识和政治环境中，确实是面临很大的一个挑战，因为现在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受一神教影响，他们基本上不会用中国的政教模式来思考问题了，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事情。儒家在这样一个大的趋势中，如何把握自己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起码我自己认为，我要理直气壮地站在一个儒者的立场上去思考这个问题，不管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说什么。我说过这句话，曾经也引起过巨大的反弹，就是我们在思想和思考方式上必须“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必须把西方式的，基于一神教，进入中国如何归于道统。否则的话，这样一种西式知识分子的姿态，或许能够成就一个自由主义的思想，以及道德的立场。但是，它不足以让儒家来引领这个时代。所以，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如何去定位自身、如何思考，就是这个时代的行道之道，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具体来说，我想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可能需要做三件事情，当然我也是随口说一下。第一个事情，就是要推名之道。从最根本的方面来说，可能还是要回到经学，我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关键的地方。第二点，就是要创之立法，起码要在知识上创之立法。就是未来有可能出现的儒家社会治理秩序，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我们首先要做到自己心里有数。要做到自己心里有数，所谓胸有成竹，当然第一步是推名之道，我们必须在当下的形势中展开，所以必定要推之立法，不可能通过复古来解决当下的问题。这个不仅针对古，也是针对西。所以，一个儒家社会的治理秩序，它一定是不同于西方，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它究竟是什么？这个需要我们自己去进行一个创造性的思考，就像当初的汉儒、宋儒一样。 第三点，其实刚才广云兄说的，我完全同意，我们自己要去行道。到这个地方，我们就不得不又回到我刚才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儒生，当然是有很广阔的领域可以去行道，比如我们去办书院、从事教育，这个都没有任何问题，甚至我们也可以从事社区治理的尝试。但是，对于一个儒家来说，最根本行道的渠道是政治，这是肯定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儒家所谓社会治理秩序，从根本上来说是王天下、王道的天下。可是，这个问题就变得很复杂了，因为我们自己有行道的理想，你跟政治之间就肯定有距离，政治家很可能会拒绝你，甚至镇压你。所以，儒家是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状态中，你又要制君行道，又要以道导君。所以，你就不能不去与政治之间发生某种关系，但是我相信以儒家对于道的这样一个坚持，即便与政治发生关系，也不会被政治吞没。这里面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对道要有一个自信。 可能很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所以有那么高的一个警惕及从根本上来说是对自己自信，只要跟权力一接触，自己就被吞没了。我想，一个儒者不会如此的脆弱。其实，过去几千年来说，那么多儒者都是在政治之中行道，把完全的利益提升到行道的层次，这个完全可以给我们一个信心。我说这个，不是说我们大家要去“求招安”，其实不是。但是，这里面的关系不同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站在权力的对面。我想，可能儒家最基本的一个立场是，叫不拒绝权力，也不会恐惧这个权力，也不是警惕这个权力，而是有一种引导这个权力、以及改造这种权力的抱负。但是，究竟在这样一个时代怎么做？我自己也没有完全想清楚，也许我们去看一下历史、去看历史上的一些大儒，他们的形势，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启发。 归根到底一句话，还是学问至关重要，这个学问不仅为国家找道，还要为儒者找道。我们都是要通过知识上的努力，同时来寻找这两个道。谢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