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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不能脱离自己的国情去搞现代化，而传统就是最大的国情。比如日本和韩国，现代化很发达，但依然保留着浓厚的日本和韩国传统，可谓之有日韩特色的现代化。这本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但在历史过程中，当一个自诩为先进的民族和国家忽然变得落后挨打时，就会产生价值怀疑，对自己的传统失去信心，中国就是如此。 中国从近百年前“五四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到“文革”打倒孔老二，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从国家的思想脉络来说，差不多一直在反传统。改革后，虽然不反传统了，但也不认为传统对国家发展有什么价值。 但这种情况，或许在今后会有所改变。9月25日，在孔子诞辰2565周年的纪念会上，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出席了纪念大会，发出了回归传统，复兴传统文化的号召。习在5000余字的讲话中，高度肯定了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富含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可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对待传统文化，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习的这个讲话，无疑会使一部分重视传统的知识界人士和国学派感到振奋。 现在中国社会都在猜测领导人这样做的意图。曾有官方学者解读，领导人重视传统文化，是要从文化上为中国道路寻找理论支撑，为中国软实力崛起寻找方向，以及“中国梦”需要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支撑。这个解释大体是准确的。比起过去在国家发展指导思想的一味反传统，回归传统，接纳传统，总归是一种进步。不过，正如熊彼得把创造性破坏视为一个真正的企业家的标识，在“师法传统”中，这里也存在一个像执政党过去常说的，如何“去粗取精”“去伪求真”，将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的问题。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传统文化都是好的，都适合今天的社会发展。毕竟传统是对过去时代的价值反映，它具有通用的一面，但也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对传统进行一番创造性的改造与转化。何况我们目前这个时代正在发生巨变，适合过去时代的文化和价值观不一定适合今天。 比如，中国文化传统中最缺的就是自由、民主、法治等在今天看来是作为一般价值的东西。如果中国的文化不能包含这些现代价值，将它们充实到传统文化的内核里去，传统文化也就谈不上现代化。所以，需要为传统文化嫁接和植入现代价值元素，为国家现代化提供方向引导、精神支柱和文化保障。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治理层面让两者对接和融合。笔者认为，首先还是要对传统文化有正确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集体主义为本位的，重集体轻个体，这是一般人的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今天的形势下，传统文化的集体导向就无法与个体本位的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兼容，就一定会用集体来压制个体，或者以牺牲个体价值为代价。如《大学》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先将个人的事情做好，然后才能做好家庭、国家的事情，在价值排序上，这其实就是一种个人优先的选择。传统文化的集体导向在建立民主制度时，也有利于公共参与，因为后者也需要一种集体精神。诸如此类，对传统文化的一些核心价值，需要做多角度的理解。正确的理解是实践的前提。 在这方面，中国可以从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中得到启示。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与台湾地区在内的东亚国家与地区，它们有一个相似的文化背景，即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在它们被迫打开国门，与现代文明接轨，发展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儒家文化并未被它们切断，而是大部分保留了下来，当然，保留下来的都结合当时的社会形势，经过了痛苦的转换。从政治体制来说，它们一般都经历了专制——威权——民主这样一个三步走阶段。从经济角度来说，能够很好地将儒家文化的义利观与商业逻辑统一起来，像被称为日本的“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经营企业。涩泽荣一将《论语》作为其第一经营哲学，他在自己的著作《论语与算盘》中总结其成功经验就是：既讲精打细算赚钱之术，也讲儒家的忠恕之道。后来学界在研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时，将它们冠之以“儒家资本主义”，是有道理的，说明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没有成为它们发展的羁绊，之所以如此，从方法论而言，就是在传统文化的根基上，嫁接了现代的价值元素，用自由、民主、法治的一般价值改造了传统文化。 其次，传统文化的基本教义、礼仪和规范应该在学校教育中有所体现。上述这些国家和地区在这方面也做得很好，将儒家的一些核心价值，如仁、义、礼、智、信，结合今天的现实，以学生容易理解的形式予以改造，作为学生必须遵守的伦理道德规范，在学校教育中有所体现。 例如，儒家思想在韩国深入人心，综合一些教育专家的观点，韩国德育最突出的功能是保持和传递儒学思想。韩国在家庭教育、幼儿教育中就开始灌输有关儒学的观念，到初中“国民伦理”科开始系统讲授儒家伦理，但儒家伦理作用于学校德育，不是直接的、原本的，而是接受了韩国文化的改进和受到学校德育的相应选择的结果。一方面，儒家伦理的某些部分被删去、被改写，或在中国被强调的东西而在韩国不被重视；另一方面，儒家伦理的某些东西已根据韩国实际被重新阐释。 新加坡也一样，新加坡儒学在内涵上剔除了传统儒学中带有强烈封建性色彩的政治学说，而强调其中关于个人道德修养的内容，并根据新加坡这个工业化城市国家和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国情加以改造和发展，赋予其符合现代生活的内容和形式，以适应其道德建设的需要。新加坡的《儒家伦理》教材，充分体现了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特色，它所贯彻的基本精神是“把适合我国社会的儒家伦理价值观念灌输给年轻的学生”。 中国应该向它们学习，根据学生不同年龄阶段的特点，将传统文化编成教材，形成一个系统性的对传统文化的学校教育，并将传统文化中于今天有价值而又特别稀缺的部分，通过一种仪式化的形式来加以强化，礼仪是宣示价值观、进行教化的有效方式。 再者，传统文化还需要实践。学和践是推广传统文化最关键的两步。践就是实践、践行，传统文化必须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在社会活动中实践儒家伦理，把儒释道的核心教义和规范融入民族的潜意识之中，变成民族集体性格，才不会悬空，流于纸面和口头。要实践就需要有相应的政策和法律保障。中国应该结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结合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做好有关政策、法规的制定和修订工作，将传统文化的要求体现到各方面政策制度、法律法规之中，形成有利于培育和践行传统文化的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充分发挥政策、法规的导向和约束作用，强化人们践行传统文化的行动自觉。 自由、民主、法治等现代价值元素与传统其实只有一步之遥。如果执政党真的重视传统文化，就应从现在着手，在正确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做出规划与安排，这不是要人们去复古，而是将传统文化与现代价值相符相通相合相关的思想主张转换成易为现代人接受的理论形式，植入人们的内心，体验传统文化的对人生的可爱，传统文化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形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也见证和说明了对传统文化进行这种创造性转化的重要与必要。 儒家应不应该政治化，这个问题本来不应该成为问题。但由于种种原因，很多人包括一些著名的儒家学者在这里犯了糊涂。余英时和汤一介两位就是反对儒家政治化的。余英时在接受《苹果日报》的采访时说： “中国文化传统里许多价值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的，但是不可能作为将来中国的指导原则，也不可能成为新的意识形态。现代社会有公领域和私领域。在公领域，只有实行民主选举、司法公正等现代制度。私领域就是个人道德、人和人之间关系，儒家思想可以发挥作用。”（《苹果日报》：《余英时：回首辛亥革命，重建价值观念》） 这段话是对儒家的严重狭隘化，将儒家去政治化和去公域化了，不知道德有政治性，儒家亦政治学，公域公德与私域私德并重；同时将民主選舉司法公正与儒家割裂开来乃至对立起来，似乎儒家“作為將來中國的指導原則”，就会排斥政治制度的現代化。 “在儒家价值与现代社会之间建立制度性的联系是行不通”云，就现实而言确实，但障碍在现实，并非儒家价值不适合现代社会和政治，不是儒家开创不出现代制度文明。从应然角度看，儒家价值的普适性至高无上，可以与现代和未来任何社会建立制度性的联系。 汤一介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在《南风窗》的专访中说：“我觉得学术就归学术比较好。儒家，我不主张它意识形态化，最好把它看成一种学术去讨论，讨论到大家都觉得这个不错了，作为一种精神自然就接受了。”“政治化的儒家是会使儒家可贵的精神有所丧失，而起着负面的作用。”专访的标题就是《不要把儒家“意识形态化”》。 “不主张”儒家意识形态化显然是就政治意义上而言的，显然就是反对政治化。 其实与汤一介所说的恰恰相反，儒家意识形态化以后，其诚信、仁恕、孝悌、和谐、中庸、民本、德治、王道等等“可贵的精神”和思想才有希望得到更好的弘扬落实，从而对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特别是政治领域产生全面、广泛和深入的影响。 汤先生承认“在中国历史上，政治化的儒学确实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正面影响”，但却严重低估了，这应该是受五四反儒恶潮的影响过深所致。其实，作为中华文化的正统、主统政治指导思想，儒家在中国历史上岂仅是“有一定的正面影响”而已？中华文明数千年的辉煌都是在儒家主导下创造出来的。 当然，“我们原来的制度”难免有历史局限性，以现代民主标准去衡量，或有“非常致命的弱点”。但是，历史是不能这么纵向比较的，要求儒家在古代就设置出民主制度来是不现实的。不能将所有历史问题归责于儒家文化，断言说“政治化的儒家是会使儒家可贵的精神有所丧失而起着负面的作用”。 政治性是儒家文化至关重要的一环，割去了这一环，把儒家局限于学术领域，取消它的政治功能，儒家就不成其为儒家了，偏瘫了。这是自轻自贱自我狭隘化，是面对极权恶制的自我缴械，是主动放弃了驱马攘夷的历史责任。 东海说过，于丹们把儒家鸡汤化了。现在看来，余英时汤一介两位先生尽管资格老些，学术有深度些，但本质上似与于丹无异。当然，“心灵鸡汤”也是儒家的作用之一，只是儒家还有其它广泛而重大的作用有待提取发挥。这是于丹们难以胜任的。 有没有政治精神和王道追求，应是衡量儒者大小的重要标准。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这里的君子小人，应是就度量规模的大小而言。钱穆说：“推孔子之所谓小人儒者，不出两义：一则溺情典籍，而心忘世道。一则专务章句训诂，而忽于义理。” “心忘世道”就是“忽于义理”所致。儒家外王学致力于政治文明和制度建设，以体现对世道人心的关注，君子儒就应该是这种全面把握儒家义理的大儒。“溺情典籍专务章句训诂”的“小人儒”，作为学者很优秀，但对于有志于儒者，还应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儒家道德具有强烈的政治追求和制度精神。关此，孔子一句话就说透了：“人道政为大。”孔子不仅把人道与政治紧密联系起来，而且视政治为人世间最重要的问题，为人伦、人事的关键和首要，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这句话出自《礼记-哀公问》，“孔子侍坐于哀公，哀公曰：“敢问人道谁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对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无辞而对？人道政为大。”鲁哀公问出“人道谁为大”这个问题，让孔子非常高兴，悲欣交集，感叹说这是百姓的福德、百姓的幸运啊。 《哀公问》中孔子又指出：“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与”、“民之所由生，礼为大”。把礼视为政治的根本和民生的首要，这就要求将儒家的政治性进一步落实到具体的制度中去。四书五经论述政治及制度法律问题的言论很多，《尚书》更是先秦政治文献的结集。关此，东海在《礼乐制度初论》一文中有详细阐说，兹不赘。 或说：“自从孔子起，道统和王统是分开的。道在民间，而不在朝廷。”此言不确，道既不在民间，也不在朝廷。道指中道，道统指中道的传承谱系。历代圣人为道的代表者和道统的传承者。道统高于政统，就是儒家王朝；圣人在位，则政道合一，即政统道统统一。 仁者爱人，仁政爱民。仁者在位，自当爱之以良制良法。儒家道德和政治不可分割，儒家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是儒家矢志不渝的追求。儒家政治化是儒家“化政治”的结果。儒家政治化，意味着政治道德化和文明化那，意味着马主义去政治化；儒家意识形态化，意味着道统地位得以确立，道统高于政统。目前不能实现，那是现实的无奈，但如果持反对态度，性质就不同了。 应不应该和可不可能、即依然和实然是两回事。这里只说应该，至于儒家是否能够、如何能够、何时能够政治化，那是另一篇文章的内容。 目前不可能并不意味着永远不可能。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强调要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民族文化血脉”，非儒家道统莫属，此外没有任何文化派别和体系有资格充当“民族文化血脉”。 从反儒到避儒（避而不谈）到尊儒，从低度的尊到高度的尊，从个人性尊到政治性尊，也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性趋势。近来，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不少媒体发表了大量尊儒文章，水平不一，多数文章思想并不中正，并不符合儒家文化立场和道德原则，但不要紧，能尊儒就是好事，就值得感谢。 春江水暖鸭先知。这一现象也说明，一个尊孔尊儒的新时代的幕布已悄悄拉开，儒家的回归已是大势所趋，势不可挡。儒家复兴与良知觉醒、道德回升、中华重建同步。什么时候，儒家重新被尊为指导思想，中国就将在新的起点上重振汉唐雄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