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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纵横》：我们知道，东亚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已经引起了整个世界的关注。但东亚地区的国家合作却始终没有什么起色，这当中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就是东亚国家之间巨大的文化差异。那么，在你看来，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即随着东亚国家和地区在文化和政治上的自信确立、认同的增强，东亚形成一个更强有力、也更紧密的联合体，从而对整个世界格局产生影响？ 郑永年：你这里所指的是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从经济整合的角度来衡量，东亚地区实际上并不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差，包括一直被人们视为是模范的欧洲模式和北美模式。东亚经济的整合表明如同其他区域一样，经济的区域化（和全球化）也发生在东亚。但同时，东亚的整合也表现出和其他模式不同的特点。北美模式和欧洲模式表现在正式的、外化为法制式的，而东亚模式则更多地表现在非正式的、非制度化的。我想，你所说的“没有什么起色”指的是制度化方面的合作。 为什么东亚的整合有很不相同的表现方式？这里既有历史、地缘政治的原因，也有文化的原因。北美模式是由地缘政治和文化决定的，它呈现出等级的模式。美国是超级霸权，而无论是加拿大还是墨西哥都高度依赖美国，这两国的经济都从结构层面上被整合进美国经济。（实际上拉丁美洲也是这样的，被学界称之为“依附型发展”。）除了经济因素，北美模式也有文化因素，因为这些国家都有类似的文化价值和政治制度。 和北美模式不同，欧洲模式表现为扁平型。欧盟的主要国家包括英、法、德等力量旗鼓相当，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而历史的原因更促使这些国家追求通过经济的整合来最终达成政治上的整合（如果不是行政上的话）。欧洲尽管共享同一种文化价值，政治制度也相差无几，但对国家利益的过度自私追求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欧洲根深蒂固的制度和法律文化更是大大促进了欧洲共同体的宪政化。 亚洲区域整合的表达方式也受亚洲地缘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差异的影响。概括来说，亚洲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不重视正式的制度表达，亚洲不存在欧洲的契约文化，但对非正式的“关系”极为强调。所以，从法律层面来说，东亚整合不如欧洲和北美。但同时也要看到，正是这种共同文化（儒家）的存在有效地克服了东亚社会政治制度的差异而达成了经济上的整合。东亚目前所看到的经济整合的动力在于中国的开放。在中国开放之前，无论是日本还是“四小龙”的经济都是和西方经济的整合。而在过去30年间，因为其开放政策，中国已经成为东亚经济整合的轴心。这种经济整合首先从海外华人到中国投资开始，早期就有人提出“大中华经济圈”的概念。但整合马上超出了华人圈，涵盖了日本和韩国。于是有人又提出了“儒家经济圈”的概念。不过，“儒家经济圈”的概念也并不确切，因为东亚（主要是中国、日本和韩国）经济的开放型是全球定位的。很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提倡“开放型区域主义”的概念，就是说，东亚区域主义不是排他性的(exclusive)，而是包容性的(inclusive)。我个人觉得，从深层次的文化来说，开放型区域主义正是儒家精神核心的反映。 尽管东亚制度化层面的整合要比北美和欧洲低，但如果中国一直能够坚持开放型区域主义，东亚模式完全能够超越其他模式。无论是北美模式还是欧洲模式，它们所强调的是内部的整合和区域内部资源的合理配置；对外而言，这两个模式都可实行重商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就是说它们都是排他性的。而东亚开放模式从长远来说，可以达成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 阻碍东亚深化合作的文化因素不是“大”文化因素，而是“小”文化因素，或者说东亚社会各个社会的政治制度差异。前面说过，东亚很多国家先前是被西方整合的，很多社会发展出了西方式或者类西方式的制度。政治制度之间的差异，加上历史恩怨，使得各国之间的信任程度比较低。地缘政治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日本和韩国一直是美国在东亚地缘政治的关键，美国（有意或者无意地）一直对东亚的制度化整合起着负面的作用。当然，对实际国家利益的定位和追求也使得这些国家不敢和中国靠得太近。 但这种情况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而得到改变。中国的经济发展导致了东亚国家（和东南亚）经济和中国经济的整合。这已经变成了既定的事实。东亚国家已经开始从“经济的思考”转型到“文化的思考”或者从“经济利益”转向“文化利益”。日本很多年前就开始思考和美国的关系，而民主党上台后要在政策层面调整对美国的关系。日本明治维新之后走全盘西化的道路，但现在随着中国的崛起，日本必然面临新的选择。韩国的“中国文明情结”表现得更为特殊。冷战期间，韩国的认同是向着西方的，这和日本差不多。其制度也是根据西方模式来设计的。但这些年，情况在发生变化。尽管统治阶层内很多人还继续偏向西方，但也有很多人“回归”东亚传统。最有意思的就是和中国竞争代表东亚传统的正统性。 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东亚无疑是世界经济的重心。这会继续促使东亚国家对自己传统的回归。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对东亚价值的认同正在促使东亚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很显然，这种影响包含软硬力量两个方面。东亚本身的整合和其在世界格局的位置主要取决于中国。最重要的就是中国本身的文化自信和体制转型，这两方面不仅会影响东亚本身的有机整合，而且也影响到儒家文明和国际的整合。只有足够的文化自信才能促成体制的转型。文化自信了才能更加开放，才能有效借鉴和融合外在的有效的制度形式和文化价值。儒家在历史上是通过包容外来文化和制度创造辉煌的，今天也不例外。 三、文明竞争与儒学的未来 《文化纵横》：随着中国力量的强大，中国的价值诉求和利益主张也越来越被关注，而中国人在这方面的表达，还仅仅停留在反抗压迫的情感宣泄阶段，还很少，或者说几乎没有提出自己的主张。那么，在你看来，什么样的价值诉求是最符合中国的发展逻辑的，或者说，在这当中儒学是不是也有可能发挥某种作用？为此，我们需要解决哪些理论上的难题？ 郑永年：这个问题是关键。中国的利益需求已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表露无遗了。但很多问题没有回答：如何去追求利益？如何在追求利益过程中表现为中国的价值？如何把自己和西方区别开来？等等。你说得很对。在这些问题上，中国各方面还仅仅停留在情感表达的阶段。当别人指责中国什么时，我们只能回答，我不是什么。我不是从前的“帝国主义”，也不是“殖民主义”等等。中国还没有回答最为关键的问题：我是谁？这是自我认同问题。没有自我认同，哪能要求他人对自己的认同呢？而没有他人的认同，就不会产生任何软力量。在推行软力量之前，首要要回答软力量是什么。 这表明，我们在软力量领域的创新能力的低下。我们在国际社会没有话语权。自从和西方接触以来，中国人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自己的话语权。人们一直在努力学习西方，用西方的话语来解释自己。但现在看来，西方的话语不仅解释不了自己，更严重的是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可以这么说，中国的话语权建设至少要落后中国的社会经济变迁30年。 因为儒家的符号意义，儒学可以在建设中国的话语权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儒学要扮演这个角色，儒学本身就需要现代化。我认为，儒学如果不能具有足够的开放性来包容和整合各种主要社会思潮，那么儒学的发展空间并不大。儒学如何才能具备足够的开放性？很简单，中国需要儒者。目前的中国只有儒学研究者，但没有儒者。要复兴儒学，首先就需要儒者，大儒者。大儒者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和钱学森所问的“为何中国没有大师”的问题是一样的。 《文化纵横》：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并没有偃旗息鼓，甚至我们可以说这种竞争可能更为残酷。而这种竞争，不仅仅是在看得见的经济、军事方面，在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的概念之后，国家在文化力量上的竞争也被揭示出来。如何塑造中国的软实力，成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中国的学者为此提出了很多主张和方案。我们也注意到，在革命的意识形态褪色之后，中国官方在对外的宣传中，在着力将孔子的文化形象和儒学推出，似乎希望将儒学作为中国人的文化认同象征。这种努力，在国外的反响如何？你认为，儒学在其中会扮演一种什么样的角色？ 郑永年：看到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趋向激烈这一点非常重要。硬力量的竞争从来就没有停止，也不会停止。但硬力量的效用正在下降。在近代，硬力量是最重要的，因为国家间的优劣主要是一个国家能否在战争中胜出。到了冷战，进入核武器时代，美苏两国之间不仅在硬力量上竞争，主要表现在核武器等方面，而且也在软力量方面竞争，表现为意识形态的竞争。冷战后，硬力量的使用及其效用受到更大的限制。美国在世界各地（尤其是中东）的军事胜利并没有使它成为一个胜利者；相反，军事上的胜利正在给它带来无穷的负担。美国的软力量也不如从前。民主、自由、人权等都是其软力量的核心。但当美国使用其霸权地位，使用各种方法向全世界推行美式民主的时候，其不再是软力量。近年来其所推行的颜色革命，在取得了早期的胜利后，最近遇到很大的麻烦。硬力量和软力量是相辅相成的，但如果没有软力量，硬力量的使用就没有道德基础。 当意识到软力量的重要性之后，中国也在追求软力量。但要明确意识到，重要的不仅仅是硬力量或者软力量本身，而且更是使用的方法。就前苏联来说，硬力量的软性使用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但软力量的硬性使用倒没有好的效果。 软力量，顾名思义，就是人们的自觉自愿的接受。中国唐朝文化能够走向亚洲各国，不是政府推动的结果，而是人们自愿接受的结果。很多本来属于软力量的东西，被政府来推动，就失去了软性。无论是以意识形态的名义还是以文化的名义，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因此，中国如果要在国际社会推行软力量，就必须考虑社会的力量。要明确的是，社会而非政府，是软力量的载体。我想，儒学的复兴及其国际影响力的扩大过程，社会应当起到主导作用。 《文化纵横》：近年来，民族主义在中国赢得了很多拥趸，儒学作为一种软力量的来源，在一定意义上也与其相表里。这是因为中国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从文明竞争的角度来看，中国还处于极其弱小的地位，甚至可以说百余年来，我们几乎没有取得什么值得称道的成就。如你所说，硬力量与软力量必须相辅相成，因此，没有软力量的大国是危险的。那么，儒学是不是中国寻求软力量的一种恰当选择，除此之外，中国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吗？ 郑永年：民族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中国迅速崛起是有多方面的因素的。1980年代中国主动向西方学习。但1989年之后，西方制裁中国，中国人开始反思。随着中国本身的崛起，中国的文明自信心也开始恢复。这同时也是因为全球化。全球化在把中国整合进世界体系的同时也使得国人看到自己国家和其他国家的不同，这样就比较容易建立自我认同。 但是民族主义绝对不是软力量的基础。民族主义产生于欧洲，在催生众多欧洲主权国家的同时，也为欧洲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主要是战争。欧洲现在抛弃了民族主义的概念，又走向整合，欧盟是一个新型的帝国。民族主义传播到其他国家之后，既有积极的作用，也有非常消极的作用。在德国和日本，民族主义变得非常具有侵略性。在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在争取民族独立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在多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也经常是国家分裂的主导性意识形态。 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的独立和解放进程中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到毛泽东，尽管政治人物的意识形态可以有不同，但他们都是民族主义者，因为他们当时所面临的政治任务是同一的，即建设一个统一和独立的国家。 但我觉得民族主义具有阶段性任务，并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良方。那种从西方进口的民族主义和中国的传统精神刚好互相冲突。民族主义是排他性的，表现为封闭，而我们这里所说的国学或者儒学是包容性的，表现为开放。我们可能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中国需要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吗？在和西方接触以来，这几乎是数代政治人物的理想目标。顾颉刚老先生曾经说过，传统上，中国的国家从来就没有按照种族或者民族的原则（就是西方的民族主义原则）来组织过。民族、种族等因素在中国是存在的，但中国并不把它们作为组织国家的原则。组织中国传统国家的是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儒家。在孙中山先生那里，民族主义也只有工具价值。因此，在推翻满清皇朝之后，他就主张要“五族共和”。所以，不能无限制地抬高民族主义的价值。在多民族的中国，我们思考这个问题应当具有当代意义。实际上，美国也不是一个民族国家。美国是一个文化概念，而非宗族和民族概念。这在很大程度上和传统中国一样。我自己在想，从长远看，中国要建立的应当是一个非民族国家，而非民族国家。 在国际关系上也是一样。中国硬力量的发展不可避免，但还没有找到有效的软力量来论证硬力量的合法性，或者来“软化”硬力量。不过，民族主义绝对不是软力量的一部分，而只会成为硬力量的一部分。自从民族主义产生之后，它已经为世界带来了太多的灾难。这种现象到现在还没有停止。 当然，在主权国家时代，民族主义也不可能消失。但也有很多因素的产生来制约民族主义，例如包括物质和思想在内的区域主义和全球化。 这在一个侧面也表明了很多因素都在支持儒家的复兴。儒学的包容和开放性使得其有能力吸收和消化当今时代的各种主义（包括民族主义在内）。从这个意义上，一种转型了的、具有现代性的儒学较之其他任何主义更能成为中国软力量的核心。也可以这么说，如果不能确立这样一个核心，中国就内部说就很难找到立国之本，从外部说就不能回答自我认同的问题，也就是没有东西可以和西方话语或者其他话语进行竞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