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人类文明――长白山书院戊子儒学研究班学论（下）
乾之上九曰：“亢龙有悔。”之所以出现这种窘境，一种可能是处于九一至九四之位时妄动所致，另一种可能则是处于九五之位时不知得失存亡之理骄逸所致。孔子解此爻曰：“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又“‘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乾•文言》）可见，如果进德修业的工夫还没做足，纵使偶然侥幸跃至九五至尊之位，由于其德行还没达到可以使民众来附、贤人来辅的程度，并且也不具备把握进退之道的能力，其结果必然是“有悔”的。
鞠曦先生进一步指出，如果治学能坚持乾道要求，恒一其德必可至“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的理想境地，建立起“一以贯之”的学术体系，进而化成天下。否则，只会陷入“惭枝游屈”的误区之中，而最终“或承之羞”。为此，孔子于《系辞》中给出了如下推定：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能说诸心，能研诸侯之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变化云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来。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刚柔杂居，而吉凶可见矣。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迁，是故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悔且吝。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
鞠曦先生认为，《易》之“恒以一德”使之形式与内容、承诺与推定“一以贯之”，从而使《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是任何一种文化形式及思想体系都应当贯通的理论核心，由于西方文化及哲学不能解决自以为是之哲学根本问题，所以，“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成为哲学之核心问题。弗能“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易》学研究，必发生“惭枝游屈”之《易》学具体问题。又《恒》卦九三爻辞曰：“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即治学若不能达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程度，对于你所阐释的经典和创造这些经典的古代圣贤来讲，你是羞愧的，而对于后世学者，你的学术必然会被他们否定和抛弃，亦是羞愧的。从《易》学史来看，从孔子之后至今，注《易》者数千家，但并没发现一家真正按照孔子的精神去解。也就难怪清末学者皮锡瑞有“说《易》之书最多，可取者少”之叹了。
四、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哲学暨儒学
在本届研究班期间，数年旅德，专攻海德格尔哲学的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院长、博导陈春文教授,根据他多年研习海德格尔哲学的心得与体会，从海德格尔哲学的维度解析了中国哲学及儒学复兴的可能性。陈春文教授简单介绍了西方哲学的问题进路和海德格尔进行哲学研究工作的思想理路。海德格尔是通过对古希腊辞源学的考察，认为之前的西方哲学研究的基本都是针对“存在者”的研究，而根本没有关涉到“存在”的问题，海德格尔认为“存在”才是哲学的真正根基。陈春文教授接着指出，其实，目前世界上很多文化或哲学体系都在进行这种回归古代传统的努力，以期重新阐释自己文化体系传统经典。陈教授认为，进行这项努力之前，首先要注意一个问题：即现在的人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回到原始的话语系统中去？另外，是否有必要回去？如果有必要回去，应该以什么为参照体系来决定它是必要的？这种拯救的必要性在哪里？这些问题表明，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使之对自己的母语系统进行再解释、从而显得传统的文化体系更加重要，如中国的儒家文化体系、伊斯兰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等。
这些文化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由于受到西方文明的挤压，使得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成为了问题。陈春文教授提出一种假设，如果世界没有希腊这一文明形式，没有它所演化的当今西方的文化体系与工业体系，只有我们中国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原本的话语体系在今天肯定还可以象以前一样，朝代复朝代、年复一年的言说下去，不会遭到什么根本的障碍（这一假设对伊斯兰人与印度人同样成立）。问题是在近代，我们遭遇到了西方文明，这一历史遭遇是我们无法选择和回避的，不论我们是否愿意，不论我们认为西方文明是深还是浅，对我们有利还是有害，我们都必须面对这一个突然抛出来的问题。既然要面对这个不可选择的问题，那么，我们只好回头对我们的话语的体系进行再解释。但是，今天的我们有谁可以比古人言说的更好，可以准备把握古汉语的精髓，可以以更原始的方式、不受任何影响和干扰的去言说呢？在白话文运动之后，这似乎已经不太可能了。因为，自西学东渐以来，尤其全球化如此严重的今天，我们的解释参照系是不可能不考虑西方文明的影响的。现在要重新阐释经典，不但要了解西方的思想，又要理解自己的体统，这是很难找到一个合适回溯与解释的参照系的。
因此，在这个层面上讲，中国哲学研究试图通过时空还原的方式去重新理解和阐释古代经典，也是非常困难的。当然，儒学的复兴也很难回到孔子意义上的儒学了。
但是，鞠曦先生认为，达到古人的思维水平上去理解古人，并重新按照古人的本意去重释经典，并非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易》曰：“天下何思何虑？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天下何思何虑？”（《周易•系辞下》）即天下人不论面对什么问题及其采用怎样的方式去思考，由于“生命”的“生生”的价值取向的一致性，途径不同但却为了“生生”的同一个目标——而且不论在“何时何地”。孔子似乎已经“先知”到了后世之士的疑虑，即后来的人们是否可以通过“圣贤书”而理解古代圣人的思想的问题。他在《系辞》中已经进行了推定：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周易•系辞上》）
孔子首先断定了书（文字）是难以穷尽圣人之意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接着孔子反问道，“难道圣人的真意就不可以被显现出来了吗？”孔子给出的答案当然是可以的，其给出了人们重新回到古代圣人思想水平上的途径，即通过《易》之立象以穷尽意（因象所示无穷，可尽意也），通过卦去穷尽人的真情或假意，以辩善恶真妄，而辞以言说的形式进一步明晰象与卦之意，可谓尽言也，如此，通过对象、卦、辞 “变而通之”和“鼓之舞之”必达到无所不能（尽利）、无所不知的神化境地（尽神）。 后世有名句，“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文心雕龙·神思》）之所以可以“思接千载”，非唯文字可以然也。
《易》所阐释的孔子思想表明，只在语言形式和文字含义上的极力回溯与还原，是一种机械的、形而下的方法，是不太可能完全还原到古人言说的原始形态上的，后来人也就不可能完全理解古代圣贤之说了。因此，现代的人与古人的打通与对接须超越语言文字本身，“得意忘言”，才能达到“感而遂通天下”和“通天下之志”的境界：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将以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於此？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於此？《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於此。
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周易•系辞上 》）
但是，“忘言而得意”的深层依据是什么？人为什么可以超越语言限制、时空限制去“思接千载”和“感而遂通”呢？即我们重新阐释经典和古人的根本参照系是什么呢？鞠曦先生认为，是“命”。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孔子认为“知命”很重要。命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就是我们当下的命，我们是以我们当下的命去言说，以命题去言说。从时空的表象来看，我们与古代人似乎是不可沟通的，但我们与古人都有自己的生命，如果古人留下的经典是他们自己生命的言说，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理论，而今天的我们也是以自己的生命去体验，这样怎么不可能对接呢？因此，回归是可能的，回归的参照系就是“命”，我们与古人虽不“同时”，却是“同命”。鞠曦先生进而指出，在现代，你不论采用什么样的语言方式，用什么样的结构，用什么样的学科，但都要归到一点上，即生命上。这样你才可能理解古代圣贤留下的经典，也才可能使原始意义上的儒学得以复兴。现代西方哲学之误就在于，哲学家总是努力想把自己独立出来，找出所谓的“绝对精神”、“纯粹理性”之类的可以信赖的哲学基础来。直到胡塞尔、海德格尔仍继续着这种努力，胡塞尔的方法是现象学的悬置，以期通过主体的抽离来摆脱西方长期以来的二元对立的困境；海德格尔提出“朝向事情本身”，但以“事情本身”的无所其是的“境域”理解“事情本身”，不仅没有使“事情本身”得以澄清，反而更加遮蔽了“事情本身”与哲学建构的内在逻辑。他们想依靠这些方法来单独研究存在，但是，人是不可能把自己排除在外的，所谓纯粹的存在也不过是人表征的一种存在而已。因此，这种把自己的“生命”独立出来的做法只会更加“南辕北辙”，渐行渐远了。鞠曦先生进而认为，海德格尔的哲学（尤其诗化哲学）已经不是真正的哲学了，只是一种思想而已，或至多是一种语言游戏，而与真正的哲学无关。
因之，海德格尔哲学虽极力恢复形而上学，但并没有完成他的使命。这样一来，西方哲学倒是真的终结了。在西方之“道”消的时候，更加凸显了中国儒学易道的独特价值。它以生命为言说之根据，以“形神中和”的方式去把握古贤经典及现实世界，这样就避免了自以为是，从而达到了“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理论目的。这是西方哲学自叹不如的地方，亦是人类文明未来的必然路向。
五、参加本期研究班的心得及其意义
书院坐落于长白山乾位之龙头山下，松花江源头。站在书院之中，抬眼望去，天空蓝得通透无蔽，山上的草木绿的浑厚浓郁。坐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新鲜的空气夺门而入，沁人心脾，再饮一口山泉水，顿觉周身通泰，不待先生开讲，人早已变得纯净起来……
对于大部分学员来讲，参加本期长白山研究班，绝对是一段非常美妙的经历。因为这些学员平日里大部分时间在大学校园里学习或工作，可谓是“处高堂之上”，来到长白山这一方人间净土，顿时有身心愉悦的感觉，体验到“处山林之远”的另一番情趣。在长白山书院的半个多月的学习生活过程中，课余时间或登山欣赏长白山区美丽的风光，或去林间汲取天然纯净的山泉水运回来饮用，饭桌上又经常可以吃到当地农民自产的蔬菜或山中的野菜，这对于久处“城市森林”中的人来说，肯定是平时不敢奢望的生活。原生态的生活，自然产生空灵淡泊的心态，此地此时所进行的学术交流，少了很多功利与迫切，一切自然、自由而从容。各种思想在这里毫无禁忌的碰撞，鞠曦先生独特而高远的见解，带来的是一种体制内学术所没有的新鲜感受。
当然，作为研究班只能带来新鲜感是远远不够的，本期研究班，对于参与者来讲，在其学术观念或学术体系中，它带来的可能是一场革命性的冲击。因为，学界一般认为，孔子与《易经》无关，这种观点无疑也很容易成为这些学员的观点。但鞠曦先生通过讲解与论证，使大家明白这个问题原来是儒学的一个重大历史误区，正是孔子的“和顺”才使卜筮之易成为性命道德之易，并成为儒家经典中的经典。这个观点所具有的颠覆性意义不禁令人却步，但鞠曦先生充足的文本依据和缜密的论证逻辑又让人不得不接受这一观点，有学员说有醍醐灌顶而茅塞顿开之感，有如大梦初醒，知道自己之前所研习之儒学原来是无根之草、无花之果，儒学传统的中断必须通过这种方式的正本清源去矫正，这样，日后再做的学问才是儒家的真学问。
另外，本期研究班使大家领略到了孔子儒家的治学方法与治学精神。孔子治学的方法，并非平常人遥不可及的方法，“和顺”而已。这种方法既非发明，亦非创造，平和而实用。孔子之伟大，并非他做了什么“空前绝后”的事情，创立经典并流传于世，而在于其立足前贤经典，通过“和顺”而使古典成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理论体系（述而不作）。并且，孔子治学秉承“修辞立其诚”（《乾•文言》）的治学原则，遵从“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乾•文言》）的治学步骤，保持“天下眼光”和问辨梳理的精神，从而“中和贯通”天下学术，成就出“一以贯之”的天下学问。鞠曦先生学贯中西、纵横古今、出入文理，达到的正是孔子儒家“学以聚之”的要求，在当今“学术为天下裂”到极致的时代里，能做到这一点又有几人？鞠曦先生长期隐居长白山，潜心治学，正合“潜龙勿用”之德。通过正本清源和对中西、古今、文理的中和贯通，先生重塑传统，开出新传统主义，其“终日乾乾”、孜孜以求的精神和化成天下之志令吾辈青年学子自愧不如。鞠曦先生在治学浮躁而功利的今天，为我们展示了真正儒家治学的精神风貌，也必将影响吾辈整肃学风，严谨治学，以免日后陷入“惭枝游屈”和“或承之羞”的窘境。
在研究班结束之际，鞠曦先生指出，如果我们的民族长期自以为是和以非为是，在西化之路上迷途不返，必危及民族命运。因此，儒学的复兴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与迫切。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儒学之误沉疴已久，因此，“破冰”之功也非一人可为。故此，需要广大青年学子勇于担当，共同肩负起儒学复兴的大业。
（上篇） （中篇）
(责任编辑：admin) |
织梦二维码生成器
------分隔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