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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处于一个关键的交叉口，需要从日本、韩国、印度以及其他太平洋国家获得灵感，去倾听其他文明体系的呼声。而在长江商学院人文委员会主席杜维明教授看来，儒家传统中最强势的方面就是对话，对话很重要的一点是倾听，不是试图说服别人，而是通过倾听拓展自己的视野，增加自己反思的能力，反省自身的缺陷；儒家的传统恰恰就是倾听，强调听的能力。 杜维明教授认为这是解决全球化当中出现的很多问题的一个良方。2007年，他一直在反复强调对话、倾听的重要性，反复推动儒家文明在当代世界的复兴。在他看来，这一切有助于重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有助于我们在一个和平对话的世界中对话、发展。 启蒙与交流 学术界的肤浅，同样会降低知识界的水平；而知识界的浮躁直接干扰学术界的研究。 我觉得于丹讲孔子最难得，从五四起鲁迅他们开始批判儒家是强势的男性中心主义，权威主义，等级主义。儒家有三纲五常这一类歧视女性的观点，当然需要摒弃。现在能够有几位像于丹这样的女性出来认同并传播孔子，是非常好的事情。 我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儒家传统从一代传到下一代，多半靠不识字的母亲的言传身教。孔子三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是母亲最初影响了孔子。又如孟子、欧阳修、岳飞等他们的母亲都了不起；另一方面是面向未来，许多方面的研究都是女性擅长，如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历史等等。世界过去50年最大的潮流就是女权主义潮流，使得人与人的关系，工作，学术权力、结构制度都改变了。 对于文化的普及和复兴，各种不同类型的人和各种不同的工作都可以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有些人可以做非常精深的研究，而有些人可以把学术推广到大众，他们各司其职，并且这些不同类型的工作可以配合起来；当然每一个领域的工作都不完美，有一定的缺陷，这是正常的。 我认为于丹、易中天的现象是很健康的，学术界提出对其观点进行修正或给予辩难，也有其合理性，因为对任何一种现象都不能全盘否定或全盘赞美。 (《杜维明：知识界浮躁是危险的》，8月17日《大众日报》》 西方启蒙时代是凡俗的人文精神，它只包括两方面：自我和社群，缺少自然和宗教这两个层次；而21世纪的人文精神理应包括这样四方面：自我身心的整合；个人与社会的健康互动；人类与自然的持久和谐；人心与天道的相辅相成。 大学首先应该是这样一个地方：作为人类前沿知识的保护者，投身科研并不断积累智慧。现在有很多科研成就并不能直接服务于社会，但是在长远的将来，影响极大。就像杨振宁先生所说的，量子论要到二三十年后才能发挥划时代的社会效益。这么看来，追求真理是关键。 (《杜维明：21世纪的人文精神，以大学为例》，6月2日《钱江晚报》) 文化信息的传递和讨论，应该由不同领域的人来共同完成，这中间，媒体起到了一个横向沟通的作用，因为它能在政府、学术界、公众之间起到联系的作用。在今天，媒体做这样的事，能创造出一种讨论问题的新方向和价值。 最好的情况是，学术界的深刻研究能提升知识界的水平，并带动社会其他各界的水平。但学术界的肤浅，同样会降低知识界的水平；而知识界的浮躁直接干扰学术界的研究。 有些媒体很浮躁，商业化程度很严重，在这个时候更应该重视媒体的社会责任感。比如一家商业化程度很高的报纸发一篇文化评论，它要损失10万元广告费，但问题不能全这么看。文化评论有助于树立一家报纸的品位，也体现了该报领导的品位。这是再多的钱也换不来的。 实际上你扮演了媒体中的知识分子的角色，你的反思能力，你对社会现象的看法可以影响许多人；你可以对社会现象进行追踪，并在追踪中引导大家讨论。 (《杜维明：媒体应在浮躁中保持品格》，6月4日《钱江晚报》) 对话的文明 我们必须承认他者的存在方式和他者的信仰，要去理解他们。有了承认才有尊严，有了相互尊重才有相互学习的可能性。 在全球化的格局下发展儒家传统文化，一定要进行对话。儒家传统的强势就在于它是一种对话文明，早期儒家与道家、墨家、法家都有辩论，孟子就说过“予其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辩论中也有对话，儒家能够发展壮大，正是得益于和多种文化都有交流。 对话很重要的一点是倾听，不是试图说服别人，而是通过倾听拓展自己的视野，增加自己反思的能力，反省自身的缺陷；儒家的传统一方面恰恰就是倾听，强调听的能力；另一方面就是如《论语》所体现出的对话。《论语》就是对话、交流、问答，我想当时孔子和弟子们一定是在谈天，很热闹，有具体的内容、地方、环境，并且有普世的意义。 儒学是自有人类文明发展史以来最全面的人文精神，这样一种人文精神最能够对现代人类遇到的各种挑战做出回应。例如我们遇到生态环保的挑战，这是与自然的关系；遇到社会解体的挑战，这是由于现代社会中信仰的缺失；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一种终极的人文关怀，这就是儒家传统。 (《鲁文化不代表保守》，8月17日《大众日报》) 人类文明需要对话，从包容起步，逐渐达到承认——尊重——相互参照——相互学习的目标。 没有对话的单边主义会导致无知，而无知或者未知可能造成我们对其他文化的无视，同时，无知和自大的结合会导致致命的错误。我们需要最低程度的包容，没有包容就没有有效的交流。人类文明的各种文化在相互交流时，包容只是最基本的条件，我们必须承认他者的存在方式和他者的信仰，要去理解他们。有了承认才有尊严，有了相互尊重才有相互学习的可能性。 我们的困难也可以说是我们之间的差异造成的。但这也是我们学习的机会。我们的目的不是要转化对方，甚至也不是要表达我们自己的想法或者是想更正别人对我们的误解，对话的目的是倾听，了解对方，同时提高自己的认识，扩大我们的视野，加强我们自我反思的能力。 中国处于一个关键的交叉口，我希望能够从日本、韩国、印度以及其他太平洋国家获得灵感。当然这个过程是多边的、对话的而不是单边的。这是地区的合作，不是为了和其他的地区作恶性的竞争，只是为了建立一个有凝聚力和互惠的地区环境，以更宏观的角度建立这样的合作。 (《杜维明：21世纪的人文精神，以大学为例》，6月2日《钱江晚报》) 最近《大国崛起》很热，揭示的是几个民族国家崛起的内在逻辑。但是，强调对峙的民族性，正在从过往的存活竞争，发展到今天的共融。这种共融理念在不同的文化传统里都有表述，不论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都是如此，共融本身就是人类所追求的最终价值目标。此前我和日本的池田大作有过一次对话，主题是“对话的文明”，我们应该通过平等的对话来化解冲突矛盾。亚洲有这个文化基础，东亚也正在这样做。 中日韩的问题，概括而言，就是历史问题、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如何面对历史，通过合作分享利益，把文化中的共同价值发挥出来是关键。 目前日本正在做的是再亚洲化(re-asiantation)和重新区域化。而中国想的是如何进一步国际化。日本早期是脱亚入欧，今天当它从欧洲、美国重新回到亚洲，重新区域化时，它所面对的已经不是曾经的亚洲。 (《杜维明：东亚共融与文化共源》，1月16日《21世纪经济报道》) 最近几年，对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所谓“大趋势”、“大竞争”、“全球化”之类的“畅销书”翻译得很快。但是，西方很多重要的思想家的全集，才刚刚开始翻译。西方对于汉语经典的翻译从利玛窦以来也很有成绩，有的汉学家用毕生的精力只翻译中国的一本书，是很到位的，但是目前还集中在先秦和两汉，宋明时期的就比较少。而中文世界对于经典以外的著作，特别是很有研究深度，对于了解美国历史文化有重要帮助的著作翻译不够。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最近公布了任何人要了解美国和西方必读的一百本书，这一百本书翻译到了什么程度，也值得怀疑。好的翻译是可以把原作品的风味和特色用另一种语言解剖和彰显的。 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文明的相互交流是很特别的，完全是在和平、自主、自愿的情况下进行的，中国文化对于佛教的吸收是充分的。而近现代中国对于西方文化是在很被动的情形下接受的，经历了很痛苦的沧桑。但是，中国和印度的关系，中国是一个受惠者，反哺不多。而中国文化对于西方文化已经贡献了很多，曾经是西方文艺复兴的重要参照系。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平等对话的契机已经出现，互动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也有一些西方人同样缺乏知己知彼的智慧。 (《杜维明：知己知彼还是舍本逐末》，3月4日《中国青年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