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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我们中国文学很早就把文学的触觉伸向了凡常的小民们。在这方卖弄，我们应该当时是走在前边的。”近日，国学名师李山、著名德国汉学家顾彬做客腾讯书院，畅谈《诗经》艺术之美与文学流变。李山认为，中国《诗经·周颂》是宗教文学。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有思想史照顾不到的地方。以下为部分发言实录： 《诗经》宗教色彩浓厚 李山（国学名师）：中国《诗经·周颂》是宗教文学，因为按照古代定义“颂”是“告”，有了功绩以后要向祖宗报告，告诉祖宗的，“告于神明”，所以有舞蹈。就是在现在，周初的《大武》乐章，按我们的理解，还能把它恢复出来演奏。另外祭祖宗，有诗篇歌唱。这都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有一个问题也要注意，中国人对神灵的态度，或者说什么是中国人的神灵，在这个问题上，我与顾先生有不同看法，我认为中国人有自己的东西。 比如说像《周颂》几十篇里边，真正献给神灵的，只有为数不多的数篇而已。要说祭祖，死的人都是祖宗，可是，在《周颂》，是不是每个死去的先王都有祭祀歌唱呢？那就不是了。看《周颂》，真正被歌唱的不是所有死去的周王，有些周王死了以后，一首对他们祭祀的诗篇也找不到。相反，《周颂》的诗篇，却是把更多的诗篇，献给了极少数几个周代先王。比如说像后稷、周文王。说起来很奇怪，连周武王这样的开国之王，据《周颂》的诗篇看，除了《大武》乐章，就再也找不到专门献给他的颂诗了。所以，在周代人的祖宗观念里边，暗含着某种东西。 很多中国学者，包括像徐复观先生，写有关先秦时期的论著，总受一种西方模式的影响：即总有一个“从神本走向人本跨越”的模子。我对这个事，有怀疑。中国古代人是有宗教思维的，可是，就像涂尔干（注：涂尔干，法国社会学家。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又名迪而凯姆）所讲的，原澳洲最原始部落的图腾崇拜里，都有神圣崇高宗教情感与形式，这没问题。关键是宗教里的内容、性质是什么。这需要我们再思再想。 例如《国风》篇章，就说明问题。有些篇章就不是宗教的，比如说像《卫风·氓》的“氓之蚩蚩，抱布贸丝”，讲桑林里的男女交往，讲一个卖丝的女孩子被一个卖布的男孩子给骗的。他们两个是同行，而且按照周代国野划分，他们都是“野人”，就是身份很低层的人。在这里，我插一句，我们中国文学，很早的时候就把文学的触觉，伸向了那些匹夫、匹妇们，即那些凡常的小民们。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当时是走在前边的。 像这种诗，它关注什么？关注一个没有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它的未来会怎么样。这就与宗教离得很远。比方说，像《野有死麕》，写乡野间，一个女子与一个男子的风情之事，用很雅的字，表现他们幽会高潮的那一刻。这里也没有宗教问题。 说起来我们中国人，读《旧约》，那里的诗歌有很多都是对着神唱“神啊这个啊，神啊那个呀”，这不是中国人的态度。所以，我觉得这里边，我承认从文化的形式上讲，有宗教生活的框架在其作用，如《周颂》和《大雅》，祭祀先王。当然是宗教活动。但是，你看他祭死去周王（如周文王），专门歌唱他的德行；诗歌唱周文王家的生活，周文王的父辈祖辈，都讨得好老婆，能教育好儿子，所以，代有贤妻，代有贤子哲王。周人在宗教的祭祀活动里，唱这些东西。这是宗教，又不是宗教。 反映思想史照顾不到社会生活的别样《诗经》 中国人有一个文化传统，这是“勤”。比如说婆罗门，作为印度的贵族，他是不劳动的。古希腊的贵族，罗马的贵族，也对劳动嗤之以鼻。但是周贵族，从他一上台，周公就讲要勤劳。后来楚庄王，楚国的一代君主，专门跟他的民众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勤劳就不至于饿死，生活就会富足。 中国人对勤的要求，始终是生存的基本面，比如春秋时路过的一位老太太，她的儿子已经是公卿一级的人物了，可在她还在那纺布。儿子觉得她这样自己脸上挂不住，她却说，我纺布，不是缺东西，而是要维持一种勤劳的好传统。“勤”字到了春秋时还有一些贵族还在讲究。《诗经》反映社会生活，有思想史照顾不到的地方。例如勤劳，体现在一般日常生活中，由谁来延续这种传统呢？往往是由家庭女主妇来完成。所以两首《鸡鸣》诗——据说朝廷有“鸡鸣曲”，提醒君王早晨上朝不要误时——表现的是一般家庭，一首是郑国的，一首是齐国的，都是写“鸡鸣”的诗。名称不一样，郑国的叫《女曰鸡鸣》，齐国的叫《鸡鸣》。两者诗写法不一样，前者是好言好语劝，鸡鸣了，男的说不是，不是鸡鸣了，是别的声音在响。齐国的那一首，就比较滑稽点，女的说鸡鸣了，男子却说，不是鸡鸣，是苍蝇之声。鸡叫了，他说苍蝇在叫。这是一个对唱形式，我们把它理解为对唱形式很有趣了——女子说，该起床了，当家的，你听鸡都叫了，男子回答：不是鸡叫，是苍蝇在叫。 男子的回答很有想象力，懒人为了维护自己那点懒惰，经常编一些谎言，就像《西游记》里的猪八戒处理问题。诗篇是一幅漫画。郑风《女乐鸡鸣》，也是女的叫起，男的懒一会儿；女的再催促，难得起床去打猎。在女子催促起床上，两首诗是一样的。这就是我们思想史一般关注不到的。在我们传统中，维持我们有些基本面的东西，是由女性来完成。所以《诗经·国风》里对女性的态度与看法，要远远高于后来的儒家。而且它同情女性，承认女性在社会生活当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男人是小闹钟，小马蹄表，总要由贤妻给他上上发条，才滴答、滴答往前走。家里要没个好女人——到今天也是如此——就完蛋，日子会乱七八糟。 在《国风》里，这些东西不断地得到展现，是文学表现广阔社会生活的典型代表。因而它也就具备了伟大作品的一个必要条件，其中必有好女人，还有坏女人。 李山简介，1963年生，河北新城人，文学博士，曾先后师从启功、聂石樵、夏传才等学者诸耆宿，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文化史，在《诗经》研究、先秦两汉文学研究领域卓有成就，出版过《诗经的文化精神》《诗经析读》《先秦文化史讲义》《中国文化史》《牟宗三转》《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孔子：永不妥协的大生命》等专著，发表过论文数十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