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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各种先进的管理理论、战略思想、营销法则在一些企业运用成功，但在另一些企业却遭遇失败呢？为什么一些企业四处学习，不断研讨，并聘请专家咨询，但效果仍然不彰呢？因为管理理论、战略思想、营销法则都只是“商术”，“术”是技巧，是表，最重要的是要有“商道”，“道”才是根源，才是本质。只有建立在“道”的基础上的“术”，才能发挥作用。 中国人讲：大道无术。用合乎大道的规则行事，不需要挖空心思用技巧，就能正正当当地取得成功。这也正是众多著名企业家信奉“小胜凭智，大胜靠德”的原因。 “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中国有“盗亦有道”的说法： 传说春秋时期，最有名的大盗叫盗跖。盗跖的部下问盗跖：“盗亦有道吗？”盗跖毫不含糊地回答：“当然，盗亦有道。”小喽啰不理解：“窃人物事的盗贼难道还有道？”盗跖回答说：“世上万事皆有道。难道盗贼就不能有道吗？”听了这话，小喽啰又问：“怎样做才能达到盗贼之道？”盗跖告诉他：“既然想做盗贼，你尽管去偷窃他人物事，但如果你想成为一名大盗，有五道你必须守好，守不好五道，你就不能成为一名大盗。” 小喽啰赶紧跪下恳求盗跖：“师傅，请您教我为盗之道！” 盗跖这样阐释为盗之道：“凭空能猜出屋里储藏着多少财物，这就是圣；带头先进入屋里，就是勇；最后退出屋子，就是义；酌情判断能否动手，就是智；分赃均匀，就是仁。‘圣、勇、义、智、仁’，如果不能修得这五道，绝对不可能成为名扬天下的大盗。” 连偷人东西的盗贼都要有“为盗之道”，经商——向他人出售物品的商人自然也要有道；而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商人——企业家，那就更要有道了。孔子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里的道自然是指道德，但我想还可以加上一层意思：商道。 现代的管理理论、战略思想、营销法则等等“商术”，大都来自欧美，但我们在学习这些“商术”的同时，却忽略了欧美的“商术”正是建立在他们的“商道”之上的，这就是基督教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伦理、行为准则。 现代科学发源于西方，但在中国科学成为了万能的，而在西方，深奥的哲学和宗教智慧并不归于科学的范畴。 当代西方影响最大的思想家马克斯 韦伯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正是在新教的伦理中诞生了资本主义精神。 由基督教改革而产生的新教倡导“天职”的观念，认为人们要努力在现世取得成就，以证明神恩。新教徒认为：“仅当财富诱使人无所事事，沉溺于罪恶的人生享乐之时，它在道德上方是邪恶的；仅当人为了日后的穷奢极欲、高枕无忧的生活而追逐财富时，它才是不正当的。但是，倘若财富意味着人履行其职业责任，则它不仅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而且是应该的，必需的。……期待自己一贫如洗不啻是希望自己病入膏肓；它名为弘扬善行，实为贬损上帝的荣耀。” 每个人都会有本能的获利的贪婪，但新教以“获利为至善”。 新教还有着严格的禁欲主义，反对毫无节制地享受人生和人生所得的一切，使新教徒节制有度，态度认真，工作异常勤勉，他们对待工作就像对待上帝布置的作业。 基督徒还有着神圣的契约精神，尊重律法，在商业世界这种契约精神就转化为守信，就像富兰克林所说：“切记信用就是金钱。如果一个人信用好，他就借贷得多，如果他还能善用，他就能得到更多的钱。” 天职观念、严格的禁欲主义、契约精神正是这些新教伦理造就了现代的企业家精神，这也就是西方的“商道”。 著名的玫琳凯公司的创办人玫琳凯的管理原则就是：上帝第一，家庭第二，事业第三。上帝第一，也就是要用基督教伦理确立其商道。 再看看日本。日本在历史上长期师法中国，以至也被称为儒教社会。其实日本是一个神道教国家，据日本文化厅统计，截至2000年12月31日，日本共有神道教信徒10,523万人，同年日本的人口总数为11,869万3千人。神道教信众数几乎与日本国民数相等。 神道教原来只是日本的原始宗教，直到明末清初一个重要的中国儒士朱舜水去到日本后，这种状况才有所转变。 朱舜水为了反清复明曾五渡日本搬兵，在反清复明无望后，他留在了日本传授儒学，他对日本的儒学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的学生创立了日本的三个儒家学派，其中最重要的水户学派将儒家融进了神道教，使神道教有了系统的思想理论，成为了日本的“国家神道”。 神道教还受到中国道家和佛家的影响，但影响最大的还是儒家，神道教可以说是儒家的修正主义。首先，它提出了“天照大神”的概念，天神与天皇祖先合一，天皇家族是神的家族。这种神和政治领导人合一的概念与儒家是明显不一样的，在儒家里面，天子是天的儿子，“天子一爵”是说天子只是人间的一个职位，再大也是凡人。这样神道教修正了儒家思想，将忠放在了第一位，而儒家是孝在忠先。 神道教确立了天皇统治的神圣合法性，比如我们常在电视中看到的大批日本人对着太阳旗喊天皇万岁，向天皇鞠躬，这些仪式强化了日本民族的国家认同，凝聚了民心。 而且由于天皇就是天神，代表最高正义，所以人们要服从，从而也培养出日本人遵守纪律、绝对服从上级的民族性格。 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屈原在《国殇》中也有“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的诗句，但这并没有成为儒家文化的主流，这种概念反而在日本得以发扬光大，成为了以“义勇奉公”为最高原则的“武士道”精神。神道教认为为国家而死的人死后会成为神，要举行大祭礼，“使死者有所凭以安其神，生者知死有所归而不惑其志”。这也培养出了日本人为国家、为集体的奉献精神。 住友银行在招考新行员时，曾有一道考题问：“当住友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你以为如何去办才合宜？”被问的人如果答应该先为住友的利益着想则必不取；答先为国家的利益着想，也仅能及格。最好的答案是：“对于国家利益和住友的利益，不能两方面兼顾的，住友绝不染指。” 这就是神道教传统下的日本企业的国家、集体利益观。 日本吸收中国的古典文明智慧，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文化。但当美国炮舰打开了日本通商的大门之后，伊藤博文提出了“脱亚入欧”的思想，日本也没有全盘西化，而是在师法中国的日本文化的基础上，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和技术，日本企业家以日本文化为“商道”，倡导忠、服从和奉献精神，形成了日本企业独特的企业文化和经营管理方式，再加上学习西方的“商术”，从而成就了日本现代经济的高速发展。 “道”是对世界、人生、社会的领悟，它有三个层次，最高层次是世界观，它是人们对整个世界的根本看法，而后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人生观，进而扩展到价值观。“道”只能来自于文化，特别是宗教或类宗教，因为唯有此才能成为人们坚定不移的信仰，深入到人们心灵中，成为人们思维与行为的准则和习惯。 中国企业要能持续发展，我们要学习好“商术”，但更重要的是要确立自己的“商道”。因为任何“商术”都必须与民族的基本价值观相结合，并促进这种价值观的发展，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张之洞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商道”决不能是舶来品，因为舶来品短期内是无法融入民族的血液、深入人们的潜意识的。“商道”必须植根在民族文化的土壤中，是我们民族血液中奔涌的民族性格。而这只能来自我们伟大的国学。国学主要指儒、释、道，要从国学中阐释“商道”，这需要专著来论述，下面只简述一下儒学之道。 在国学中寻找“商道”，既复古，又不是完全复古，而是希望在现代中国，要用自己的原典文明来做创造性的转化。 我们不要神话国学，一些所谓的国学专家从《易经》的阴阳爻中，联想到二进制，进一步阐述出计算机的理论中国几千年前就有了，这也过于牵强附会，难道没有《易经》世界上就没有计算机的发明吗？国学是有糟粕的，要不为什么近代中国落后了呢？ 西方认为社会进步需要三驾马车：宗教、艺术、科学。国学重在道德教化，以修身为本。《大学》在开篇就指明：“大学之道，在明明道，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也就是说，大学的宗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在于使人弃旧向新，在于使人的道德达到最完善的境界。国学旨在使人道德完善，但却忽视了科学，由于国学数千年来的统治地位，这也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落后。 当鸦片战争，外国列强凭借船坚炮利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之后，人们认识到了自己的落后，但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又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要彻底打到“孔家店”，迎接“德先生”、“赛先生”，也即科学和民主。但没有宗教或类宗教文化，仅靠“科学和民主”，中国又缺了另一条腿，人的私欲被最大限度地激发，却没有有效的道德规范来制约，私欲膨胀，道德沦丧，廉耻心、责任心丧失，不讲信用，一切以逐利为最高目的，合理、有序的竞争变成了不择手段的商战，人们没有了忠义、仁爱，也就没有了团队精神，这样的中国会成为一盘散沙，在现代世界将会失去竞争力。 我们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中国总是跛着一条腿走路，现在我们需要找回另一条支撑腿，这就是我们的国学，而国学也正能够完成这样的重任。 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初春季节，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集聚巴黎。他们在一份会议宣言中写道：“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到250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 现在世界各地都广泛地开设了孔子学院，儒学已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现代意义。日本、韩国、新加坡及香港、台湾地区都是儒教社会，但这些儒教社会在当今世界都取得了迅猛的发展。 马英九在接受一个电视节目采访时，主持人开玩笑地问他：“有那么多的女粉丝，是不是像人讲的，看见漂亮的女性有冲动时，就回去冲冷水凉，或者看《中庸》？” 马英九笑着否认了，但他说自己的确是时常看《大学》、《中庸》和《曾国藩文集》，甚至在得知自己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当天，就在家里看《中庸》。 马英九从小就被父亲当作未来的“总统”培养，而他父亲从小要求他熟读的就是四书五经和《曾国藩文集》，这些经典的智慧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马英九的做人处世之道，而这些做人处世之道最终也真的成就了马英九的“总统”梦想。 其实很多中外企业家都从儒学中得到过启迪。日本现代管理思想家伊藤肇在其所著《东方人的经营智慧》一书中说：“日本企业家只要稍有水准的，无不熟读《论语》和《道德经》，孔子和老子的教训给他们的激励和影响之巨，实例多得不胜枚举。” 日本企业普遍推行儒家思想与西方经营理念相结合的企业文化。日本现代企业制度即株式会社的创始人涩泽荣一认为《论语》是“工商之本”，并一直将《论语》奉为“商业圣经”。 作为一名管理学学者、成功的企业家，涩泽荣一曾创办或管理过500多家大企业，被誉为“日本企业之父”、“日本金融之王”、“日本近代经济的领路人”等等。其专著《论语加算盘》表达了这样一个核心思想：《论语》讲究忠、孝、仁、义，算盘则言商求利，二者并不矛盾，关键是要做到“见利思义”。 涩泽荣一还提出了他所理解的“儒商”标准——“士魂商才”。“士魂”是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崇尚道义之精神，“商才”是指儒者应具备的商业才干。所以在他去世后，人们为他立起了一手持算盘、一手持《论语》的铜像。 儒学博大精深，但其秉承的思想是“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修身为本”，所以孔子被尊为万代师表。儒家教育的出发点是道德伦理，倡导孝悌、忠信、仁爱、礼义、廉耻等，儒家认为伦理道德的人生，才是真、善、美、慧的人生。 那何谓道德呢？古人认为自然为道，顺应自然就是德。而孔子认为，人类社会最自然的就是伦理，人为父母所生养，父慈子孝，天伦之乐，所以儒学首倡孝悌，“百善德为首，万事孝为先”，孝悌就是儒学的根。 受儒家思想影响，中国古代在培养官吏预备人选时，要举孝廉，没有“孝廉”品德者不能为官。其实家庭正是组成社会的最基本单元，没有家庭的和睦安宁，就很难有社会的和谐稳定，所以我们说：家和万事兴。要不为什么美国的每一任总统在竞选时，都要对家庭观念发表自己的看法呢？西方人最羡慕中国的，也正是我们的三世同堂、四世同堂。 孔子的学生有子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悌是道德品质的根本。对父母兄弟要讲孝悌，推而广之，那么对待国家、集体、领导、朋友则要讲忠信。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子每天都要三次反省自己，为人谋事是否忠心？与朋友交往是否诚信？学习老师的知识是否有温习？中国古语还有“好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的说法，这虽然极端，但没有“忠信”，何来团队精神，何来团队的凝聚力呢？ 宋江在晃盖去世成为梁山好汉的领导人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聚义厅”改为了“忠义堂”，他为何要如此？因为靠“义”只能形成松散的组合，土匪也讲“义”，但他们只是乌合之众，而唯有“忠”才能形成有凝聚力的团队。 关羽单从个人能力而言，傲慢自大，刚愎自用，致使荆州失守，孙吴联盟破裂，破坏了诸葛亮的蜀汉大计。但他却被奉为中国历史上的武圣，与奉为文圣的孔夫子并列。在香港、台湾甚至日本，不仅警察供奉关公，黑社会也供奉关公。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关云长的忠信，义薄云天。 中华民族常将附近的小国称为蛮夷之邦，我们引以为自傲的就是我们的道德伦理，而孝悌、忠信正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大学》有云：“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 普金年纪轻轻就能成为俄罗斯总统，在他平步青云的仕途上，他展现出的最大特点不仅是能力强，还有就是对上司的绝对忠诚。 普金的从政之路是从追随其大学时代的恩师索布恰克开始的，索布恰克是圣彼得堡市第一任民选市长，普金成为了他的忠实助手和高级顾问。后来索布恰克在竞选圣彼得堡州州长时败北，随即遭遇到政治对手的打击报复，面临着锒铛入狱的威胁。此时的普京表现出了一个学生、一个部下对自己老师和上级的忠诚，他追随索布恰克离开了圣彼得堡市政府，并冒着极大的风险成功地帮助索布恰克离开了祖国，前往巴黎躲避政敌的指控。普金后来说了句被俄媒体广泛报道的话：“宁愿因忠诚被绞死，也比背叛偷生好。” 因为这件事，普金得到了丘拜斯的赏识，被推荐给了叶利钦。在普金就任俄联邦安全局局长时，叶利钦遇到了一次重大危机，当时的俄联邦总检察长斯库拉托夫正在调查叶利钦家族的腐败案，但总检察长是由国家杜马任命，叶利钦无法干涉到他，就在斯库拉托夫锲而不舍地调查案件，准备第二天在国家杜马作报告时，一家俄罗斯电视台播出了他与两名妓女同床作乐的录像，斯库拉托夫立即陷入了召妓丑闻，声名扫地，被暂停总检察长职务。而这盘“性爱录像”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普金。 也正因这事，普金彻底赢得了叶利钦的信任，被确定为总统接班人。 缺乏忠信的个人是无法凝聚成有竞争力的团队的，现在令企业普遍头疼的就是员工缺乏忠信。企业需要人才，但培养出人才，掌握了企业的生意之道后，一些人就会自立门户，反而成了企业的竞争对手。这样的结果只会两败俱伤，大家都做不大。在日本企业中就很少这种现象，这正是东方伦理的成果，这也是日本企业竞争力的来源之一。 其实企业应该成为一个事业平台，集合众人之力努力将蛋糕做大，这样才对每个人都好。所以老板要有宽广的胸怀，而下属则要有忠信的品格。古人强调“天地君亲师”、“一日为师终生父母”，企业培养出的人才，正应视企业为家，领导为师，要竭尽忠诚。全社会都要形成这样的一种道德规范，背叛企业就是欺师灭祖，应该被逐出行业。 有这样一条不成文的法则，即帮助上司成功才是下属成功的捷径。 松下幸之助对于日本古代人物，最佩服的就是丰臣秀吉。丰臣秀吉是近代首次统一日本的名将，为当时日本的实际统治者。在他未发迹以前，做过管草鞋的侍仆，也当过喂马人。但在这些“低贱”的工作中，秀吉却显示出他过人的品性，表露出将来必成大器的潜质，这就是对上司的无比忠诚。秀吉管草鞋，在寒冷的冬天早晨，他总是把主人的草鞋放入怀中，用自己的体温温暖它。在做马夫的时候，他非常疼爱主人的坐骑，自己掏腰包买胡萝卜喂马。 对于这些民间传说，松下始终记忆犹新，从不忘怀。松下认为，正是这种忠心耿耿的品格给丰臣秀吉带来了日后的巨大成功。 在我们国家，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一方面视忠信为封建思想，另一方面又在大肆宣扬对某些个人的无比忠诚，顶礼膜拜。其实对职业的忠信、对企业的忠信正是人的基本道德品质，因为职业、企业正是我们赖以生存的饭碗，而且没有对上司的忠信，企业团队又如何能齐心协力，达成目标呢？忠信仁义正是东方文化帮助企业的制胜之道。 我一直认为日、韩人的智商是不高的，因为他们只会模仿而很少创新，但他们的一些著名企业为什么能战胜西方企业而取得成功呢？原因就在于他们能信守东方的价值观，特别是儒教的价值观，从而塑造出了强大的团队精神，他们正是依靠团队的力量战胜发达的西方企业的。 忠是对人竭心尽力、诚实负责的态度。信，则是“言必信，行必果”。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一个人如果不讲信用，就无法与之相处，就会影响人与人之间正常的交往秩序。孔子还把“信”视为仁政德治的要义，他说：“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孔子特别强调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互爱互信，认为这些关系处理好了，就会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和顺，朋友信义，从而实现全方位的人际和谐。 朱熹曾经说过：“圣人教人，不过孝弟忠信。”顾炎武也说：“然则学者宜如之何？必先之以孝弟，以消其悖逆陵暴之心；继之以忠信，以去其便辟侧媚之习。使一言一动皆出于其本心，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夫然后可以修身而治国矣。” 要修身治国，先必须具备孝悌忠信的品德。而将孝悌的范围扩大，泛爱众，那就是仁。“仁者爱人”，体现在政治和管理上儒家则主张“仁政德治”。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用政令来管理百姓，用刑罚来约束他们，百姓只能暂时地免于犯罪，但不知道犯罪是可耻的；用道德去教化百姓，用礼教来制约他们，百姓便不但有羞耻之心，而且能自己纠正错误。 仁是人的本质，礼是人们的行为准则。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礼”一方面可以规范人们的行为，另一方面通过“礼”可以提高人的修养，古人强调：乐调心，礼调身，“礼”正可以对人起到一种无形的教化作用。但现在我们的这一优良传统反而只有在日、韩才得以体现。 儒家教育是道德的教化，这其实也正是现代的企业文化所要起到的作用。现在每一个企业老板都在用尽心力打造企业的团队凝聚力和竞争力，但他们也常常苦恼于企业内部的各种矛盾，上下级之间、不同部门之间、同事之间，纷纷扰扰的矛盾让人应接不暇，为了平衡矛盾，解决方法往往是源于经验的技巧，而技巧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其实治本的根本方法就在于中国传统的教育方法——道德教化。 一些国学大师甚至认为唯有中国才有真正的“教育”，西方只是“教学”，中国的国学才是真正的以“育人”为目的，儒家教育就是要通过道德的教化来育人。 目前很多企业建设企业文化，他们强调诚信、责任、团队精神等，但却始终找不到一块稳固的基石、一个合适的锲入点，因此只能让人觉得企业文化建设都是些空洞的道德说教，或者是流入形式的标语口号。 在国学大热的今天，大家热衷于学习国学，那国学对企业经营管理究竟有什么用呢？这就在于国学为我们建设企业文化提供了思想、理论、方法和锲入点。 企业的竞争是团队的竞争，是团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竞争，唯有拧成一股绳的团队在竞争中才能无往而不利，而儒学强调的价值观——孝悌、忠信、仁爱、礼义、廉耻等，就正是打造团队凝聚力的最坚强的道德武器。 那这些高尚的道德，又如何让普通人做到呢？ 首先，我们要有一个锲入点，这就是儒学的根源——孝悌。孝子出忠臣，孝顺的人必定更容易忠于企业、忠于团队，孝悌也是忠信、仁爱、礼义、廉耻等品德的基础。而且人都为父母所生养，“孝道”是中国几千年文明的传承，因此也就更容易深入人们的灵魂。 要推崇孝道，培养孝悌的品德，企业可以采用多种方法，比如“父亲节”、“母亲节”要感恩父母，必需要回家和父母亲吃饭，或者送鲜花和礼物给父母亲，甚或打电话给父母亲等。 我有一位朋友，每年都在企业内评选杰出员工，然后敲锣打鼓地将这些员工的父母隆重地接到上海总部，用铺红地毯的礼仪欢迎他们参加企业的嘉奖大会，与子女分享工作成就。并用彩车带着他们游览上海的名胜。 这项活动对员工的感召是巨大的，特别那些来自农村的员工，当企业敲锣打鼓的迎宾车来到他们的家乡时，左邻右舍都感受到震撼，员工有种衣锦还乡的荣耀。为这项活动企业每年要投资几十万元，但带来的工作动力却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另外要道德教化，领导者就必需身体力行。释迦牟尼、孔子等圣人为什么能教化大众，影响世世代代的人呢？关键在于他们能身教言传，他们自己先做到了，再传授给大众。古时的皇帝每年也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祖盛典，其目的正是要做出“至孝”的表率。 净空法师投资2.2个亿在安徽汤池开设庐江文化教育中心，将儒家思想带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用儒家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使汤池小镇颇有儒家理想社会的古风。净空法师在汤池实验的目的就是要证明：人民是可以教化的。他还自信地认为只要有30个像释迦牟尼和孔子这样的圣人传道，一年时间就可以教化中国大众，净化社会风气。 净空法师说：“自己先做到了，再讲出来的，是圣人；先讲出来了，而后自己也能做到，是贤人；而自己讲出来了，却没能做到，那就是骗人。” 净空法师的弟子们在汤池教化大众的方法就是身体力行，身教言传。他们每天上街打扫汤池的村庄，捡垃圾，遇见了村民就深深地鞠躬问好。开始村民并不以为意，但时间长了，村民慢慢也不好意思随地扔垃圾了，就开始养成爱护环境的良好习惯。 “在汤池，如果你对别人礼貌地鞠躬，不会有人认为你是韩国人或是日本人。”一位汤池的居民自豪地说。 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管理者要身体力行，身教言传，通过不断的教化，把正确的价值观念、伦理行为准则灌输到组织成员的头脑中，成为员工自发的思维和行为习惯，这样的管理之道就不仅治标而且可以治本。 我有一位从事培训业的朋友，为了拓展企业，长年四处奔忙，用在内部管理上的时间十分有限，企业内部也问题重重。前年他在外面听了一次儒学讲座后，就开始组织员工学习《弟子规》，每天员工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诵读《弟子规》。他还用邀请专家讲座、组织内部讨论等方法，帮助员工深入领会《弟子规》。他告诉我说：“采用这种方式半年后，企业内部就非常和谐，基本上不用花什么精力，企业运转就非常好。” 虽然他看上去并没有直接加强对企业的内部管理，但通过学习《弟子规》的教化，升华了员工的品德，实际上正是一种治本的管理。 其实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在管理企业时，也一直用这样的方法。松下电器公司在旅游胜地建有松下电器商业学院，学院将《大学》、《论语》、《孟子》、《孝经》等四部儒家经典列为必修课程，将《中庸》中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作为学员的研修目标。其目的，就是要实践“商业之道在于德”的思想，以此建立人性化管理模式。 我们对比“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日本“民治维新”的成功，是因为日本将西方的“术”嫁接在自己的“道”上，日本有着强大的神道教根基。而中国的“戊戌变法”、洋务运动，却只是一味学西方的“术”，但忽略了基本的宗教信仰，或者叫类宗教的文化传统，没有将西方的“术”和中国的“道”相结合，虽然也有人，如康有为主张搞孔教，但没有成为文化主流，也没有付诸实践，这就无可避免“戊戌变法”失败的命运。 凡是参观过日韩企业的企业家们，都对日韩企业员工的团队精神和以厂为家的工作精神所感动，羡慕不已。其实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国学正是我们民族高度智慧的结晶，这种智慧的光芒并不需要通过在日韩的成功来证明，我们要用自身的实践来展现我们最正宗的东方文明的伟大。而这就需要我们有整个国家、民族奉为神明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和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伦理、行为准则。 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演讲时，引用了北宋大儒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传承民族文化，打造中国企业的商道，这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重任。企业文化只是民族文化这个大文化中的小文化，只有大文化环境好了，小文化建设起来才更为容易，更为有效。 建设企业文化就是要打造、传承企业的商道，用文化管理企业，让企业管理成为文化。当然，中国企业建设企业文化，根自然要来源于国学的智慧，但同时还要结合现代企业的特点，结合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这样才能让企业文化真正成为企业先进的管理方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