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代不仅喜欢斗兽，对于斗禽虫也充满热情。斗禽，有斗鸡、斗鹌鹑；斗虫，则有斗蟋蟀。蟋蟀勇猛，去拼搏精神，尤令人感动，惹人怜爱。斗蟋蟀的游戏传统兴起较晚，但它对于东方文化的影响，却是最大、最普遍的。从古至今，从庙堂到江湖，千百万人为之痴迷。 明清两代历时五百四十三年，斗蟋之风经久不衰，尤以明宣德年间为盛。其时出了位酷好促织之戏的皇帝，岁岁有征，民不堪扰。皇帝曾教令苏州知府采办促织。“今所进促织数少，又多细小不堪的。已敕他每（们）……要一千个，……不要误了。”搜觅千头上好蟋蟀，谈何容易！一敕至府，健夫小儿，常“群聚草间，侧耳往来，面貌兀兀，若有所失”，“至于溷厕之中，一闻其声，踊身疾趋如馋猫。”（明袁宏道《畜促织》）。为进贡一头蟋蟀而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不在少数。可谓中国蟋蟀史上的“血泪篇”。 清代文学家蒲松龄曾将这一血泪篇章写成一短篇小说，名《促织》。内容说的是明宣德年间，里胥奉上司之命向一穷困潦倒的读书人成名索要蟋蟀，成名到处捕捉不得。就在他惶惶不可终日，“忧闷欲死”之时，终于得到一头佳品，谁知刚刚到手，却被顽皮的儿子捏死了。儿子惧怕父亲责骂，投井自尽。虽被救起，却长眠不醒，其魂魄已化作一只轻捷善斗的蟋蟀。其父得之，献给皇帝，得了重赏。这段生生死死的故事，入木三分地揭示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堪称一着“蟋蟀佳作”。近人将此故事改编为电影上映，直题其名日“蟋蟀皇帝”，真乃画龙点睛，一语破的。 贾似道的《促织经》问世以后，明清两代有关蟋蟀的专著又相继出过多部。除前已提及的《促织经》和《畜促织》之外，还有明代刘侗著的《促织志》，清代更有金文锦的《促织经》，石莲的《蟋蟀秘要》，朱翠庭辑的《蟋蟀谱》，金六（音伊）厂删定的《促织经》和朱从延纂辑、林德垓、庄乐耕重订的《蚟孙鉴》等。汉代楚人称蟋蟀曰蚟孙。王孙或即蝗孙，这些著作，大都以贾似道的《促织经》为基础，增益而成。 近代，李文翀于1930年出版了《蟋蟀谱》一书，同年，李石孙、徐元礼等又编辑出版了一部集大成之作《蟋蟀谱》，全书十二卷，为盆图一卷，卷首一卷，谱十卷。此书卷帙虽繁，内容仍未突破前人窠臼，故亦可视为明清文献之余绪。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