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国南方各少数民族地区，像北方各少数民族一样，也很早就有了造纸业。这方面有关的史料和实物，有待进一步收集和整理，现仅就笔者所见的一些纸样标本，作一简介。 瑶族是我国西南少数民族之一，在与汉族、壮族的长期交往中，引进了许多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促进了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在瑶族地区保存下来的写本文书《过山牒文》中，就有反映瑶族与中原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丰富史料。在这些文书中，出现了中原地区一些封建朝廷的年号，有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及宋太祖建隆(公元960—963年)、乾德(公元963—968年)、开宝(公元968—976年)的年号。 造纸在瑶族是属于家庭手工业，不脱离农业生产，多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进行。他们就地取材，造出竹纸和皮纸。造纸用的石灰，由自己烧制，纸帘一般从汉族地区获得。 笔者曾见到一件明代瑶族人制造的抄纸设备，是一种古老的固定床，长方形，宽28厘米，长37厘米，造出的纸也大致如此。纸模完全用竹制，四边用四根竹片作框，在框的中间用四根小竹为一束(每束宽1.45厘米)，纵横编织成竹席。捞出纸浆后，水从竹席缝中流出，湿纸膜停在席上，晒干后揭下，因而在靠近席的一面纸上印有竹席纹。 这种独特的抄纸器，反映瑶族人民因地制宜发展造纸技术。这种纸模还可以用来造“沙纸”，即楮皮纸(广西少数民族把楮树叫“沙树”)，它比中原皮纸厚，呈灰色，分为精、粗二种。精者色浅，纤维捣得较细，可用于书写。 云南丽江、维西一带，居住着我国另一少数民族——纳西族。古代纳西族信奉的“东巴教”，是一种原始巫教。东巴教经典《东巴经》用被称为“东巴文”的象形文字写成(东巴文约产生于唐宋时期)。东巴文在纳西语中叫“石九陆九”意思是刻在木、石上的记号。可见，在纳西族没有用纸以前，是用木、石或干树皮作书写记事材料的。当纸传入以后，他们用本地的土特产茶、药材、蜂蜜、兽皮等，与藏族、汉族交换纸张。纸张的出现，促进了纳西族文化的发展，因而便引进造纸术，在本地发展造纸业。 随着纸的传入，造纸术的引进，以及本地造纸业的发展，原来数量很少的东巴经写本，逐渐增加到500多种。此外还出现其他的杂书。纳西族的这些书，多是用本地造的厚纸写好，然后再加以装订，外观呈白色，间有浅黄色，用竹笔从左向右横写。刻本很少见到。  云南纳西族《东巴经》书影 北京图书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和云南省博物馆，都收藏有纳西族于明清时所造的纸写本。这种纸厚重而坚韧，无帘纹，原料是树皮纤维，经砑光后，可以双面书写。纳西纸，从其帘纹不明显来看，估计也不是用竹帘抄造，而是用固定纸模抄造的。 壮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生活在中国的西南，秦汉以后，中原地区的汉人不断迁入，带来了较发达的生产技术，使壮族地区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 壮族的造纸有着悠久的历史。魏晋南北朝时，中原地区发生战乱，不少文人学士带着典籍来到岭南避难，兴办教育，教授生徒；也有许多技师工匠来此传授技艺。造纸术应在这时传入壮族地区，因为兴办教育是不能离开纸的。 彝族是西南少数民族中人口仅居壮族之后的民族，分布在云贵、四川及广西，与越隽羌、青羌等有渊源关系。汉时其先民已来到川、滇。云南巍山的彝人建南诏国(公元748—902年)，与唐有密切关系。1253年彝族地区统一于蒙元，其首领被授以路府州县土官。元代时蚕桑、纺织和金银铜冶炼有新的发展，又在云南兴儒学、推行科举制度，办学校，而佛教、道教也盛行。在这一背景下，造纸业也有所发展，所造的纸为竹纸和皮纸，许多彝文写本就是以当地纸书写的。明代时在本地区内又有了印刷业。1940年云南武定发现彝文木刻本《太上感应篇》，版框22.3厘米×13.9厘米，刻印于明代。此本今藏北京图书馆。彝文属于超方言象形音节文字，仿照汉字形体，加以变换，一字一义，共一万多字，创于唐代，至元代乃定型。彝文作品以千种计，涉及历史、文学、天文、医药等内容，多写于纸上。 总之，造纸术在幅员辽阔的我国境内各民族地区，都先后普遍地发展起来了，各族人民对此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其造纸原料和设备在中原地区及少数民族地区，都是就地取材，因地制宜的，因而是多种多样的。即使边远地区人数很少的少数民族，虽然没有自己造纸，但也都早已使用了国产纸。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