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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公元1038—1227年)是党项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党项族原来散居在青海和四川的西北一带，过着游牧狩猎的生活。后来逐渐向东北迁移，1038年，党项族统治者李元昊建立了大夏政权，定都兴庆(今银川)，占据着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的一部分，因为位于宋朝的西北部，故称西夏。李元昊通晓汉文，利用汉字笔画创制了西夏文字根，后演绎为西夏文，又大量翻译汉籍和佛经。西夏还以牲畜、毛皮等换取汉族的经、史、子、集和佛教典籍，与中原地区进行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引进汉族地区的一些生产技术和设备，使西夏的经济文化获得了发展。夏仁宗天盛年间(公元1149—1169年)的《天盛律令》，在列举官营工业作坊时，谈到“纸工院”和“刻字司”，说明官方已组织造纸和印刷生产，以满足当地发展经济文化的需要。历年来出土的不少用西夏文字写成的文书和刻本，其用纸有的就是当地制造的。 北京图书馆收藏的西夏惠宗赵秉常天赐礼盛国庆元年、二年(北宋神宗熙宁二年、三年，即公元1069、1070年)文书用纸，经笔者检看，即为西夏所造。其中一件文书是用西夏文行书书写的审判书，用纸原料是木本韧皮纤维，粗帘纹，纸较薄，透眼较多。敦煌和银川等地也出土了不少西夏文书和佛经，有的还是印本。较早的刊本是惠宗赵秉常天赐礼盛国庆四年(公元1073年)陆文政施印的《夹颂心经》，印以麻纸，作蝴蝶装，1991年宁夏出土《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刊本，经鉴定为西夏后期木活字本。  西夏文文书 女真族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黑龙江流域和长白山一带，即所谓白山黑水之间。12世纪初期，女真族的一支——完颜部，建立了金朝(公元1115—1234年)。金熙宗(公元1135—1148年)时，女真族开始向封建制度过渡，受到中原汉族的影响，学习汉族语言文字，农业、手工业技术，发展、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到金章宗(公元1189—1208年)时，经济文化有了很大发展。 金朝造纸生产，主要是制造麻纸和桑皮纸。例如在熙宗时的征税项目中，就有桑皮纸钱。金朝晚期，北方地区(尤其是山西南部)是我国的文化中心之一，造纸业和印刷业都相当发达，稷山的竹纸和平阳(今临汾)的麻纸都非常著名。为数达5000卷的赵城藏经，就有用平阳白麻纸刊印的，刻工精良，纸质纯厚、洁白，表面平滑。除佛经外，金刻本医书、字典、诗词、戏本，都名著一时。如北京图书馆西夏黑水城遗址出土的金刻平水版《刘知远诸宫调》，也是用平阳白麻>纸印的，帘纹较粗，每厘米内有五根帘纹。这种平阳白麻纸可能也不是用竹帘抄造，而是用北方特产芨芨草，或者是萱草杆制成的纸帘抄造的。金刻本被版本学家评定为善本。但金刻本之所以能问世，有赖于本地区纸工所造出来的良纸。有的金代纸，正如金刻本一样，在质量上可与宋代的产品相媲美。 满族是女真族的后裔，源于建州女真。1616年努尔哈赤统一各部落，建立了八旗制度，从而加速了社会的发展。手工业从农业中独立出来，满族开始自采金、银、铁矿，制造工具。1625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满族地区经济技术又有进一步的发展。  《刘知远诸宫调》书影 满族的手工业生产，主要有陶瓷、纺织、冶铁、皮革、弓矢等，造纸也是其中之一。满族地区的造纸，最初是由汉族造纸工匠参加制造的。抄造的纸主要是比较厚的白麻纸。传世的满文老档，以及《诗经》、《三国演义》等书的满文写本，有的就是用当地造的麻纸抄写的，也有的是写在内地造的竹纸和皮纸上。 自古以来，蒙古族地区与中原就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上的联系。本世纪以来，在大漠南北曾出土了不少中原地区生产的铁器、丝织品、漆器、金银器等。1942年，内蒙额济纳河沿岸烽燧遗址，发掘出了汉代的有字古纸。这说明早在1000多年前，纸已流传到达大漠一带蒙古族祖先居住的地方。此后，历代中原制造的纸，不断随其他物品源源流入，为当地人民所使用。造纸技术也随着造纸工匠的前往而传入，元代时蒙古族地区造纸业一度相当发达。1902—1907年，德国考古队在吐鲁番发掘蒙文佛经刻本，刻以八思巴文，年代为13世纪后期。蒙古族地区多产麻纸，纸较厚，表面较涩。 明清时期，许多汉人移居蒙古族地区安家落户，与蒙古族一道共同开发祖国的北部边疆，建立了生产土纸、鞣皮、酿酒、铁器等作坊。随着汉、蒙古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在汉族人中流行的作品，如《三国演义》、《红楼梦》等被译成蒙古文，在蒙古族中广泛流传和传抄。我们所接触到的早期蒙古文写本及文书，其用纸的原料多是麻类，由当地抄造，纸较厚，表面涂刷一层淀粉浆，可以双面书写。 满族和蒙古族地区造的厚麻纸，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它的机械强度很大，抗老化性能好，一二百年前的遗物犹如新作。20世纪40年代，笔者曾在东北蒙古族居住区见到这种手工纸的生产。这种纸一般尺幅较小，表面不甚平滑，故使用前需经磨光。最大的优点是寿命长而坚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