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社会存在着相互制约的两种生产：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和人类自身的再生产。人口与农业的关系实质上是两种生产的关系。一方面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人口增长提供物质基础并规定了它的极限。农业经济的不同类型，决定了人口演变有不同规律：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农区，人口往往能较稳定地增长；牧区人口增长则因牧业受自然条件变化巨大影响而呈现不稳定性。另一方面，在生产工具简陋的古代，劳动力对农业生产有重大意义，因而人口的消长、转移、分布极大地制约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对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农业生产面貌发生深刻影响。 我国历史上的人口发展呈波浪形曲线上升，并形成若干梯级。先秦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口还很稀少，也缺乏可靠的人口记载。战国以后生产力出现飞跃，人口增长也较快。汉代开始有全国人口统计数字，从那时到五代，人口反复波动，最高人口数没有超过6000万的。宋代南方大规模开发导致人口的增长，宋代最高人口数已突破一亿，明代盛期人口约在1.2亿左右。到清代又上了新的台阶。康熙初年人口还只有9000多万，经过100多年，乾隆末年人口已猛增为三亿，至鸦片战争前夕，人口已突破四亿大关。 清代人口的这种空前增长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农业生产的相应发展无疑是重要的前提。满族入关建立清朝后，合内地与草原为一家，结束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长期军事对峙的局面，又镇压了各地的反清势力，调整了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国家空前统一，社会空前稳定，这种局面对农业生产发展十分有利。正是农业的发展使人口的增长有了可能。不过，人口的空前增长又反过来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严峻的问题。清代中叶以前，虽然历代都出现过局部的“地不敷种”的问题，但从全国来讲，土地完全能满足劳动力的需要，人口的增长成为农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动力。清代人口的激增导致全国性耕地的紧缺，清代中期，人均粮食耕地面积只有一亩七分左右，人口的增长已成为一种沉重的压力，朝野上下都在议论“生齿日繁”的问题。这种沉重的人口膨胀的压力，若转移到别的任何国家，都足以把这个国家的农业压垮。但中国传统农业凭借其顽强生命力经受住了这次历史考验。它依靠什么办法呢？不外是三条。第一条是千方百计开辟新耕地。第二条是引进和推广新作物。这两条相互联系，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第三条是依靠精耕细作传统，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单位面积产量。作为我国传统农艺特点之一的多熟种植，宋代以前已经萌芽，宋代有初步发展，但较大发展还是在明清。围绕着多熟种植，大量品种被培育出来；肥料需求量更大，由施用自然肥、农家肥到施用商品性的饼肥；耕作要求更高，出现特重大犁和套耕等方法；治虫受到重视；栽培管理也更精细。总之，以“粪大力勤”为特点的技术体系更加强化。这一时期土地利用技术(如低产田改造等)又有发展，意义尤为深远的突破是，堤塘综合利用的生产方式在南方某些地区形成，这成为当今所提倡的“立体农业”或“生态农业”的先驱。在以上三条中，第三条更为重要，而且作用越来越大。我国历史上由于人口发展的不均衡和土地兼并的发展，战国以来历代都有一些相对人多地少的地区，精耕细作技术一般是从这些地区首先发展起来的。明清时代由于人口激增形成全国性人口多耕地少的格局后，精耕细作更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了。  人力代耕架 明清在农业技术继续发展的同时，农具却较少改进。明清基本上是沿用宋元的农具，有所创新的多是适应个体农户小规模经营的细小农具，如手摇小型水车——拔车，南北丘陵山区整治水田田埂的塍铲、塍刀，种双季稻整地用的匍蓘〔gun滚〕，稻谷脱粒用的稻床，北方旱地中耕用的漏锄，捕粘虫用的滑车等。明代一些地方出现过风力水车，但并没有推广。甚至王祯《农书》早有记载的一些大型高效农具，明清时反而罕见了。由于牛力不足，有的地方退回人耕。明代还有使用唐代已出现的“木牛”即人力代耕架(图17)的零星记载，这虽是一种巧妙的创造，但在使用动力上不能说是进步，而且使用并不普遍。总之，明清时代已失去两汉或唐宋那种新器迭出的蓬勃发展气象。这一方面是由于传统农具的发展已接近小农经济所能容纳的极限，同时劳动力的富余又妨碍人们进行改进农具提高效率的努力。与此相联系，明清时代在单位面积产量继续提高的同时，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的粮食却明显下降。如据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估计，西汉末年粮食单产折合每市亩264斤，每个劳动力生产原粮3574斤。到了清代，粮食亩产增至367斤，每个劳动力生产粮食则降至2262斤。其中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原因是每人平均占有粮食耕地面积由3.76亩减少到1.7亩。以上是明清农业的不足之处，反映了人口过度增长对农业发展的制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