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庸是个“极为内向的人，不喜应酬、不善辞令，下围棋是他最大的兴趣，无人对弈时甚至自己和自己下棋”。 自上世纪30年代初执棋子以来，金庸对围棋的兴趣终身不减。那时，江浙一带围棋之风很盛，“每一家比较大的茶馆里总有人在下棋，中学、大学的学生宿舍中经常有一堆堆的人围着看棋”。他的家乡浙江海宁是围棋之乡，清代曾出过棋圣范西屏、施定庵。旧时他家有一小轩，是他祖父与客人弈棋处，挂了一副对联：“人心无算处，国手有输时。”他小时候看了不解其意。他读中学时正值抗日战争，烽火连天，课余常和同学下棋。他转学到衢州中学，就带了围棋。据说到重庆考大学时，一天考化学，他和两个同学在茶馆歇息，偶与茶客摆下围棋，由他下场，两位同学观战，一回过神，开考已半小时，匆忙赶到考场，幸亏监考老师网开一面，破例准许进场。说他是个棋迷并不过分。 在《大公报》《新晚报》工作时，金庸常和梁羽生、聂绀弩等下围棋，还写过《围棋杂谈》等“棋话”。 在他笔下，棋如人生，人生如棋。他对围棋的酷爱流露在他的武侠小说中，从《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都有关于围棋的描写，“常有人问起我下围棋的种种来，就直接的影响和关系而言，下围棋推理的过程和创作武侠小说的组织、结构是很密切的。推敲之间，变化太大，耗时过久，这种艺术也就渐渐不时兴了……但是围棋的训练对我却有另外的启示。其一是‘变’，沈君山先生曾告诉我：目前的电脑还不能处理围棋中所包含的广多变数。其二是‘慢’，这和当前西方文明社会中的人生态度是相冲突的，慢的妙处在于沉思和品味。如果围棋能在西方社会里成为普遍的娱乐，可能会帮助许多人更深刻地体悟人生”。 金庸以棋写人、喻人，喻人生百态、人心百态，发挥得淋漓尽致。《天龙八部》中的“珍珑棋局”，不同的人在这个棋局面前，面对的都是自身的命运。 金庸曾拜围棋大师林海峰的高徒王立诚为师，也跟聂卫平[微博]等人学过棋，媒体报道过“聂棋圣”在他家吃螃蟹破纪录的事。1993 年3 月19 日，金庸第三次成为中南海的座上客，丁关根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他，特地请聂卫平作陪。席间丁关根问聂卫平：“你有几个围棋弟子？”聂答：“最好的弟子是马晓春，但真正拜过师的只有查先生一位。”丁说：“你怎么叫徒弟为查先生？”聂回答：“我崇拜查先生的小说，他的年纪又比我大得多，我们是两头大。”丁关根又问：“查先生的围棋在香港是不是最好的？”聂沉吟半晌，才说：“在香港知名人士中第一。”众人大笑，金庸却说：“即使在香港知名人士之中，我的围棋也绝非第一。” 本来金庸每天晚上都要回报社写社评，一下起围棋来，他连社评都不写了，交由徐东滨执笔，有时潘粤生也会代劳。1982 年，陈祖德到香港治病，金庸专门请他到自己家里休养，一住半年多。金庸把罗建文也请到家里。“每天两人各教我一盘棋，都是开始让八子。从让八子开始，以后让七子、六子、五子地进步起来，直到陈祖德先生病势有所改善离港回沪，那时开始让四子了。之后，我又请了聂卫平、王立诚、林海峰、吴清源诸位老师指点。当时围棋界的朋友们开玩笑说：‘木谷实众弟子围棋段数最多，查良镛众师傅围棋段数最多。’” 金庸与沈君山、余英时、牟宗三等人结交，都是通过围棋。他们几个人中，沈君山的棋最好，沈君山让金庸三子，让余英时两子。牟宗三就比他们两个差一点，但棋瘾很大，金庸请牟星期天来下棋，牟一定来的。余英时跟他下过一盘棋，余输了。不过金庸一直认为余的棋比他好，只是一开头不小心让他占了上风，没有办法转，这盘棋才输了的。 金庸沉迷于黑白子的世界，不惜花钱、花时间，有人批评他“过分浪费”，他置之不理。他对推广围棋也很热心，出钱、出力。上世纪80 年代，他在尖沙嘴金马伦道买了一层楼，作为香港围棋会的会址，每个月只是象征性地收取一元租金。其间他向围棋会的几位高手学艺，围棋会经常举办比赛，他都会去颁奖。后来，他与会中一位高手因围棋会的事发生口角，一怒之下收回了房子，不再租给围棋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