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古文之争礼学的源头 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指人提高修养的三个阶段所应学习体味的对象。由此可见，孔门对于礼是相当重视。平时他也教学生各种礼仪，所以他的一些学生从政后都很能干。但孔子似乎并没有将礼的知识形成系统的“礼学”。或者简单地说，自孔子之后，人们研究孔子的礼学思想才开始有了礼学。（这仅仅是采用一种简单的理解，其实还是比较复杂的。）司马迁所述汉代初期礼学的状况是，那个时候只有一部《士礼》流传下来了，今天我们称之为《仪礼》，有十七篇，据说这就是所谓的《礼经》，（六经中的礼经，）汉武帝时期只有鲁国的儒生高堂生能读懂它。不过高堂生虽然能够读懂这本书，却不知道怎么做，按照当时的话来说，他不懂“礼容”。不过，汉文帝时期鲁国有个徐老先生特别熟悉各种礼仪的姿态，也正因为这样，所以皇帝任命他为礼官大夫，他把这一套传给了儿子，儿子又传给了儿子：徐延和徐襄。其中徐襄又做得特别好，后来也做了礼官大夫，不过他们这一家仅仅知道动作，并不懂《礼经》。这是很遗憾的。 高堂生将学问传给了学生，在汉宣帝的时候，有个叫后仓的后辈学得特别好，后仓后来收了三个学生：戴德、戴圣和庆普。戴德是戴圣的叔叔，所以人们称他为大戴，称侄子为小戴。这三个人都跟着后仓学习，并将前人关于礼的解释记录下来，这就是《礼记》。（当时人们把解释礼经的文字都称为“礼记”。）他们三人虽然同出一门，但是传出来的学问在讲法上却不一定都相同，在礼学中，很多问题几乎没有标准答案，于是人们让他们并世流传，朝廷也分别把他们作为官学树立起来，这就是所谓的两汉今文经学中礼学的源头。（所谓的今文就是书籍的文本是用当时流行的隶书写的，与之相对的古文，就是保留了战国时期文字风貌的文本。） 其实，在西汉除了这一条礼学传承的线索外，地方上还有一些考古发掘，如汉武帝叔叔河间献王，这个王爷特别爱好古籍，往往不惜重金购求，于是人们纷纷将古书献给他，他的藏书规模因此也跟朝廷差不多，有一些朝廷没有收藏的，他就向上进献一些，其中也包括用战国时期六国文字所写的古文《礼》，虽然文字有异，但内容跟高堂生传的差不多。后又有汉武帝的一个弟弟被分封到鲁，这位王爷喜好建筑宫殿，在鲁地他想把孔氏的老宅拆了盖自己的宫殿，结果在这些房子的墙壁中发掘了一堆古书，也包括《礼》和《礼记》。就这样，零零总总，朝廷收藏了不少，有时候我们称这些文献为“逸礼”。 后来，刘向受命整理国家藏书，将这些东西清理出来，重新眷写定本，但工作未竟，便死了，皇帝又让他的小儿子刘歆继承下来。刘歆完成任务后，觉得这些古文“礼”很有价值，就建议朝廷把他们也作为官学，结果招致那些学习今文礼经的人反对，这就是汉代学术历史上有名的今古文之争。这个时候正是西汉衰微的时候，王莽逐渐将汉氏江山变为己有，他是刘歆的好朋友，所以他采纳了刘歆的意见，将一系列古文经立为官学，当然也包括古礼经。可是不久王氏倾败了，光武帝中兴汉氏，这个时候又不可避免地为国家官学课本争起来。古文经虽然有了一席之地，但古礼经却是胜利中的失落者，没有取得官学的地位，整个东汉都没有人再请求皇帝立“逸礼”博士。就这样古礼经似乎就消失了。不过有的学者揣测，古逸礼“存而不尽存，亡而不尽亡”，因为它已经被当时学者所采纳，所以就没有必要再立于学官了。 刘氏在整理国家藏书时，还发现了一部《周礼》，刘歆觉得这是一部周公治理天下之书，应该立于官学。其实，《周礼》在史上的出现很早，早在河间献王献书的时候就有这部书。这部书分为六个部分，分别是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河间献王得到这部书的时候，“冬官”部分已经残缺不全了，于是就用《考工记》来充数。《周礼》在两汉的流传一直都不是很清楚。 以上所述，《士礼》、《逸礼》和《周礼》是两汉时期的三种“礼经”，但我们说“六经”的时候，通常只是指《士礼》十七篇。解释《士礼》的书称为传，孔子的弟子们已经开始作“传”了，但流传于世的不多，后仓在曲台这个地方讲授《士礼》，他的解释被称为《曲台记》。他的学生戴德对礼学做的笔记叫做《大戴记》，八十五篇，戴德的笔记叫做《小戴记》，四十九篇，而另外一个学生庆普所传的学问后来失传了。二戴的内容很多是相同的。今天我们《十三经》中所收的《礼记》是《小戴记》。 礼学与四书五经的历史 汉代经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分为今文经和古文经两派。所谓的今文经派，简单的说就是经传的文字是用汉代的隶书写的，他们最推崇孔子，而古文经派的经传是用先秦文字写的，不仅推崇孔子，还推崇周公，觉得孔子是周公的继承者。文字不同还是小事，关键的是他们所诵读的书也有差别，比如同是《春秋》“三传”，《公羊》、《榖梁》和《左传》，今文经崇信《公羊》、《榖梁》，而古文经崇信《左传》，所信不同，那么解读的方式便产生了差别。如果仅仅是学术的争论，那倒没什么，可是这又涉及到国家应该将哪种经传立为官学，作为立国的指导思想，这个问题就严重了，于是人们便争执不休。从总体上来看，西汉是今文经派的天下，毕竟刘歆挑起这场争论是在西汉末年，东汉今文经学派的势头有所减弱，古文经学派逐渐占了上风。 到了东汉后期，出现了一个大学问家，他叫郑玄，高密人，所以有时候人称“郑高密”。他对“六经”无所不通，（汉代“乐经”早已失传，其实只有“五经”。）不仅如此，就是解释“六经”的两个学派——今古文经，也了若指掌，于是他遍注群经，将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中的优点都融为一炉。从他开始，两汉经学中所谓的家法师法就不再区别了。后来曹魏时期，有个专门挑他毛病的王肃，也遍注群经，处处反对郑玄，但即使如此，王肃争得也不是家法和师法，今、古争辩由此告一段落。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们喜欢清谈，即所谓的谈玄，玄指“三玄”，即《易》、《老》、《庄》，后来佛教流行了，人们又谈佛理。这个时期人们不重视儒学，独“三礼”是个例外，尤其是《礼记》中的《丧服礼》。这是因为这个时期，国家采用九品中正的方法选拔官员，品评一个人首先要看门第。由此门第就特别重要，门第重要，嫡庶也就重要了，分别嫡庶的重要体现就是丧服制度，所以人们也就爱讨论这门学问。以至于聚谈的时候，有些题目也是从《礼记》中找的。另外，还有一项应该附带说明的是，先前人们所说的“礼经”是指《士礼》十七篇，现在改了，变成了《礼记》。 到唐代，唐太宗是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他继续推行隋文帝创立的科举考试制度，他还派人整理“五经”。因为科举首先要看文学才能，所以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经学的地位。担任整理“五经”工作的人就是大学问家孔颖达，孔颖达组织了一批人来写“五经正义”，将前代的研究成绩作了一次总结，同时也向世人提供了经传解释的定本。“三礼”中，孔颖达作了《礼记正义》，另一个礼学家贾公彦仿照《五经正义》写了《周礼义疏》和《仪礼义疏》，他也帮孔颖达写过《礼记正义》。 本来“五经”是自汉代流传下来的说法，唐朝人觉得经传并行，不可分离，有些“传”的地位并不比经地位差，于是他们就确定了“九经”作为官学，于是《春秋》三传中的《公》、《榖》以及“三礼”中的《周礼》、《仪礼》也升格为九经之一了。晚唐的时候，《论语》、《尔雅》、《孝经》也充列其中，变为十二经。到南宋的时候，人们觉得《孟子》也很重要，于是又列入其中，最终成为“十三经”。其实《论语》、《孝经》在唐以前都是入学儿童读的书，《尔雅》是一部字书，《孟子》被尊崇还是韩愈提出儒学道统以后的事情。 有宋一代，汉朝人那种治学的路数已经不行了，人们不再满足于章句注疏，家法师法，而是喜欢议论。这就是理学，所谓的理学虽然旨在强调“格物致知”、“存天理，灭人欲”，但这人欲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扼杀人欲，而是希望通过对人之自然欲望的调节，达到回归被自然欲望所屏蔽的质朴本性，即仁义之性，追究起来大概就是“善性”吧！换句话说，他们推求的是“内圣外王”的人格，所以理学大师单单从《礼记》中抽出《大学》和《中庸》两篇来加以阐释，前者指出修身的路数，后者辨明修身的境界。（《中庸》前代也有单单抽出来解释的，但不似朱熹这样有逻辑理路。朱熹还把大学的次序调整了一番。）再与《论语》、《孟子》凑在一起，合为《四书》。元、明、清三代的士子科举便在这《四书》中讨生活了。 明代王阳明的影响很大，他继承的是南宋陆九渊那一派，在宋儒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被称为“心学”，讲“致良知”，心即理。不过“心学”的末流像狂禅一样，明朝灭亡后，那些遗老们就开始反思朱明灭掉的原因，觉得心学之空谈浮躁不可免责，于是认为空谈说理，不如求诸经典，做些实际的工作。总体来说元、明二代，礼学都不是很发达。 明亡之后，有的学者认为，理学再也说不出新的道理了，再争论下去还是经典该怎么解释的问题，根据还是章句训诂。顾炎武就说要“以经学济理学之穷”，自顾炎武、黄宗羲后，那种恢复朴质的治学风气渐渐浓了起来，在这种风气影响下的学术被称为“朴学”。（或者被称为汉学。）到乾嘉时代，朴学之风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学术思潮，他们认为要恢复汉人治学的特点，于是他们去努力，结果他们去作训诂研究，甚至比汉朝人搞得更好。这个时期还形成了两个有名的学派，一个是以徽州戴震为首的徽派，也叫皖派、皖学，另一个是以吴兴惠栋为首的吴派。吴派易学最有特点。（也有人认为后来还有融合二派的扬州学派。）皖派精于小学、天算，尤擅“三礼”。戴震曾负责《四库全书》中经部的审校工作。戴震的老师是江永，跟江永学习而以礼学见长的还有程瑶田、金榜等，皖学中的后起之秀还有凌廷堪，他是戴震的私淑弟子。此外还有被称为扬派的阮元后来刊刻了《十三经注疏》。凌、阮二人还将顾炎武的观点再向前推一步，说“礼学即理学”，与此同时，出现了一批人对礼学作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学者，如秦蕙田、黄式三、黄以周父子、陈澧、胡培翚、孙诒让等人。今文经学以理论见长，到了晚清之际，康有为等人为了变法革新，提倡汉代今文经学，于是作了一部《新学伪经考》，所谓的新学，就是王莽代汉，号为新朝，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他将刘歆所倡议的古文经都立为官学。康有为说这些古文经都是刘歆伪造的。如果这个结论成立，清儒们的考证就要大打折扣了。不过，这中间并不是纯粹的学术问题，所以比较麻烦。我们也就点到为止。 随着历史的进步，中国的封建王朝借书之后，虽然有些礼学思想仍然保存在民族的个性中，但那套传统的礼学却进入了学院，成为专门的绝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