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生于殷末周初的《易经》，形成于民族心智开始定型的时代，它以特定方式凝结起华夏民族成长阶段的时代精神，构建了自己风格鲜明的思想体系，其深层理念对后来诸子百家认识世界带来了视角和方法上的引导，因而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即使在数千年后的今日，中华民族的群体思维方式、思维特征，依然闪烁着《易经》智慧的光辉。 系统思维 在对世界万物的归纳和反映上，《易经》采用了系统的思维方式。系统是由若干不同要素按一定结构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系统的思维方式即是将纷繁事物从结构和功能上归为统一整体看待的方法。 《易经》首先选用八卦作为系统化工具。代表相反属性的两种符号--“--”“-”三个一组为一卦，组合而成的八个基本图形合称为八卦。八卦中的每一卦都是一个独立系统。借助八卦认知万物，为系统思维的运用创设了前提。其次，《易经》的作者把八卦按上下方位相互叠加，得到六十四卦，并用这一卦画系统来比附说明万事万物的复杂变化，这一认知体系的建构表现出了更为鲜明的系统化思维模式。另外，《易经》在推演解说中将人、家庭、家族、国家、天下乃至天地宇宙等作为具有所属关系的系统进行认知，这一纵向互含的系统链进一步展现了系统的普遍性，强化了人们的系统思维。 《易经》的系统思维对中华民族后来的思维方式产生了直接影响，如殷末的五行思想在春秋战国时得到了系统性的整理，由散状形态演化成了具备相互制衡关系的严密系统。兵家将战争的组织策划看作一个动态系统，医学将人及人的内脏器官视作具有各自运行规律的系统，人们也认可了由天地人组成的宏观大系统，“天人合一”的系统观受到广泛认可。 这种系统思维要求把组成系统的多项要素作为整体来看待，因而中国思想史上形成了看重整体的思想原则。《老子》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儒家认为《春秋》“大一统”，法家主张“尊于一”，宋明时强调理、气一元论。虽然各派理论的出发点不同，但都毫无例外地表现了对整体观的推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表达的是整体高于个体的价值观；中国人在生活细节上常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顾忌，有“舍车保帅”的“一盘棋”思想；中国历史上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大受弘扬，这都源于系统观、整体观对民族思维的影响。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民族文化中的系统思维也为我们当今深化改革提供了理性支持。  和合思维 在看待事物的关系上，《易经》采用了和合的思维方式。不同要素间复杂的依存、交感和转化关系即是和合，和合思维方式即是看到相关联的事物在相互对立中相互交感、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的一种思维方法。 《易经》中的“爻”有交错、联系之意，《说文》中直接把“爻”解释为“交”。八卦是由代表相反内涵的两种符号交杂而成，其中蕴含着的两端思维是和合思维的典型形式；《易经》每一卦都是按六爻构成的不同要素的交合，六十四卦代表着《易经》体系内互不重复、穷尽无遗的交合形式，足见和合思维是《易经》推衍的前提和根本。另外，在《易经》的卦象系统中，那些上下之间可发生交感的卦象则吉，如泰卦；相反，否卦因乾上坤下，天地不交感而不吉，否极泰来的吉庆态度就表达着对和合思维的肯定。 《易经》的和合思维与西方对立统一的矛盾思维略有不同，它关照的对象不限于两个，可以是一组要素群；并且它更看重不同要素间的相互支持和相互依存。和合思维对后来各家学派的理论建构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如儒家明确提出“和为贵”，主张在社会生活中用支持合作者的和合手段来成就自己的功名与品格。老子认为“知和曰常”，主张通过不争、守弱的途径实现与对立方的和乐相处。法家韩非也主张通过君主的权力运作实现“上下和调”的政治目标。中国人历来认为“水至清则无鱼”，认为“兼听则明”，肯定异质要素与不同意见的积极作用。思想家和民众的理念各不相同，但“贵和”却是共同的思维原则。本世纪，我们倡导“和谐社会”，和合思维在当代治国实践中仍然大放异彩。 变易思维 《易经》以变动不居的思维看待世界，认为万物的变易会体现在自身各卦象的推演过渡中，进而把认识和探求万物的变易视为自己的基本旨归。 通过卦象的推演和体系的展开，《易经》表达了关于事物变易的基本思想：事物的变易源于内部要素的不同交合；变易要经历一个渐渐积累的过程；变易超过一定限度，就会走向反面，等等。 《易经》的变易思维对后人有不少的启发和教益：正是感到了“亢龙有悔”“物极必反”的法则，孔子提出了中庸的处事方法，以防止“过犹不及”；老子主张以“知雄守雌”、坚守柔弱的方法，避免自身由强大走向毁灭；法家则用制度变革来应对社会生活的变易。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人们主张学识的“跬步之积”，认定保持德性之纯要“防微杜渐”等，古老的变易思维在此得到了新的展现。 人本思维 在观察世界万物及其关系时，始终以人类的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即是初级的人本思维。 《易经》卦画系统的创立及其推演始终体现着对人类自身的关注。六十四卦的绝大多数卦辞直接说明着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和政治活动，都体现着人本的立场，表现着对人事凶吉的看重。《易经》作者的着眼点和思考重心显然是社会人生，其理论的致思过程在于：以人类关系来理解和思索天地关系，又从天地法则的高度来领悟和说明人类社会。虽然论及天地自然等复杂的现象，但其体系建构的本位始终是人本身。 有《易经》人本思维的导引，百家争鸣的焦点总是在社会人生方面；在科技领域，与人的生命生存直接相关的农学、医药学等得到了长足发展；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得到历代学者的认可，这一价值立论使社会观、伦理观在中华文化中形成丰厚积累。此外，人本思维使中华主流文化一直关注着人类社会“此岸”的存在状态，宗教神学始终未能取得主导地位。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确认并支持了中国传统的人本思维。党的十七大确立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要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传统人本思维在被扬弃中得到发挥运用。 黑格尔说：“《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在万木争荣的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是一株久历寒暑、年轮密集的劲松，其千难不衰的经历、抗风耐霜的生机和复兴在望的前景都是民族的外在表征，而藉由思维方式、思维特征表现出来的思维智慧，则是一种文化基因，一种内在蕴涵。无论世间风云如何变幻，未来的兴盛终归会属于不弃智慧的民族。 作者：冯立鳌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