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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语：钱穆先生曾对一位国外学者谈到：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得更高来看到中国之心。中国的核 心思想就是‘礼'”钱氏此语现在屡被引用，已经成为中国古代礼制研究者熟知的名言警句。  祭祀音乐 钱穆先生曾对一位国外学者谈到：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得更高来看到中国之心。中国的核 心思想就是‘礼'”钱氏此语现在屡被引用，已经成为中国古代礼制研究者熟知的名言警句。其实 不少学者有类似见解，只是表述不如钱说明快而已。按本文对“礼”的分析，“礼为中国文化之心”意 味着：中国文化重视君臣等级、上下之别而缺乏民主传统和个人权利意识，重视道德教化、道德自觉 而缺乏法律意识，重视礼仪制度、礼乐知识而较少关注人的天性、自由和自然科学。这三方面事实确 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文化的特点。另有学者曾用“实用理性”、“乐感文化”概括中国文化的特 征，这些论点实际上与钱说大体相通——“礼”注重伦理实践和实际操作而不注重理论说明，它所塑 造的思维类型和价值观必定是“实用理性”礼与乐历来紧密结合而且具有“尽人事以听天命”的乐观 品格，它所反映的文化缺少原罪、忏悔和救赎的意识而只能是“乐感文化”。比较而言，“礼为中国文 化之心”的说法不但符合历史实情而且像公式一样简明有力，我们不妨将它作为认识中国传统文化 特征的一把钥匙。 就“礼”的表层来说，中国文化重视礼仪制度的特点尤为明显。古代中国对礼仪的爱好之深、讲究之精，拥有的礼类文献之丰富庞杂，是世界上任何国家和民族都难以比拟的。详细记述公元前5 世纪贵族礼仪的《仪礼》十七篇，内容琐屑繁复，文字枯燥乏味，但它从汉代起就一直是国家明令学习 和研究的经典。世间有礼书不值得奇怪，有人喜欢研究礼书也不值得奇怪，但是像《仪礼》这样琐屑 枯燥的书能被国家奉为经典，却不能不说是世界文化史上少见的奇观。礼书之繁芜到南朝梁武帝时 达到空前绝后的程度。《梁书》卷二十五《徐勉传》载徐氏于普通六年（525)上五礼《表》提到，已陆续 撰成《嘉礼仪注》_百_十六卷，五百三十六条；《宾礼仪注》一百三十三卷，五百四十五条；军礼仪 注》一百八十九卷，二百四十条；《吉礼仪注》二百二十四卷，一千零五条；《凶礼仪注》五百一十四卷， 五千六百九十三条。总计全书_千_百七十六卷，八千零一十九条。《梁书》卷三《武帝纪下》卷末总 评也说：天监初，则何佟之、贺场、严植之、明山宾等覆述制旨，并撰吉凶军宾嘉五礼，凡一千余卷，高 祖称制断疑。”没有对繁文缛节的特殊需要和极端偏好，很难想象梁朝君臣能有如此热情和耐心。后 来各朝所编礼书虽不再如此繁芜，但部头之大仍可惊人，其中《大唐开元礼》一百五十卷，宋朝《政和 五礼新仪》二百二十卷，尤称巨制。由皇帝、官府组织编纂的这类大部头礼书，也许只有在中国历史 上才能见到。另可注意的是，礼书的篇幅往往远长于记述其他典章制度的篇幅。唐代杜佑的《通典》 意在梳理此前历朝典章制度的演变，全书二百卷，记述礼制的部分竟占到一半（_百卷），而现在看来 更切实的内容如食货、选举、职官、兵刑、州郡、边疆等等，在书中所占篇幅加起来才仅仅与礼类相当。 这些现象都表现出浓重的中国特色。中国社会是礼仪特别发达的社会，中国政治则是礼制特别发达 的政治。对于古代中国来说，“礼仪之邦”的称号可谓名副其实。 礼制的高度发达必然使礼仪固有的两种属性即表演性和程式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从而给中国传 统文化留下鲜明的注重表演和程式的印记。 行为方面的适度修饰和表演，是对人类生理欲望或动物本性的_种限制和调节，是社会生活的 需要和人类文明的体现。情文统一的礼仪意味着自我约束、从容不迫、温文尔雅，反映了一种良好的 教养和高贵的君子风度。礼仪的本色是尊重、谦让、温和、安详，它否定并排斥肆无忌惮的放纵行为 和野蛮行为，否定并排斥恶性的竞争。《诗•鄘风•相鼠》所谓“人而无仪，不死何为”、“人而无礼，胡 不遄死”，可以说是人类的共识，无关乎阶级、族群与地域的差异。这是礼仪表演和礼仪程式无可否 认的正面价值。经过儒家的倡导，特别是随着儒家礼学成为国家的主导学说，礼仪之美与礼制之庄 严深映人心，温良恭俭让的君子风范成为全社会共同推崇的典范，讲究礼貌、爱好礼仪成为中国人一 贯而持久的价值追求和遍及社会各个领域的风气，这对塑造中国文化品格和中国人的精神气质无疑 会产生重大影响。 礼制影响下的文化崇尚平和、儒雅。中国古代礼仪制度在商周之际经历过重大转变。商朝的礼 仪还带有很多“萨满”气息，巫术的意味相当浓重因而更多地表现出狂躁不安的特点。西周王朝建立 后，礼仪逐渐脱去原始巫术的影响，朝着更加人情化、道德化的方向发展。儒家学派形成后，孔子及 其后学有意识地排斥“怪力乱神”，从此，礼仪中狂躁、粗鄙、野蛮的成分就更少了。注重表演和修饰 的礼仪生活总体来说是一种安静、雅驯和文明的生活，尽管其中的一些场面仍不失热烈。行礼者平 时可能各具个性，但他们在行礼时会排除冲动、暴躁、狂放、野蛮等等不良习性，成为_个平和、温情、 彬彬有礼的人。 礼制影响下的文化崇尚谦逊、礼让。自我谦抑和尊敬对方（人或神）是礼节仪式发生的原动力，是 礼仪的精髓。中国传统思想中有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观点，然而很少见到为骄狂张目的言论，备受推崇 的都是《易经》“谦”卦所谓“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一类 的思想。提倡谦虚，反对骄傲，可以说是三千年来中国人一贯不变的人生信条。这种价值观的建立与礼 仪制度的高度发达是相辅相成的。如果说西方人更善于自我肯定自我表扬，那么中华礼仪文明所造就 的心态就是永远保持谦虚与谦和。中华民族认可的完人形象永远是“谦谦君子”的形象。 礼制影响下的文化崇尚庄严、谨饬、含蓄、内敛。讲究程式和规范，推崇庄重、严肃和蕴藉，是礼仪的性格，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随便的、率性而为的、新巧的、轻佻流滑的、一览无余的东 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只能处于二三等的地位。同是一流作品，庄重沉郁的风格似比潇洒飘逸更受 青睐。文学上“扬李抑杜”者不乏其人，但更多的人对李白只是喜爱，对杜甫则于喜爱之外多了一份 尊敬。这种取向，与礼仪制度的性格是完全一致的。 发达的礼制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宗教的功能，使中国文化得以一贯保持其高度肯定世俗生活， 高度重视实践和实用的文化特点。中国传统文化缺少浓重的宗教意识，中国人对超越世俗的宗教理 论兴趣不大。中国人不习惯把世界分为世俗与超越两极对立的二元世界，而更习惯于将庄严、肃穆、 神圣的情感灌注到人文性的礼仪生活之中。这种礼仪生活是世俗的，同时具有神圣性；它不是宗教 生活，却包含着很多宗教式的情感因素。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美国学者芬格莱特把礼仪称之为“神圣 礼仪”①礼仪本身就有精神抚慰、精神净化的功能，它使人置身于一个庄严神圣的环境，使所有参与 礼仪的人感受到群体和自我的神圣与尊严。中国传统文化不是以宗教而是以人文性的礼仪作为净 化精神的主要手段，而礼仪在给人以精神满足、维系固有道德、凝聚族群等方面，事实上起到了和宗 教相同的作用。 发达的礼制在强化文化认同和保障中华文明长期延续方面也发挥了特殊的作用。礼制的规范 化、标准化，客观上有利于国家和文化的统一，有利于文化的长期延续。世界各民族礼仪都有强化集 体记忆、社会记忆的功能。反复进行的礼仪对于参与者、旁观者来说无异于反复进行的精神刺激和 文化灌输，它的教育意义特别是促进文化认同的意义不可小觑。中国古代社会的礼仪活动最为频 繁，尤其是国家确定的礼制和官府主持的各种典礼活动更为繁杂。中国古代社会所需要的道德观念 通过各种途径传输到每个人身上，频繁的礼仪生活就是其中一条非常重要和有效的途径。礼仪把道 德意识外化为具体可见的行为，外化为一系列可操作的规范，使空泛的道德说教落实为真实的行动。 礼仪越多越频繁，它对社会成员的影响也越大。即使在国家残破、社会动荡的时期，颠沛流离的幸存 者仍然保留着对礼仪生活的深刻记忆。他们可能远远迁徙到极其陌生的地域，面临艰苦的环境，但 只要没有其他外力的压迫，他们仍会执著地沿用世代相传的祭祖方式、丧葬嫁娶的方式以及其他种 种仪式，并通过恢复礼仪生活顽强地传承着固有的伦理道德思想。中华文明之所以历经磨难而绵延 不绝，与儒家倡导的“重礼仪”思想以及随之而来的礼仪生活的持续不断，无疑有着密切的关系。 总之，与礼仪的表演性和程式性相关的强调自我修饰自我约束，强调充分展示美好以抑制人性 弱点的积极的价值取向，在中国文化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中国古代礼制倾向于树立和培育内敛、 节制的君子品格，此种品格可为人类自我完善提供与西方文化有别的另一种范型。 一种与众不同的特点往往既是优长也意味着缺失，我们说礼制影响下的文化具有鲜明的特点亦 同此理。礼制发达的结果不仅是正面的，礼仪表演性和程式化的畸形发展也给中国文化留下了许多 病痛和创痕。礼仪的表演性必然带来表演是否恰当，是否与真情实感匹配的问题。从礼仪出现之曰 起，就有礼仪表演与情感脱节的弊病，特别是到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时代，这种弊病表现得更为突 出。生活在礼仪特别发达、礼仪表演频繁进行的环境里，人们的行为方式不能不大受影响。过分的 客套，言不由衷的谦让，过度看重“脸面”，以至矫情做作、虚伪失诚等等，成为礼教熏啕下“国民性”的 通病。社会上形成过于矫饰的陋习是长期以来上行下效的结果。在这里，统治阶级过度注重礼制和 常常进行无谓的政治表演难辞其咎。无论是在贵族世袭制还是在官僚体制下，最高统治者以至各级 官员大多不是靠得力的施政纲领或显著的政绩而获得政治权力，因此往往缺乏令人信服的政治威 望，尤其是所谓“承平之世”的君臣，武功文治皆趋平淡，更难赢得民众的真心拥戴。为弥补这种缺 陷，国家只能依靠频繁举行表演性的礼仪活动来显示和强化自己的合法性和政治威严。沿袭既久， 统治阶级形成了对礼仪制度的高度依赖。统治者对礼制等级的的重视，对礼仪表演的热心，对威风派头的追求，往往远大于解决实际问题的热情。越是在统治者缺乏政治威望的朝代，礼制也往往越 发达，虚假的政治表演活动也越多。现代中国不少充斥套话的会议和类似活动，与古代那些空洞拙 劣的礼仪表演属于同类，其真正的功能已不在于通过会议宣示什么具体内容，而在于借此显示宣讲 者对于他人拥有统辖管理的权力。徒具形式的礼仪表演实际上宣扬和强化了虚伪有益的价值观，引 导大众群趋于不诚之途。孔子曾大力强调“仁”与“礼”的结合，就是为了矫正这种偏失。但是仅凭某 种学说不可能根治礼仪表演过度和政治行为表演化的弊病，要跳出古代礼制造成的宿命，也许只有 在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方面出现广泛深刻的变化之后才有可能。 礼制的发达还造就了_种特别看重程式的文化特性。刻意讲究形式的整齐一律似乎是中国古 代统治者的_种情结，他们对程式化、标准化以及与此相关的_切事物表现出高度的迷恋。在程式 设计方面，儒家对丧礼中哭仪的设计可以说是最不合理的败笔。这种丧礼对服丧者何时应该默不作 声，何时应该捶胸顿足放声痛哭有明确的规定。当服丧者悲情难抑痛哭失声时，司仪高喊停止；当相 关仪节告_段落，服丧者悲情稍觉平复时，司仪却号令痛哭。如此哭仪看似讲究节制情感和整齐有 序，其实完全破坏了丧礼应有的肃穆与庄严，充斥生者表演宣示之意，缺乏尊重死者灵魂之心，矫情 丑怪，毒化民风。到后世丧礼中，妇女的哭丧成了 _种拿腔拿调非常难听的嚎唱（钟叔河、李敖都曾 提到这种情景）。也许是因为这些仪态已被看作_种规范整齐、合乎程式的行为，当时人对于这类哭 仪不但不觉其丑反而是持欣赏的态度。礼仪讲究程式，原本有约束放纵行为、抑制人性弱点的用意， 但有些极端化的低劣鄙陋的程式设计，却连人性的优点也一并给限制了，这不能不说是礼制发达造 成的一种悲剧性的结果。在古代文学领域，讲究声律的辞赋、近体诗，还有后来完全格式化的八股 文，都曾风靡一时。京剧之有程式更是追求形式整齐_律的典型事例。如何评价这些文化现象是另 _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它们都反映出_种强烈的程式化意识。 礼仪程式的实质是维护等级制度，高度重视程式的习惯自然极大地强化了等级意识。很多学者 曾指出，与同时期的西方社会相比，中国古代社会法律意义上的身份等级差别并不突出，有人甚至夸 大其词地说中国自战国以后已经是人民身份平等的社会。其实中国古代社会的等级意识一点儿也 不弱于其他国家，只是它不完全呈现于表面而已；而且当一些宗教信仰较深的民族逐渐废止形式上 的身份等级，平等意识不断向前发展的时候，中国仍然一直保留着较浓厚的等级意识。这一事实应 当与极其看重礼仪制度特别是看重礼仪程式的传统有关。中国社会从上到下无不重视礼仪中的坐立 位次、行事先后等标志身份差异的细节，可谓锱铢必较，一丝不苟。行之既久，习与性成，所有礼仪参与 者都会自动进入讲究程式讲究等级的轨道，离开规定套路反而会使人无所适从或大感无趣。与等级意 识相伴而生的是官长的骄横跋扈和下级的惯于服从、隐忍乃至谄媚，这不能不说是文化上的一种病态。 最后应当指出，礼仪的表演性和程式性对于文化的多方面影响，也随着中国文化的传播而显现 于邻近国家的文化中。就像在古代东亚有“汉字文化圈”、“汉诗文化圈样，在中国传统礼学和礼 教的影响下，古代东亚地区事实上也形成了一个“礼文化圈”。中华文化波及的地区和民族，重视人 事胜于崇拜鬼神，对世俗生活充满眷恋和热爱，厌倦理论深究而注重实际修为，重视宗族家族利益和 社会等级秩序，比较轻视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所有这些特性都接近于中国礼文化的特点。更为明显 的是，古代东亚地区都曾有比较发达的礼仪制度和礼教观念，而且这些制度和观念很多是直接从中 国引进的。只要有发达的礼仪制度，就必定会使礼仪的两种本质属性——表演性和程式性得到充分 的发挥，从而在文化上留下重表演、重象征、重程式、重规范的印记。从这种意义上说，揭示礼仪的两 种特性不但有助于深入了解中国文化，也可以为充分认识“礼文化圈”内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提供 _种新的思路和视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