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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里镇的地名，包括乡脚的地名，品味一下它们的出处实在很有趣味。 前文说到弄堂，黎里八大姓都有以他们的姓氏命名的，地名也有不少以姓氏命名的。镇上的大户人家在乡下有田地，或者购置土地，建造坟墓，有的人家造有几间坟堂屋，派人看守，逐渐繁衍成村，这样的村庄往往称为某家坟，比如周家坟、汝家坟等。一个村庄往往聚居着一个姓氏，或者说以某姓为大姓，这样的村庄大多以姓氏命名，比如施家浜、张家兜、查家浜、张桥。 一些地形特征，特别的人物、事件，或者特殊的物事都能成为取名的由头。 好多村落是以地形特征命名的。鸭头湾，那里的一河条浜形状就像鸭子的头颈；蜘蛛潭，犹如一只巨大的蜘蛛；马鞍坝，形状像一个马鞍。鹤脚扇，边上原本是一个巨大的芦苇荡，经常栖息着一群群白鹤，黎里人爱鹤，认为鹤群栖息是祥瑞，就以“鹤渚渔歌”作为黎川八景之一，又因为村庄形状像把扇子，于是就取名为鹤脚扇。紧靠着罗汉寺的和尚圩，与罗汉寺密切相关，罗汉寺的和尚分为堂头和尚与门头和尚两类，门头和尚可以娶妻生子，附近村庄大多是门头和尚的后代，很自然的得了个和尚圩的专称。木排浜，此浜在镇区的下岸，柳亚子故居对面，专门停放木排，因而得名。匠人港，该村多木匠、铁匠、漆匠，因此称为匠人港。黄杨浜，村上有一棵千年老黄杨。虎啸浜，曾经有老虎出现，夜间听到老虎叫声。十三湾，从村到镇，要经过13个湾子。诸如此类的地名很多。下面介绍黎里及其他几个地名，其中御儿滉、鬼头潭颇有历史依据，伏虎洞、藏龙乡、禅杖浜等则源于民间传说。 黎里 黎里，镇的西北有禊袴湖，简称禊湖，这里是黎里民众游览的好去处，自明代以来，禊湖成为了黎里镇的代称。黎里的市河黎川东西长3里有余，一年四季川流不息，千百年来，黎里百姓仰仗它而生产生活，生生不息，没有黎川，就没有今天的黎里。因此黎川，与禊湖一样，成为了黎里的代称。 在大唐时期，黎里东西两边各有一个较大的村落，西头的那一个，在大陵桥、明月桥和南栅浜一带，东边的那一个，在傅家浜、何家浜一带。两个村落，西边的那一个面积大一些，人口也多一些，而且此村周边种植了许多梨树，每年春天，开满了梨花，因此名梨花村。除了这两个村庄外，其他星星点点的小村落不少。相传陆龟蒙就到黎里南边的鸭栏泾村隐居，筑有鲁望别墅，养鸭自娱，明清两代鸭栏帆影成为黎川八景之一。在鸭栏泾南，江浙交界处有个大荡，黎里人以陆龟蒙之姓命名，称为陆家荡。后来在鸭栏泾和长浜村之间，建造了一座拱型石桥，因陆龟蒙号天随子，就取名为天随桥。鸭栏泾和天随桥，明清两代，每当春秋佳日，游人如织，许多文人留下了诗文，随手一翻地方志就有：李发《春日同管王吉、陈学先、徐培云诸子步至天随桥》，徐蟾《春暮同人天随桥行散》，沈沛兴《天随桥晚步》，陈阶琛《过天随桥》，邱冈《天随桥》等。且引录邱冈诗中的几句：“茅庵地僻经过稀，我为鹪鹩寄一枝。菜把送来烦地主，瓜皮泛去忆天随。天随往矣桥留号，名区端赖名人到。君不见，镜湖水，辋川居，孤山梅鹤严滩钓。”因为天随子的到来，黎里鸭栏泾、陆家荡名闻遐尔，就如东汉严子陵隐居富春江，宋代林逋梅妻鹤子于杭州孤山，唐代的贺知章和王维，前者欲向君王乞镜湖，后者亦仕亦隐，筑室于辋川山居。据传，陆氏好友皮日休，多次前来黎里，与龟蒙畅饮快谈。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可惜年代久远，唐宋时期，黎里还没有修志的举措，缺少可考的文字记载。不过，也可以了，梨花里至少在唐代已经是远近闻名的村庄，否则不会引来陆龟蒙这样的高士。  （6.2.1黎川八景鸭栏帆影） 唐朝元和（806－820）年间，范传政任湖州刺史，下令疏浚平望至吴江县界的官河，他特地派了一位名黎逢吉的村官，到梨花村，治水的同时又开辟道路。村民受惠后，念念不忘黎逢吉的恩德，为了纪念黎逢吉，将梨花村改名为黎花里。 又，由于“里”是古时居民聚居的单位，《汉书食货志》：“在野为庐，在邑为里”。历史上的“里”，不同时期有所不同，最少的里为25家，还有50家、100家、110家之说，最多的一里为500家。随着黎花里人口的增多，改称黎里。 黎里之名，蔡丙圻的《黎里续志》另有一说，蔡引用青浦王述庵(名昶，字述庵，官居司寇)的说法，黎里应作蠡里，因为越国的范蠡大夫曾经在此居住，故名。还说，其乡号范隅，可作征信。也就是说，黎里其实是蠡里的别写。并录于此，存疑备考。 御儿滉鬼头潭 徐达源嘉庆十年(1805年)编著的《黎里志》，作有一张《黎里镇全图》，上面标有“御儿滉”与“鬼头潭”两个怪地名。原来怪地名源于2500年前吴越争霸的那段纠纷。 御儿滉在黎里镇三家村西南，本地农民称为御儿荡，也叫囡囝荡。滉，古语指深广的水；荡，吴语称宽阔的水面。据前辈口耳相传，说春秋时期，黎里处于吴越两国边界，两国常常由磨擦而发生战争。为此，吴国专门在这里驻扎了一支水军，随时准备抵御越军的入侵。吴国军士个个浑身豪气，称对方为越国小儿，抵御越国小儿的地方于是命名为御儿滉。  （6.2.2御儿滉） 鬼头潭，在黎里镇南边，那是当年吴军埋葬越兵首级的一处低洼之地，自从聚葬了大量越兵首级之后，这里就称为鬼头潭。 清人姚承绪在他的《吴趋访古录·吴江》专门为黎里这二处地名作有一诗：“御儿滉口鬼头潭，旧迹频教此地探。怪底人家黎里住，平川直贯水东南。” 到实地考察一下，御儿滉并不大，水面狭长，西接西大港，当地百姓管西大江港叫龙口，水流特别湍急，北通牛头湖与杨家荡，南接陆家荡；御儿滉东连鸭栏泾，向南通向塔荡。陆家荡和塔荡其实是连成一片的整体，湖水面积不下6000亩。据前辈口耳相传，这些湖泊及河道中间原本是大片大片的滩涂，后来大半辟为稻田，其中围果圩最大，2000余亩。 1992年版《黎里镇志》大事记一栏有记：“春秋周敬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吴伐越，越御吴于槜李。两军激战于御儿荡(即囡囝荡)。”《黎里镇志》上这一条大事记，遭到不少批评。批评者根据我国最早的编年史《春秋》的记载：“定公十四年，於越败吴于槜李”，他们认为定公十四年，即公元前496年，战场槜李，就是浙江嘉兴一带，更有人认定为嘉兴的桐乡，说怎么搬到黎里去了？ 其实，槜李之战是吴越争霸的首次大战，发生于公元前496年，源于吴王阖闾兴师伐越，被越军击伤脚趾，没多时就不治身亡。二年后(公元前494年)，阖闾的儿子夫差再度伐越，大败越军，迫使勾践割地求和，此后勾践卧薪尝胆，励志图强，十年生聚，十年教诲，至公元前473年，兴越兵复仇，一鼓作气，实现了“三千越甲可呑吴”的壮举，灭了吴国。后二次战争应当说是槜李之战的延续，至于局部的磨擦战遭遇战，多不胜数。 三次争霸，吴越两国倾尽全国人力物力财力，水战、陆战，你进我退，我进你退，追亡逐北，血流尸横，根本无法圈定在某个地域之内。看看，周边其他的地名吧。吴江县的七都庙港之间，有一个“吴越战”的自然村，就因吴越拉锯战而得名；黎里与芦墟之间的分湖，有伍子滩，还有分湖八景“胥滩古渡”，史传这里是当年伍子胥的点将坛，对越作战的水军就在这里操练。黎里的御儿滉、鬼头潭，只不过是这众多地名中取得怪一点而已。别说吴越间这三次大战，就是小规模的遭遇战，也不会局促于一隅。嘉兴、吴江，分湖、陆家荡、塔荡、御儿滉等等，都是吴越两军交战的地方。 实地踏勘御儿滉，面积并不大，仅仅300余亩，黎里上了年纪的人，都说五六十年前的御儿滉，范围比现在要大好多，估计在350至400亩上下。是风激浪打，堤岸坍塌使得御儿滉日逐缩小。由此推想2500年前的御儿滉，面积应当大多了。其实御儿滉与陆家荡、塔荡之间，在千年之前是大片沼泽地，2500年前更是汪洋一片。吴国在此驻扎水军，抵御越军，势在必然。 古代，曾经有过很多文人，来此古战场抒发怀古情愫，《黎里志》上载有不少凭吊之作。比如清初谭鉴的《过御儿滉》：“青磷没野苕，遗镞出鱼网。美人胜万骑，临流发慨慷。千年霸业销，大泽风烟莽。”往事越千年，然而在雨墨幽黑的黄昏时光，依稀还能望见跳跃的磷火，那是不甘于久久沉埋于地下的白骨闪烁出的不平之气；直到清代，撒网的渔翁还不时网得箭镞戈矛。很自然的，引得谭鉴等一批文人“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除了黎里御儿滉，吴江博物馆还收罗得七都、横扇、松陵等地的青铜制作的矛、戈、刀、剑等10余件，都是吴越争霸的见证。 黎里镇木排浜南约一千来米的地方有一条滉潭浜，鬼头潭就在此浜西边，千百年来，那可是人见人怕的地方。徐达源在《黎里志》上，录有汝璞《过鬼头潭》一诗：“西浜浜底灞桥南，芦获萧萧宿雾含。向晚行人便相戒，叮咛莫过鬼头潭。”鬼头潭就在黎里镇南不足千米的地方。明清两代，这里有数百亩荒地，五六十前，方圆100多亩，没人种田，没人种地，没有树木，没有竹子，甚至连个坟墓都没有。因为这里尽是越国野鬼，葬在此处必将受尽野鬼欺凌。二千多年来，即使是濒临绝路的乞丐，他们都不敢葬身于鬼头潭。就是到了土地异常金贵的2012年，鬼头潭居然仍旧留有五六十亩的荒芜。  （6.2.3荒芜的鬼头潭） 就在御儿滉与陆家荡之间，有一个圩头，当地农民称为“围果圩”。这里没有什么果树，也不用打什么围。围果二字从何而得？查一下黎里记录的地名，有不少往往只记其音，不得其形。比如浒泾弄，也作虎筋弄，庙泾浜，也作妙境浜，就是围果圩边上的一条“柴思港”，也有多种落笔法，实在乡民极言这条小港之短，穿过它只要撒一泡尿的时间，这就是撒尿(黎里土话“尿”读作“屎”)港的本义。“围果”，本应是“怀古”。对于吴越争霸的古战场，自古至今，有多少文人墨客，徘徊于此，发思古之幽情，撰作了大量诗文。清代嘉道年间，文人张观澜作有《吴越战场》一诗：“千年旧事空遗躅，夜雨阴磷照残镞。土蚀寒骸剥碎青，啾啾冤鬼来相哭。”还有上文引录的谭鉴和汝璞等人的诗，他们都是黎里明清时的文人，在此再录黎里陈阶琛《秋日过御儿滉》一首：“木叶下亭皋，秋风横古渡。于越昔兴师，吴人曾此御。只今夕阳斜，惟有鸦来去。” 御儿滉、鬼头潭，吴越争战在地名中的印记。 藏龙乡 明建文帝元年（1399），建文帝朱允炆推行削藩政策，燕王朱棣公开反叛，以“清君侧”的名义，率军南下，号称“靖难军”，发动了一场明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皇位争夺战，史称“靖难之变”。 朱棣，是朱元璋第四个儿子。洪武三年（1370），封为燕王。洪武十三年，到封地北平驻守。燕地与蒙古接壤，朱棣经常奉命出塞巡边，筑城屯田，多有建树。又多次率诸将出征，威名大振。洪武末，皇太子死，朱元璋立太子的儿子朱允炆为皇太孙，朱棣心中非常不满。一次，朱元璋想试试皇太孙的才情，令朱允炆赋诗，朱诗的最后两句是“虽然隐落江湖里，也有清光照九洲。”朱元璋看了认为诗意衰飒，大有落魄的隐忧。又令皇太孙答对，朱元璋出语“风吹马尾千条线”，朱允炆对以“雨打羊毛一片毡”。朱元璋觉得调子低沉，缺乏抱负，脸色顿变。这时朱棣恰好在旁，即上前朗声奏对说：“日照龙鳞万点金”。朱元璋脱口而出道“好对语！好对语！”连声叫绝。于是对朱棣非常宠爱，隐隐有更换皇储的念头。可是因为大臣面前难以交待，没有吐口。但是这却大大增长了朱棣接替皇位的欲念和野心。 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去世，朱允炆即位。当时黎里东杨阳西阳各有一位大臣在朝做官，一位叫史仁杰，一位叫唐朝义，他们是一对好朋友。建文帝即位不久，史仁杰因年老多病，决定辞官回家。可是建文帝爱他忠心，多方挽留。史仁杰又在京城任职，半年之后，觉得自己精力不济，再次辞官，才得到建文帝的恩准，唐朝义继续在朝供职。次年朱棣就在北平起兵，四年之后，攻陷南京，建文帝仓皇出走，流落民间，真的“隐落江湖里”了。 朱棣夺得了皇位，带领文武百官一起迁都北平。临行，他不放心建文帝。命唐朝义带领兵马，四出寻访缉捕。最后在浙北一带乡村拿获，当即打入囚车，星夜兼程押赴京城。不几天，人马进入家乡黎里东西阳地界。唐朝义突然望见黑压压一簇人，走近一看，不是别人，竟是老朋友史仁杰，领着史、唐两姓全体族人，俯伏在地。囚车一到，史仁杰膝行而前，扑向建文帝，放声大哭，说道：“万岁，受苦了！老臣来迟了。想当初，万岁待臣……如今却被乱臣贼子惩治得这般痛楚，心痛死老臣了……”史、唐两族的男女老少口呼万岁，齐声恸哭，引得两旁的军卒也直淌眼泪。 唐朝义手足无措，真想上前劝说几句，史仁杰勃然大怒，举手一掌，重重地打在了唐朝义的面孔上，骂道：“不要脸的唐朝义，想先帝对你恩重如山，你却叛主杀君，陷吾君于囹圄，你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唐被骂得羞愧难当，哑口无言。突然，唐朝义拨开众人，奔到建文帝面前，双膝跪倒，呜咽道：“万岁，臣有罪，死有余辜，望圣上宽恕。”话未说完，猛地向囚车撞去，一刹那间，头破血流，气绝身亡。 史仁杰马上命令军士把囚车打开，放出建文帝，君臣携手同住在村边的一座寺院里，叙说别后之情。史当着建文帝的面写了一封书信，遣散所有军士，命令其中一名北方小卒，带上书信到燕王朱棣处复命，信的结尾说：“我史仁杰生为建文帝臣民，死是建文朝的鬼魂！” 建文帝在东西阳住了一段日子，唐、史两族子弟除了照顾生活外，天天在寺院、湖荡周围站岗放哨。时间一长，有消息说，朱棣将派兵前来捕捉。史仁杰随带家中所有金银细软，陪同建文帝远走高飞，不知所终。 封建社会，称皇帝为龙种，皇帝是真龙下凡，所以建文帝住过的寺院，后来称为藏龙寺，边上的荡改称为藏龙荡，东西阳称为藏龙乡。 楼下浜 楼下浜的得名，与黎里第五大姓“汝”密切相关。 汝氏一族是黎里大族，元延佑元年（1314），自江西迁居黎里，子孙繁衍，家大业大。明清两朝，汝家出了四位进士，八位举人，贡生及秀才极多。人丁兴旺的汝氏，兴建起了大片的住宅，从楼下浜（当时是无名小浜）到汝家湾堂弄一大片，20多间开阔，六七进的进深，半数以上是二层楼房。特别是西边那条南北向的小浜，窄窄的长长的，两侧垒筑着整齐的条石驳岸，每隔二三丈，就安排一座小巧的河桥，驳岸边上各有一条窄窄的走道，地方虽小，布局不少，这个小浜中间还横跨着一座不足八尺的石板桥，玲珑之极。 元明时期，这么一大片整齐的楼房实在难得，门面上看不出有多么张场，不过，从小浜侧面看，六进的楼房，气派，耀眼，于是那条无名小浜浜，就此得名楼下浜。在黎里民众的口中，楼下浜东那是了不起的“墙门装”，令人羡慕的好人家呀。楼下浜东的黎川市河上，那座梁式三孔石桥就是汝家出资首建的，本名迎祥桥，不过黎里百姓都叫它汝家桥。汝家桥北堍，原本竖有八根旗杆石，一座石牌坊，牌坊北面穿过街道，就是汝家祠堂。 汝家祠堂有两怪，至今令人费解。  （6.2.5汝家祠堂现状）） 一是位置怪。一般说，祠堂的建造不会在热闹的街市之中，可是汝家祠堂就偏偏造在街道边上，三开间，六进进深，沿市河建有一座气派的石牌坊。新中国成立后，汝家祠堂不再祭祖，牌坊被拆，改为民居，居住着多家房客。第一进是店面，最早是烟纸点，后来是桐油杂货店，现在是油粮店。 第二怪是梁上安了一个乌龟壳。汝氏家祠第一进楼上最西边的那一间，正梁上有个乌龟壳。这个乌龟壳是什么时候安上去的？有什么寓意，什么口彩？是长寿，是金龟？都不得而知。 记得我国古代将“龙凤龟麟”称为四灵，龙凤和麒麟都子虚乌有，唯独乌龟，是地球上真正生存过的动物，据科学探测，乌龟至少有两亿年的历史了。可就是这最古老的被我们祖先捧为图腾的乌龟，在历史的进程中竟坏了名声。乌龟是长寿的动物，一直受到古人称颂。司马迁《史记》中的《龟策列传》有记：“南方老人用龟支床足，行二十余岁，老人死，移床，龟尚生不死。”在古人眼里，乌龟不仅自身长寿，而且能够行气导引，延缓人的衰老。三国时代，曹操在诗中句赞扬乌龟为“神龟”，南北朝的诗人庾信也喜用乌龟支床，唐朝诗人自号陆龟蒙，相传曾经到黎里鸭栏泾隐居过，有歌唱家自名李龟年。北宋苏东坡喜欢戴用龟壳制成的帽子，南宋后期的陆游自号龟堂，也喜欢戴龟帽。看来，两宋时期乌龟仍然颇受人尊敬。什么时候人们对乌龟由褒入贬了呢？元末明初，有两个文人都写到了乌龟，一褒一贬，乌龟坏却名声的转折点应当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是施耐庵，他在《水浒》第40回，写宋江收了四条好汉，其中之一名“九尾龟陶宗旺”。施为陶宗旺取雅号作“九尾龟”，赞赏有加。另一个是陶宗仪，他的《南村辍耕录》中有二句嘲弄故家大姓的诗：“宅眷皆为撑目兔，舍人总作缩头龟”。相传兔子望月即可怀孕，“撑目兔”是说那家妇女行为不检，不夫而孕；“缩头龟”则讽刺那家的男人无能，无法管束宅眷的外遇。施和陶都是由元入明的文人，陶宗仪曾在洪武年间做过官，卒年晚于施耐庵。因此，可以推断乌龟出臭名气当在明朝初年。由此，这座祠堂最早可能建于元末，至少不会晚于明初。而汝氏一族从江西移居黎里，正好是在元代，假如元代建造这座祠堂，倒也解释得通。不过，实地考查这三间街面屋，不可能是元末或明初所建，肯定翻建过了，而且不止翻建过一次，就目前建筑看，是清代翻建的。或者汝氏后裔翻建祠堂时，一直保留着这正梁上的乌龟壳。 晚清与民国时期，楼下浜东已经不再全是汝家的住宅了，浜东侧第一至四进仍为汝家房屋，后面是毛家墙门和谢家墙门。谢家墙门开牛行，后门头有一个牛市场，五六间平屋养牛。第四进是一座平厅，从建筑用料、营造法式来看，属于明代建筑。早几年，在进士第厅堂的柱础下面，找到过两个木础，黎里百姓俗称为木鼓墩。木础是从元代问世，到明代中期结束。进士第为明代建筑，至少它始建于明代中期以前，看来没有疑问。 民国年间，蒋同盛烟纸店在楼下浜底设了一个作场，用以加工遐尔闻名的紫兰烟丝。作场有十多名工人，劳动强度不小，因此茶水不能少，米饭也尽量供应。为此，蒋老板雇有专门的厨子师傅给工人们烹茶烧饭。这里的灶屋间，吊着一个巨大的锡茶壶，下烧木炭，一年四季茶水不断；还有一口大铁锅，那个锅盖连着一个滑轮，开饭的时候，厨子师傅抓着绳子，利用滑轮将锅盖吊起，让大家盛饭。当时，楼下浜西居住的大多是贫民，平日里靠打短工做小生意为生，比较艰难，常常到蒋家的灶屋间里去喝茶，有时等工人们吃过饭，看看大铁锅里还有米饭，就盛来吃，乡里乡亲的，老板与厨子都不会说什么闲话。 晚清与民国时期，社会治安不好，黎里镇在东南西北安上四个栅栏，有专人管理，晨启暮闭。楼下浜，还有浒泾弄、桥后底等地，南北两头也都安上栅栏，装上了巷门。敌伪时期，这里的栅栏与巷门，与一百多条弄堂一起，为黎里的治安起到了相当的保障作用。 1952年春，楼下浜开始填埋，辟为黎里镇第一个菜场。后来菜场迁移，1971年这里创建黎里耐火电瓷厂，1978年改建成吴江元红外元件厂。2000年后，工厂迁移，楼下浜成为出入古镇的一条通道。（此文部份资料由章荣金提供） 浒泾浒泾弄浒泾路 自南宋至民国，直至1959年以前，黎里只有浒泾与浒泾弄，不存在浒泾路。浒泾的“浒”是水边的意思，《诗经》里的《王风葛蘲》篇有云：“绵绵葛蘲，在河之浒”；泾，按照《释名》的解释是直流的水道。浒泾，本来只是一条小河，一条不到一丈开阔的箭径，只容得一条手摇小木船通过。 浒泾东岸是壁直的石驳岸，石驳岸上建筑的都是两层楼房。浒泾的西岸有一条走道，这就是浒泾弄，一条约六尺宽用青砖铺就的明弄。 明清时期，华南虎在吴地经常出没，有时深更半夜沿浒泾弄跑到了街道上来溜达，对此，黎里有记载更有传闻。据徐达源《黎里志》记载，康熙初年有一头老虎出没在黎里农家的一个竹园里，伤一人。康熙六十一年（1722），又有一头老虎窜进民居，三人被老虎抓伤，一人被咬死，民众报告给官府，官府派了守备率兵前来，可是老虎不知去向。因为有老虎出没，浒泾弄被一班人文改写成虎径弄，也有写作虎筋弄的。浒泾上面的一座梁式石板桥，本名登瀛桥，俗称浒泾桥，于是也相应改写成虎径桥、虎筋桥。柳亚子先生早年居住在浒泾弄西侧的周寿恩堂，他凡是提到此桥，下的就是虎筋桥三字。 1959年，黎里镇开始填埋浒泾，与西边的浒泾弄一起，开辟成一条新马路，这就是最早的浒泾路。1965年，黎里有了公路，开通了汽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了拓宽浒泾南路，拆除了东边的一排民房，成为宽达16米贯通南北的交通要道，就是目前的浒泾路。 目前，黎里古镇管委会拟将恢复浒泾，原先浒泾是接通兴黎里路那条小河的，现在则接通兴黎路北面的新开河，中间再拐入鸿寿堂与新蒯家弄的后河与之相通。真有沧海桑田之感慨。 伏虎洞 康熙初年，不知从什么地方窜来了一头老虎，常常在黎里浒泾弄一带出没，附近的鸡鸭猪羊差不多每夜都要丢失。老虎不知盘伏在镇北的哪个地方，昼伏夜出，搞得全镇百姓惊恐万分，不敢随便走动。 南栅浜有个胡大肚皮，身体壮，个子大，胆子更大。一天下午，胡大肚皮自告奋勇说：“待我前去打探好老虎的踪迹，再纠集人马为乡亲们除掉这一大害。”他走走，停停，看看，来到了一个竹林旁边，正要往里张望，“呼”的一声响，那猛虎已经到了面前，张开血盆大口，舞动着锋利的爪子。胡大肚子一个急转身，慌忙往回奔，还算命大，可是大腿上已被老虎抓了一爪子，一瘸一拐地逃得了性命。不过，胡大肚子就此成了瘸子。看来要除掉老虎只有禀报官府，官府得报，张贴了招贤榜，准备招募一批猎手除掉这一大害。 再说，黎里镇东桥后底有个杀猪作坊，一天杀僵了一口金华两头乌猪，那猪挣脱之后，乘着夜色，负痛乱奔，逃到了镇西北的罗汉寺，惊动了寺里的老和尚。老和尚一看淌着鲜血的乌猪，慈悲之心顿生，马上把它安置在膳房后边的破屋内，精心地饲养起来。半年过去了，乌猪养得高高大大。和尚不准杀生，乌猪继续长，就像牯牛似的。 一天后半夜，突然乌猪发出阵阵异样的叫声，老和尚被惊醒了，仔细一听，发觉猪叫声里好象夹杂着老虎的吼声，他马上披衣起身，点上了灯笼，急急忙忙地往后边赶过去。啊呀，已经晚了，只见乌猪倒在血泊之中，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不多时就死了。凑着烛光，只见猪的嘴巴里、爪子上尽是虎毛，心痛的老和尚，连连念着“阿弥陀佛”，他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天亮了，老和尚召集了全体和尚，下令四出搜索。结果，在罗汉寺西南方向的一个土洞里，找到了一头浑身是血的老虎，也已死去。 不多时，全镇百姓奔走相告，“老虎死了”，“老虎被罗汉寺的老和尚除掉了”，“老虎被罗汉寺的金华两头乌猪咬死了”。 老百姓为了纪念这桩异事，就把老虎盘伏的地方称为“伏虎洞”，把老虎经常出没的那条道路叫作“虎径弄”，写成浒泾弄，那是后人改的。（此文部分资料由褚炎鑫提供） 金华府 黎里镇的地名，大多有相应的出处，比如鲍家桥东侧叫竹行汇，因为明清时期这里有好几爿竹行，竖着一排排的毛竹；清风桥东叫盐店汇，这里是公买官盐的地方。镇东青龙桥西有恒丰泰，这是因了著名绸布店恒丰泰而得的名。可是，石皮弄西有个地方叫“金华府”，门面是三开间平房，一落五进，寻常人家，却得了这么一个奇怪的名字。 这个金华府与黎里的徐宝治有关。徐宝治（1809－1876），字调元，号少岩，秉性沉潜，敦厚朴实，18岁时补震泽县学生员，在私塾执教赖以为生。道光二十四年（1844）中举，六年后得中进士，廷试列入二甲，分发到刑部四川司行走。所谓行走，就是到刑部四川司实习，徐宝治一上任，就广泛搜求刑案，详加研究，实习期满，授以主事之职。咸丰四年（1854），徐宝治升任四川司主稿，即主办文案的官员，握有实权。徐一上任，将当地一起牵连了许多无故者的案件提出重审，他把所有人员会集起来，当堂对质，结果有些所谓的同党，居然互不相识，最后这起累年不得结案的棘手案件，迅速了结，而且昭雪了十多名无故者。 二年后，徐宝治兼秋审处行走。那一年，有个豪猾大奸穆柜，犯有两起命案，照例斩立决是毫无疑问的，可是四川总督等大员却没有如此操作。徐宝治觉得必须好好整肃，否则势必积重难返。原来，秋审是封建社会一年一度处理死刑案件的关键。秋审前夕，刑部要各省督抚将省内被判处斩和斩监候（相当于现代的死缓）的案件，会同布政使、按察史详加复审，分别以情实、缓决（等下一年秋审时再决定）、可矜、可疑四种情况汇总报送刑部。囚犯集中省城关押待命，待等中央各部院长官会审的处理及皇帝的审批，属于情实的，秋后处决；缓决的，如果已经连续三次，就予以免死，减轻发落；可矜的，免死减等发落；可疑的，退回重审。当时，川督对于巨盗穆柜，拟定了一个罪绞候，准备到部交议。徐宝治知道，自道光初年开始，凡由督抚拟上的外省狱案，朝廷无不照办，难得有一二驳斥者，也不过交原省复拟而已。于是徐专门附上自己拟写的特疏，一起报送刑部，最后朝廷回复，遵照徐宝治的特疏将穆柜斩决。此举深得刑部尚书赵文恪的赞赏。 咸丰七年（1857），徐宝治补广东司主事，由于精通律例，熟悉案例，执法有理有节。连续迁升，次年任安徽司员外郞，又次年，擢河南司郎中，不到一年，再充律例馆提调。当时，浙江金华盗贼横行，官府无力清除，百姓苦不堪言。咸丰十一年（1861）六月，朝廷有旨调徐宝治出任浙江金华府知府。徐航海南行，道经上海，当时李鸿章正任江苏巡抚，驻兵沪上，李一再挽留，并奏明皇上，要求徐宝治参赞戎机兼办审案。得到朝廷批准之后，徐宝治辅佐李鸿章整整三个年头。同治三年（1864）秋，江左肃清，徐宝治才得赴浙江金华府上任，当时徐已经54岁，在那个时代堪称垂垂老矣。金华其地，不重读书，民风骠悍，下属东阳县土匪头子卢维海，专事结党械斗，屡惩不悛，行将引发大乱。徐宝治一到，决心拼尽残年余力，用心治理。他思虑再三，调集物力人力，将卢匪擒置法办，协从头目各有惩处，余下全部遣散归田。他明白，严刑峻法是硬的一手，只能治标，不是治本，治本之法，应当笃意教化。于是他创建丽正书院，亲自带头捐助膏火银两，聘请学有素养的教师住校教育，选拔儿童住院读书。他常常亲临书院，鼓励学子专心学业，时不时还亲上讲堂，讲说经艺。不数年，文风丕振，县学与府学招收到相当有素质的生员，六年后，参加浙江省乡试，金华府中举者多达9人。从此，金华民风大变。创办书院之外，徐宝治建孔庙、葺城垣、造浮桥、置义仓、招垦田，大凡有益于百姓的事，他无不尽力为之。同治八年（1869）冬，以病告归。回乡之日，万民空巷，相送队伍长达十余里。 徐宝治回到黎里故宅，安贫乐道，不显山不显水。俗话说得好，喝水不忘挖井人。金华的百姓，没有忘记徐知府，他们有的儿子中举人或者中进士了，老人前来拜谢；有的本人升迁了，赴任途中前来黎里看望恩师。他们来到黎里镇，问的第一句话，不外乎“金华府徐知府的府上在哪块？”徐知府回乡至辞世的七年中，每年必有人来探望，问的人多了，黎里民众都知道了金华府。于是徐宝治在石皮弄边上那一落简陋的居室，大家都称之为金华府。一百多年过去，物是人非，徐宝治的住宅换了好几茬房客，不过金华府的地名却至今保留。（此文部分资料由屠文焕先生提供） 官塘上 黎里镇中立阁坐落的地方，是个狭长的荡，叫小官荡，小官荡北面的那条塘路，本是纤夫拉纤时踩踏的地方，铺着石板，颇为气派，黎里百姓称为官塘上。这官塘上，还有小官荡的得名，都与黎里镇明清两代外出做官人多有关。 黎里历来文风深厚，上下两岸入夜书声琅琅。闻诗堂，传经堂，前者是道光年间殷寿彭殷寿臻兄弟俩读书的地方；后者是黎里第三大姓李家书香传家的堂号。进登桥、梯云桥与登瀛桥，不仅说黎里常有进士登第，而且还点定了状元，满溢着“英雄三百辈，随我步瀛洲”的豪气。读书人多，中举中进士当然就多。 不过，明清两朝，官员有籍贯回避制度，简称“避籍”。明朝规定，基本上是“南人官北，北人官南”，要做官，就只能远离家乡，乘坐官船穿越半个中国。清朝法律略有宽松，规定不得本省为官。黎里镇民众都知道，家中的读书阿官，一旦书包翻身，就得远赴五百里以外的地方上任。官员孑然一身，辖地举目无亲，为是的避免社会关系那一张人情网，有助于清廉执法。当然，避籍的副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异地为官，对当地的民情风俗不了解，语言也可能难以沟通，治理起来必然存在相当的困难。 封建时代，黎里凭科举出仕的特多，他们远离故土，难得回乡，有的甚至客死他乡。看一看黎里八大姓的前四姓吧，周元理，远赴天津、北京为官；陈鹤鸣，先是天津长芦运判，后任浙江宁波府知府；李璜，广东南雄为官；蒯贺荪，先在河南固始任知县，后到浙江杭州任按察使。 官员们有的衣锦回乡，有的告老荣归，当时的交通就是坐船，一种专门为官员上任卸任服务的大船，称为画舫，黎里百姓则叫官船。明清两朝，差不多每年都有回乡的官船，回乡必经的水道是后长荡，转入小官荡，穿过中立阁附近的东栅，进入黎川市河。每当这时，小官荡北面的塘路上，家眷亲属，邻里故旧，一批批，一堆堆，翘首以待。 久而久之，这迎接官员回归的地方，称之为官塘上。 禅杖浜 话说明朝成化年间，一天深夜，黎里民众听见轰隆隆一声巨响，震得房屋嘎嘎直叫，过后就没有丝毫动静了。天亮之后，镇西杨家桥与南栅东侧的那块空地上，当中的泥土塌陷下去好大一段，四围的积水正向这低处汨汨流淌，到日上三竿时分，形成了一条浜兜，有两个头，长五十来步，宽十多步，西边那头，月牙形的，东边那头，像一只倒挂金钟，这不是一条禅杖么？ 原来，驻锡在镇江金山寺的法海和尚，那天傍晚突然心血来潮，提起他那杆铁禅杖，匆匆忙忙腾身云头。他要连夜赶到杭州，去捉拿白素贞。法海踩着云头，风驰电掣般掠过无锡、苏州，来到吴江地界。冷不防白娘娘，还有小青青，分别从斜刺里冒将出来，杏眼圆睁，眉毛倒竖，厉声喝问：法师准备何往？法海一惊，那把一直不离手的禅杖，突然滑脱，赤溜溜地跌下凡尘。丢了法器的法海和尚，立马从慌乱中回过神来，一人难敌四手呀，急忙返身溜之大吉。 法海和尚所在的位置正好是黎里镇的上方，铁禅杖掉在黎里镇西头，从此黎里镇多了一条禅杖浜。 本文作者：黎里古镇保护委员会顾问李海珉 注：《古镇黎里》一书经原作者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联系原作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