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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学问，良好的学问是政治、生活之反思与引导，因此，学风与世风是紧密相连的，学风正，则世风正。古人之为学本就是为政。倘若我们深入探索古人的为学之道，就能够有所启发。  学风与国家兴亡有关吗？ 魏晋人崇尚“谈玄”，反对琐碎繁杂的考据，后来西晋灭亡，东晋南渡，人们归之于“清谈误国”。明末清初一些学者认为，北宋的灭亡和明朝的灭亡与“空疏”的学风不无关系，认为学风不正而误国的确有人在。 根据清人的概括，“汉学”与“宋学”是我国古代的两种基本治学方法。前者重视原著文本，以训诂考证研究为主；后者以阐发引申文中之含义为主。其实，它们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只不过在研究方法的侧重点不同罢了。在争论中，两种方法逐渐融合。 “宋学”，不顾文本引申大义 西汉建立，在巩固政权、发展经济的同时，也重视思想文化的建设，设置了《诗》、《书》、《易》、《礼》、《春秋》五科的“五经博士官”。但遭秦朝“焚书坑儒”后，这些儒家的书籍很难找到。于是，博士们想方设法寻找拼凑，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书写，传授学生，故称之为“今文经学派”。他们在传授时，秉承了孔子“诗无达诂”、孟子“以意逆志”等解读文本的方法，从实用的目的出发，去寻求、阐发文中的微言大义，以当前的观点去解释文本。尤其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独尊儒术”后，更是如此，甚至不惜对文本臆断曲解。 如当时传授《诗经》的齐、鲁、韩三家，属今文经学派，他们解释《诗经》就是如此。《齐诗》解释《关雎》：“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则无以奉神灵之统而理万物之宜……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把这首描写青年男女爱情的诗篇说成是赞颂周文王的“后妃之德”，提到了封建“纲常”的高度。其实，这是一首青年男女的爱情诗。孔子不删削此诗，并专门保留写男女之情较多的《郑风》、《卫风》，在于他承认了青年男女爱情的正当存在。清初洪昇写《长生殿》剧本，赞扬“至情”，在开头的《满江红》词中就有“先圣不曾删《郑》、《卫》，吾侪取义翻宫徵”之说。又如《鲁诗》解释《伐檀》，把伐木者对“不劳而获”的剥削者的斥责曲解为失意官员的牢骚：“伐檀者，卫国之女所作也。伤贤者隐避，素餐在位。……伤痛上之不知，卫道之不施，仰天长叹，援琴而鼓之。” “今文经学派”这种挖掘文本内在之意，引申大义，甚至不顾文本，不惜曲解附会，将内容往政治需要靠拢的做法，给人启发，逐渐形成以引申、挖掘、阐发原著的微言大义，或以新的观点重新解释、建构原著的治学研究方法，特别是到宋代理学家手中，更是发扬光大，史称“宋学”。所谓“六经注我”，不拘泥于文本的章句训诂，借释古籍以宣扬自己的思想。如近代康有为，从古代夏、商、周三代演变的“三统说”和《公羊传》中的说法，演变为“三世说”，认为社会将从“据乱世”发展到“升平世”（小康），再发展到“太平世”（大同），以此作为他维新改良的理论依据。  “汉学”，陷于细琐考据 西汉今文经学派的引申曲解，引起当时另外一些学者的不满。汉景帝时，鲁恭王刘余从孔子古宅翻修中取得了一批儒家藏书，献于朝廷，这些书用汉以前的古文书写。河间献王刘德也把所藏的古文经书献出来，于是引发了学者的研究。这种研究重视原著本身，从文本文句的训诂着手，弄清它们的本来含义，考订文本中的名物、制度、人事，不妄加附会穿凿。《汉书》中评论刘德之学为“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正概括了他们的治学特点，史称为“汉学”。古文经学派在西汉并不得到重视，直至东汉，著名的古文经学家郑玄擅长训诂考据，博采众长，笺注《十三经》，古文学派遂壮大声势。实际上这种治学方法是研究一切学问的基础，即使是“宋学”派，也须重视读懂文本，再去发挥。至清代中期，由于统治阶级文网的严密，学者们纷纷埋头训诂考据，继承古文经学派的治学方法，并从经学研究扩展至史学、天文、地理、音韵、语言、典章制度等各方面，出现了戴震、惠栋、王念孙、段玉裁等大学问家，“汉学”达到鼎盛，史称为“乾嘉学派”。但这种学风历来遭到一些人的批判，有人批评它脱离实际，陷于细琐考据。唐代诗人李白就有《嘲鲁叟》诗讽刺道：“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 清代“朴学”与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 “宋学”之弊，在于过分引申发挥，陷于空谈。其实这种文风在魏晋时已见端倪，何晏、王弼、郭象等一反汉儒经学琐碎繁杂的考据，而以发挥大义、注重发现来注释《老》、《庄》，洋洋洒洒，形成“玄学”。后来西晋灭亡，东晋南渡，人们归之于“清谈误国”。宋代时，周敦颐、程颢和程颐、朱熹等将儒家之说发展为“理学”，阐述“性”（人性）、“命”（生命本体）、“太极”（宇宙世界）等概念，直至明代的“心学”，都以抽象阐述义理为主。北宋的灭亡和明朝的灭亡，引起明末清初一些学者的反思。史载有人讥刺金兵已经开始渡黄河进攻首都开封，而北宋朝廷还在反复争论不休。所以他们认为“空疏”的学风是导致亡国的重要原因，遂倡导将“汉学”与“宋学”结合的新路。 顾炎武就是被梁启超称为具有“筚路蓝缕之功”、“清学开山之祖”的第一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他提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身体力行，走遍各地，将书本学问与实际对照，写下了《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等大量著作。清初另一位学者朱彝尊，走南闯北，专门留心各种“金石断缺之文”，用以对照书籍记载，在经学、史学、地理等方面挖掘出不少新的东西，成为学问大家，康熙皇帝授以“研经博物”之匾。黄宗羲、王夫之等学者也莫不如此。据曹聚仁先生《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介绍，戴震为了考证“光被四表”中“光”就是“桄”（“横”）之意，花了二十多年时间在古籍中寻找证据。虽有了一些证据，但总觉得还不够充分，晚年关照他的儿子、弟子继续寻找。又过去了二十多年，弟子们终于在《前汉书》中找到了“横被四表”的实例，纠正了过去的误释。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清人治学的严谨。  在此基础上，以“汉学”的微观研究为基础、“宋学”的宏观阐述为升华的治学方法——“朴学”产生。“朴学”之名虽早已有之，但清代的“朴学”含有新的意义。“乾嘉学派”虽以汉学考据为主，但也注重宏观的综合和阐发，并注重实践，所以出现了许多有价值的古籍整理和发现，涉及到方方面面，被今天称为“国学”的，大部分成果出于此时。 进入近代，随着文物古器物挖掘的增多，对它们的研究也越来越为人所重视。王国维、罗振玉等学者又将书本文献中记载的内容与地下出土的古文献、古器物互相对照，从对照中，考证书本文献记载的真伪正误，弄清了许多历史事实的真相，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并加以理论总结，推广介绍，使之成为史学家及其他治学者的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人们称之为“二重证据法”，也称“罗王之学”。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概括这种研究方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唯在今日始得为之。”按陈寅恪先生的概括，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包含三方面的“二重综合”，即“地下实物”与“纸上遗文”的“互相释证”、“异族故书”与“吾国旧籍”的“互相辅证”、“外来观念”与“固有之材料”的“互相参证”，从而使得这种研究远远超越了过去的研究。这也是王国维分析了东西方不同的思维特点、接受了西方科学精神熏陶的结果。 西方研究有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大源流，前者更强调“实证”，注重科学的考证，重视实验实践结果，一切结论由事实讲话，不作半点无根据的臆测，以客观事实为依据，排除抽象的思辨；而人本主义研究则把研究重点转向人自身，重视人对客观世界的主观感觉和理性直觉，重视对客观事物的推演阐发。这类似于我国的“汉学”与“宋学”。王国维受此影响，十分重视考证之学，但他又能在尊重事实、科学考证基础上大胆假设，严密推理，将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各种学科融贯相通。这样的见识与研究方法，正是东西方逻辑思维和研究方法在他身上统一后结出的硕果。 为学之道给今人的启示 纵观古人的治学方法，虽然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但仍能给我们今天的治学和教育以很多启示。 先来看对治学的启示。“学术腐败”、“学术打假”是当今知识界谈得最多的一个话题。究其原因，乃追求急功近利、浮躁喧嚣之风影响，不少人不想、不愿、不肯花时间、下苦功去认真研究问题，而想方设法走捷径，抄近路，早出“成果”。王国维在研究《水经注》版本中，曾不无痛惜地针对清代学者戴震过分追求名利涉嫌“剽窃”、从而损害了其他学术成就和名望的事，提出学者“当知学问之事，无往而不当用其忠实也”的忠告。 再来看对教育的启示。当前，我国的基础教育正处于一个承前启后、从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发展的嬗变阶段。正在实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将大大改变传统的教育观念、内容、方法，其中最主要的要教给学生正确的学习方法。这首先是要让学生从小打好扎实而广泛的知识基础。人们普遍反映，现在学生缺少的是动手能力、创造能力。但这两种能力的基础是什么呢？是知识。离开了知识而去追求能力，是缘木求鱼，舍本逐末。又有人会说，现在学生负担那么重，学的知识还少吗？学生的负担是重，但重在重复学习、重在无用知识的学习上，这些重复和无用知识的学习剥夺了学生学习有用知识的时间和精力。其次，要教给学生正确的学习方法，培养他们的自学自进能力，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正是“汉学”和“宋学”结合的治学方法。所以，重提“汉学”与“宋学”及其流变，还是有现实意义的。 古人的为学之道值得现代人去学习、继承和发扬，发明属于自己时代的学问，是一件必要的事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