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昌帝君 文昌文化，由上古时期的文昌星宿崇拜开始，由道教将其与蜀地梓潼神崇拜相结合，推出了文昌帝君。经过唐宋以来历代帝王对文昌帝君的追封，儒释道合力的尊奉，文人士大夫的推崇，最终形成了内涵丰富的文昌文化。 一、文昌文化的发源和形成 道教对文昌文化的形成作出了历史贡献。文昌帝君的产生经过了从星神到人神的复杂变化。 文昌本星名，亦称文曲星，或魁星，古时认为是主持文运功名的星宿。《史记》载：“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在斗魁中，贵人之牢。” 唐司马贞《索隐》引《文耀钩》曰:“文昌宫为天府。”又引《春秋元命苞》，称“贵相理文绪，司禄赏功进士”。后世称文昌宫为“文星”、“文曲星”，专司人间功名禄位。文昌神信仰基于古人天体自然崇拜以及对宇宙秩序的思考，把魁星与人间社会秩序相联系，赋予主宰人间的功能。 文昌文化的历史形成和现实意义 梓潼神张亚子，来源于东晋宁康二年（374），蜀人张育（即张亚子）抗击前秦苻坚的故事，后唐玄宗入蜀，有感张亚子抗击前秦之英烈，遂隆重祭祀，并追封为左丞相。 南宋时期，道教将文昌神和梓潼神合在一起，完成了星人合一，并尊之为“帝君”，纳入道教神仙体系。孝宗时期的蜀中道士刘安胜，托“鸾笔降书”撰造《高上大洞文昌司禄紫阳宝箓》，制作了多种文昌经书，如《文昌大洞真经》、《元始天尊说梓潼帝君本愿经》等经籍达20多种（多收入正统《道藏》及《藏外道书》），使之在道教神仙系统中拥有崇高的地位。 道教独撰了“上帝命梓潼神掌文昌府”的说法。道士刘安胜宣称玉皇大帝已将张亚子封为主文运、司禄籍的“文昌帝君”，首次明确地说张亚子奉玉皇大帝旨意，掌管文昌府事和人间功名禄籍。如《元始天尊说梓潼帝君本愿经》载元始天尊说：“迩者蜀有大神，号曰‘梓潼’，居昊天之佐，齐太乙之尊，位高南极，德被十方。掌混元之轮回，司仕流之桂禄。……”定帝君之职为：“桂禄籍汝司，文章为汝全，若要登仕径，赖汝为衡权，善恶是祸福，通达在因缘，把笔为直书，荣枯岂偶然，有福必有报，无善亦无偏。” 。 由此，道教将梓潼神和文昌神在职司上完全合并。文昌神的职司是掌文事，司禄籍，察善恶。掌文事，即主天下文教昌明，科举神和道德神合为一体，文昌帝君应运而生。对梓潼神的崇敬又上升为宗教信仰。合并后的文昌神正式成为道教的大神，地位仅在玉帝之下，始领受道教信众香火。 延佑二年（1315），元仁宗下诏开科取士、偃武兴文，这是元朝开国后首次考试。第二年（1316），元仁宗加封张亚子为文昌帝君，祈求元朝文运大兴。从此文昌帝君便成为读书人的偶像和保护神，文昌宫便成了学子们终年祭祀的神圣殿堂。正是在道教和文人儒士的大力推崇下，唐宋元明九个帝王的不断加封，梓潼神才与主管文运的星宿文昌星重合，梓潼帝君变成了朝廷正式推出的文昌帝君。 古代的举子们亟需一个科举的主宰神，而统治者更需一个国家的科举守护神，在民俗、皇权、社会变迁、道教等多种因素和力量的推动下，文昌帝君最终成了中国境内掌管文籍官禄、声威显赫的大神，受到仕人举子与平民百姓的广泛崇拜，文昌庙也遍及天下。 从此国家有了名正言顺的科举神，并形成了源远流长的文昌文化。各地都争相兴建文昌宫祭祀。 二、儒释道合一的文昌文化 道教推出文昌帝君后，并得到朝廷认可，很快被儒释道所共同尊崇，从而发展成跨教派、跨阶层的文昌文化。 首先，文昌文化融合了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儒家的仁德内核和忠孝品格，佛教的轮回转世和因果报应；道教的行善积福和福报现世，都融合到文昌文化中。文昌神的仁德神格，决定其重视人伦道德。如：“立身唯存忠孝，莫负君禄亲恩”，正是儒家思想。文昌文化的“忠孝敬信”道德标准与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常伦理道德高度一致。文昌帝君关心现实人生，“利国利物，为国安民”，做人行事以行善为准则，以积德为根本，是道教积极倡导的思想。文昌经诰中，劝人慈悲，戒杀，又与佛教有很深的渊源。文昌帝君本人就经过七十二轮回的转世。道教把文昌君直接纳入教内，封其为“元皇真君大帝”；佛教将文昌君封为“证果定惠王菩萨”，道、佛两教都在自己的庙宇里给文昌君建殿塑像，供奉香火。 其次，文昌文化深受士大夫尊崇。文昌帝君是我国古代文章、学问、科举士子的保护神，读书人将他奉为文财神。自古以来我国提倡学而优则仕。宋代重视科举取士，各地祈求神灵保佑功名利禄蔚然成风，受唐宋皇帝敕封的梓潼文昌帝君自然备受文士信奉。清初“文昌之祠遍天下”，一直是进京参加会考的考生们顶礼膜拜的圣殿。文昌帝君是以道德化身而主科举，这是文昌崇拜的最基本特点。元明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规模化和制度化，对于文昌帝君的奉祀也逐渐普遍。全国各地都建有文昌宫、文昌阁或文昌祠。 文昌文化还受到民间广泛欢迎。文昌信仰不主张遁世清修和禁欲苦修，而是在正常人的生活中，积德行善、忠孝亲友，并且十分肯定世人通过个人的努力从而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及对富贵生活向往的精神，因此它有着广泛的民间信仰基础，给芸芸众生以精神慰藉。文昌信仰融入民众日常生活。宋元以来，不仅于各大都会，乡间书院和私塾也都供奉文昌香火或神像、神位。对文昌君的信仰是民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传说农历二月初三是文昌的诞辰，文昌庙每年都要举行大型祭祀活动。每逢农历初一、十五，信徒也都要赴文昌庙烧香叩拜。特别是大年三十晚上，信徒们纷纷烧香供献，祈福消灾。道路上车水马龙，山门前人山人海，庙堂里香火缭绕，鞭炮声不绝于耳。在历史上，作为祭祀文昌君的活动，还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传统节日和仪式内容。这些内容包括跳神会、庙会、日常祭祀等。 文昌文化的影响越过国门，在海外华人圈得到普遍传播，并波及朝鲜、日本、越南等国，构成带有国际性的“文昌文化”。朝鲜半岛是东亚最早输入文昌文化的地方。据史料记载，15世纪中叶，朝鲜人开始信奉文昌帝君。1392年，李成桂的李氏王朝（1392-1910）建立，定国号“朝鲜”，并在汉阳（今首尔）新建昭格殿，供奉文昌帝君神像。日本大约在江户时代(1603-1867）初期，文昌经籍《阴骘文》便已传入，琉球等地普遍崇拜文昌，建有敬奉文昌帝君的文昌阁，或在神庙中设文昌殿，供奉文昌帝君塑像。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在道教宫观或其他庙宇供奉文昌帝君塑像，如越南在河内玉山寺供奉三圣——文昌、关羽和兴道王。美国的洛杉矶和旧金山是华人聚居的地方，当地的“天后庙”和“冈州庙”都供有文昌帝君塑像。 三、文昌文化的现实意义 文昌文化是中国数千年文明历史在政治思想，宗教哲学、意识形态、道德范畴等多方面的综合反映，是经过历代的道教文化、佛教文化、儒家文化、民俗文化等互相渗透、互相交织、互相吸收、互相融合的过程，逐渐形成的融政治、经济、宗教、文学、艺术、道德、民俗等成为一体的，具有系统性、广博性、复杂性、历史性和地方特色的文化现象，她的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植根于人民中，传播于国内外，成为人类文化的一项巨大遗产和精神财富。 1、劝善思想。 文昌文化最具鲜明特色的就是劝善思想，文昌劝善思想反映在劝善书里。 文昌劝善书最早出现在宋元时期，主要有《文昌帝君阴骘文》、《文帝孝经》、《文昌应化元皇大道真君说注声延嗣妙应真经》、《文昌心忏》等。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文昌帝君阴骘文》，该文共638个字，概括为“为官贤明，造福社会；笃行孝道，和睦宗亲；品行端洁，戒除邪淫；慈悲物命，广行阴鸷”32个字，确立了广行阴骘的道德准则，订立了“忠主、孝亲、敬兄、信友”的道德标准。以仁德为基础，以忠孝为根本点的道德准则和道德标准，所涉及的内容从家庭伦理到社会伦理各方面，教人忠君孝亲、尊老爱幼、和睦夫妇、修桥补路、饶人责已、崇文尊道、近善远恶、爱护自然。 《阴骘文》最大的特点就是排除了空洞的理论说教，结合历史上的真人真事，进行教化规劝，如：“于公治狱，大兴驷马之门”、“窦氏济人，高折五枝之桂”、“救蚁中状元之选”、“埋蛇享宰相之荣”、“正直代天行化”、“慈祥为国救民”、“施棺椁免尸骸之暴露”、“施茶水以解渴烦”等，这些词句所代表的窦禹钧、范纯仁、郭元振、孙叔、程一德等皆是被载入史册的人物。这些人物为什么能够科场中意，仕途无限呢？《阴骘文》是这样解释的，就是凡人不见得通过轰轰烈烈的场面来表现自己，只要心地善良，从一点一滴的善事做起，便可以得到报应，当然这种报应是上天的答复，善良的结果。近一点报在自身，远一点报在儿孙身上，只是时间早迟的问题。如以宋代程一德为例，程一德粗知文字，孜孜为善，每遇到嘉言善行就刊刻施人，夜梦文昌帝君对他说，你刻善书的事已经报达天庭，上帝许诺昌扬你的后代。果然他的子孙俱少年高第，南宋程明道、程伊川两位大理学家也是其后裔。《阴骘文•灵验》有四川苏仲一事，有一年四川大歉，眉山苏仲捐土地三千亩，施散给无地的农民，救活无数饥民；同时又刊刻印刷《阴骘文》，免费在民间散发，这样，由于他广结善缘，所以他的儿子苏洵、孙子苏轼、苏辙都登科做官，又为有宋一代的大文豪。 《阴骘文》对挽救道德危机，缓和阶级对立情绪，维护当时社会正常的纲常秩序，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吾一十七世为士大夫身，未尝虐酷民吏”、“慈祥为国救民”、“勿倚权势而辱善良”、“见先哲于羹墙，慎独知于衾影”，为配合今天的中华道德教育和反腐倡廉，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2、敬重文化的思想。 以“文昌帝君”口吻写下的“劝惜字纸文”及所附“敬字十凡例”，当看作是文昌帝君制定的天条圣律。 敬惜字纸，也就是敬惜带字的纸，在中国具有悠久的传统。《燕京旧俗志》记载：“污践字纸，即系污蔑孔圣，罪恶极重，倘敢不惜字纸，几乎与不敬神佛，不孝父母同科罪。”于是，就出现了劝人敬惜字纸的善书，也就是所谓“惜字功律”。 “敬惜字纸”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的一种良好美德，是中国文化传统理念之一，代表着古人敬重文化的思想。字纸，代表的是文化。敬惜字纸，也就是要求敬重和爱护文化。汉字是中华文化的根基和重要组成部分，是承载中华民族精神与情感的重要载体。所以，敬惜字纸的思想内涵，不仅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在当今，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华民族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有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文字是文化的载体，通过文字，传统文化得以继承和发扬。一个隔断与历史文化联系的民族，是无根的民族，就是没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民族。习近平主席在视察北师大时指出：“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在网络化、信息化的今天，随着文字载体的多样化，文字的神圣性被逐渐消解。信息时代的突飞猛进，使许多年轻人沉迷在视听世界中，只知道玩计算机和手机，连大学生都提笔忘字。据新华网2014年9月15日报道，重庆一所二本大学毕业的学生，在一家公司应聘复试中，400字简历居然有24个错别字，而且字写得很难看，直接被公司PASS掉。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很悲哀的事。现在很多大中学生不读楚辞汉赋，不背唐诗宋词，不读古代散文，不读明清原著，更不要说儒佛道经典书籍了。习近平主席在北师大表示：“我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是有很深的指导意义的。 “敬惜字纸”的敬重文化的思想内涵，有助于我们珍惜和弘扬中华文化，增强民族的凝聚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