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舆论是社会中相当数量的人对于一个特定话题所表达的个人观点、态度和信念的集合体。舆论监督是媒体频繁出现、政府高度关注、人们广泛议论、学界普遍探讨的话题。从先秦时期到清代的漫长岁月里，以言谏制度和少之又少的新闻舆论监督等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舆论监督，其历史价值不可估量。 最早的舆论称为“舆諤”，还出现了“民瘼”、“民心”、“舆诵”、“公议”、“民意”、“清议”等说法，后来才称为舆论。中华民族自古重视舆论，典籍中记载了许多尊重舆论、遵从民意的言论，时日旷久，积淀为许多“铁律”。千百年来，这些规律一直左右着中国社会的律动。政息人亡，江山成败，千古苍茫，无不受这些规律的影响。 一、问政于舆论，还政于民心 问政于舆论，还政于民心，是我国最古老的舆论规律。尧帝曾在宫外设鼓，让百姓击鼓进言，舜帝在要道上立木桩，让百姓在上面写出批评意见。此类问政于舆论、求谏纳谤的传说，散见于诸子各书。明君求言主政，以示济世爱民，中国古代就有这个优良传统。 到夏朝末期，有“采诗问政”制度，帝王设置史官到民间巡访，搜集民谣，以观执政。周朝继承了这一制度。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中记述说：周朝“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让天子“足不出户而知天下”。《诗经》就是一部“采诗问政”的大成，《诗经》中的民谣让天子知道人民的疾苦和意见，了解他的所作所为是不是符合老百姓的心愿。 政为民心之声。问政于舆论，才有为民的政治和政策。用今天的话说，民众不愿干的事，硬要他们去干，其结果必然失败。民众要求做的事情，不组织、带领他们去做，就是落后于他们的认识，违背他们的意志，其结果也要失败。政治历来应体现民众呼声，体现人民的意愿，还政于民心是千古不变的政治定律。 二、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上天所看到的来自于老百姓所看到的，上天所听到的来自于老百姓所听到的。这是说民为贵，民众的意见重于一切，民众的意志不可抗拒，最早出自《尚书》。 《皋陶谟》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上天的意见都是民众的意见，上天恩赐好人、惩罚坏人，都来自老百姓惩恶扬善的意愿。上天和民众是相通的，只有尊天敬民，才能保卫国土。 这就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历史定律。唐太宗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皇明经世文编》记载：“盖民心之向背，系天命之去留。有天下者不能固结民心，而欲久安长治者难矣。夏、商、周、汉、唐、宋，俱有天下数百年，而历世之绵远者，固结民心之所致也。”中华五千年政治文明的核心就是“民为贵”，尊民、畏民则长治久安。 三、炮烙压民怨，百姓无言国家亡 古代许多典籍记载了残暴统治者镇压舆论的骇人事件，商纣王炮刑压民怨，导致国家灭亡，就是最古老、最严酷的舆论遗训。 商朝西北部是周朝的天下，许多躲避商纣王残害的官民纷纷逃到周，请周武王派兵攻打商纣王。周武王派人打听商纣王的情况，一天探子回来报告说：“现在朝歌混乱不堪，政治黑暗，人民个个怨恨、痛骂。”大家听了都说：“这样腐败，还了得！我们赶快出兵去替人民除害吧！”武王从容地说：“它还没有到灭亡的时候呢，等一等！”过了多日，又一个探子回来报告说：“商现在比以前更糟了，被杀的人更多了，都不敢在大街上骂纣王。赶快派兵去解救商人吧！”武王镇定地说：“且慢，还没有到时候，再等一等。”又过了月余，一个探子回来，大家急切地问现在朝歌怎样？探子回答说：“现在嘛，倒安静了一些。自从比干那些人死了以后，当权的全是坏人，老百姓都不说话了，也没有人骂了。”武王听了，连忙说：“是时候了，老百姓到了不说话的程度，就是这个国家灭亡的时候。”武王立刻起兵点将，集结许多小国，一起出发征商。此后周取代商，开启了八百年的西周王朝。 人民批评，是希望商纣王能改正错误，继续管理这个国家。而人民已对国家陷入绝望，不再关心国家的好坏，也就不说话了，一心只希望别的国家打进来帮助他们推翻统治者。这就是武王所说的“百姓无言国家亡”。 四、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这个规律有多种表述：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士气不可辱，民意不可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等等。其中“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典籍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格言，它告诉人们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君王得到老百姓的拥护，才能顺利执政；同人民作对，就要被老百姓打翻在地。这里讲的是民意对政权的两种作用。 孟子曾把得民心得天下、失民心失天下的道理讲得十分透彻。一代君王拿稳权杖的唯一办法就是得到民心。历代不乏君臣深知人民的力量不能违逆，把尊重民情民意作为稳坐江山的保障。《荀子·哀公》篇有言：“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唐初魏征和唐太宗多次引用“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这些话。魏征对太宗说：“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 怎样才算得到民心？春秋时期政治家管仲认为，富以养民是为政者的首要任务，“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西汉的贾谊认为，“夫为人臣者，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纵观中华民族发展史，盛世的形成，都是致力于发展的结果。对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来讲，发展都是保持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动因。社会发展了，人民安居乐业，政权才能巩固。 五、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管子·君臣上》曰：“夫民，别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虽有汤武之德，复合于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顺人心，安情性，而发于众心之所聚。”古代明君主政，善于采纳人民的意见。但是，对人民意见只个别地听取，就会片面，变得愚蠢；全面综合地听取多人的意见，才是正确、圣明的。即使有商汤、武王的德行，也还要多方搜集众人的言论，顺从人心，适应人的性情，行事都从众人共同关心的地方出发。 这里提出这样一个舆论定理：为政者要善于把少数人意见和人民整体意见区别开来，听取个别人的意见制定政令，会误国伤民，采纳人民的整体意见才是顺从民心。对这一舆论定理，孟子也有精彩的阐述。一天他对齐宣王说：“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可见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这就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道理。 六、子产不毁乡校，索寻执政之师 欢迎人民公开议政，为其提供议政场所，是执政者闻善防怨、寻求执政之师的最好仁政。这一舆论规律是由春秋时期郑国子产提出来的。 子产任郑国国卿后，实行一系列政治改革，竭力保留乡校（当时乡民集中议政的公共场所），受到然明的质疑。《左传·子产不毁乡校》记载，郑国大夫然明对子产说：“把乡校毁了，怎么样？”子产说：为什么毁掉？人们早晚干完活来到这里聚一下，议论施政的好坏。他们喜欢的，我们就推行；他们讨厌的，我们就改正。“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然明说：我从现在起才知道您确实可以成就大事。 子产执政20余年，既维护百姓的利益，又限制贵族的特权，实行“学而后入政，择能而用人”。他不毁乡校，愿闻庶人议政，广开言路，改革成就斐然，被历代所称颂。 七、刺寡人之过难得，赞寡人之声易来 当政者想听臣下的批评，在古代难上加难，因为臣民怕受到打击，不敢批评。如果有当政者对指出过错的人不仅不嫉恨或打击，还要给予奖赏，就能随时听到对自己的批评，就不会犯错误，至少不会犯大错误。从历史文献看，古人很重视这一舆论规律。 《晋书·王沈传》曾记载，王沈在做尚书的时候，出监豫州军事并任豫州刺史。到任后，他贴出一张告示，征求对执政的意见。告示上说：“自古贤圣，乐闻诽谤之言，听舆人之论，刍荛有可录之事，负薪有廊庙之语故也。自至镇日，未闻逆耳之言，岂未明虚心，故令言者有疑。其宣下属城及士庶，若能举遗逸于林薮，黜奸佞于州国，陈长吏之可否，说百姓之所患，兴利除害，损益昭然者，给谷五百斛。若达一至之言，说刺史得失，朝政宽猛，令刚柔得适者，给谷千斛。谓余不信，明如皎日。”这样悬赏“逆耳之言”，而且给这么多奖赏，让人十分振奋。 可是，给君王和官吏指正错误，有这样胆量的人却少之又少，而听到臣民的赞扬却易之又易，因为臣民有私心，惧怕或有求于上司。《战国策·邹忌讽齐王纳谏》一文讲清楚了这三个原因：妻说我美，是偏爱我；妾说我美，是怕我；客人说我美，是有求于我。民间舆论不敢指出官吏的过错，正是执政者的大患。如果官吏们放下身段，丢掉面子，对“赐寡人之过者”重赏，对恭维美言者劝诫，不仅能得到真诚的赞誉，而且能避免多少错误啊！ 八、三人成虎，闻言不可不察 民间也有谣言，造谣者时而出现；也有谰言诽谤，无事生非者随处可见。无论君王还是官吏听取庶民之言，要警惕“三人成虎”，防止淫言媟语、诡言浮说的欺骗。 《战国策·魏策二》写道：庞葱与太子质于邯郸，谓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庞葱曰：夫市之无虎明矣，然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郸去大梁也远于市，而议臣者过于三人矣。愿王察之矣。王曰：寡人自为知。可惜的是，最后魏王还是相信了谗言。 民众的意见是否有道理，是否真实可信，不在于传说的人多，而在于它是否是事实。意见的正确性一要符合实际，二要发自人们的肺腑，为人们亲身体验或亲眼所见。众口可能混淆是非，产生“人言可畏，积非成是，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舆论现象。无论何人，相信舆论，必须判断真伪，明察秋毫，经过多方考察再作出结论。 九、天下有道，庶人不议 孔子的“天下有道，庶人不议”意思是说天下治理符合大道，平民百姓就不会议论朝政。 治理天下符合大道，各级官员的行为受到监督约束，腐败和恣意妄为就会变少，地方官员也不敢各行其是，庶人就不会愤愤不平，议论不休。这个“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公平、公正、保护人民利益、官员廉洁、勤政守法。如果“庶人有议”，那一定是因为“天下无道”，官员贪腐，官威横行。 十、执政自信，宽容异己 不能容忍舆论的权力，是易被舆论摧毁的权力，自然不会宽容异见。反之，对异见宽容，是因为对权力自信，理在必得，可用“宽容自信能服人”来概括这条舆论定理。 清朝雍正皇帝做了一件怪事。当时曾静、张熙宣扬反清思想，策动地方大员岳钟琪举兵反清，失败后，曾、张二人被押到北京。雍正对二人耐心开导、软化，进行了一场对话式的审问。经过一番明理教化，曾静从反清转而吹捧清廷，写出《归仁说》一文。雍正将此文连同审问笔录一起编成《大义觉迷录》一书，陈述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呼吁民众“归仁”于清。雍正没有惩罚他们，而是让曾静到江浙民间巡讲，以现身说法，对大清的正义大大宣传了一番。之后，雍正还安排他到湖南任“观风整俗使”一职。 雍正此举，清廷后帝及臣僚与今天的史学界各有不同的解释。但不管一时兴起还是深有反省，他能容忍曾静的言行，或多或少体现了对自己执政的自信，对宽容自信能服人的舆论铁律初有领悟。 舆论起源于文化，从属于政治，它既是一种文化、道德、哲学、法律的客观反映，也是对这种文化、道德、哲学、法律的弘扬传播。最初的舆论褒贬皆有，纸质媒体出现后，舆论衍生出舆论监督这一新品种。尤其当舆论监督搭乘上文字、印刷、视听和网络这些影响巨大的媒体快车之后，更成为人们高度关注的内容。经过近现代的发展，舆论监督成为一种独立门类，是新闻媒体在法律和行政许可范围内行使职能，对行政权力、公共政策、社会事务、公众利益的失衡与偏差进行批评报道的一种方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