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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中“就有道而正焉”之一言，当下翻译即“到有道的人那里去求教以匡正自己”，此译法显然不符合儒家“推己及人”的观念。遂作此篇注其新解，并以新说佐证孔子“正己”、“正人”的生命历程。“正己”是他对自身修养和学识不断完善的过程，孜孜求道，“修身正己”；“正人”是他体现自身价值的过程，勤敏行道，“博施济众”。 一、“三省吾身”，修身立德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战国时期鲁国人，我国古代杰出的大教育家、大思想家，儒家学说的创始人。据孔子自述“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他十五岁以学为志，所学涉猎之广，三十岁所学已颇有成就，而后几十年更是“金声玉振，圣集大成”，博学成名为千古一代的“大成至圣先师”。西汉司马迁曾说过：“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於夫子，可谓至圣矣！”时至今日，司马迁话的分量仍然无可复加。明朝大儒朱熹也发出“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的感叹，此句深刻，摄人心魄，至今令人发省。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大学篇》）再看一段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文字：“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的想象力从没有受过限制，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当我成熟的时候，我发现我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我将目光缩短了些，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当我进入暮年之后，我发现我不能够改变我的国家，我的最后愿望仅仅是改变一下我的家庭，但是，这也不可能。当我现在躺在床上，行将就木时，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一开始我仅仅去改变我自己，然后作为一个榜样，我可能改变我的家庭；在家人的帮助和鼓励下，我可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然后，谁知道呢？我可能、甚至改变这个世界。”以自我完善为基础，孔子也赞同“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他认为，只有自身具备高尚的道德，才能行于天下，“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一德立而百善从之”，可见品德修养之重要。孔子自己也曾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者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孔子认为，首先要端正自己，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并通过自身的道德行为影响他人，然后让他人效仿自己走上正道。先正己而又不仅仅只是要匡正自己！“望于天，必思己所为；望于人，常思己所施”，孔子重视自身的修正和完善，以毕生完成了自己向至真至善境界的迈进。 “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竹坚雅操气节千载如斯，孔子本身更加趋向于一个圣人的标准。子贡谓之如日月“无得而逾焉”（《论语·子张》），颜回谓之“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论语·子罕》）。可见，孔子早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至圣”了。 二、虚心求索，以众为师 孔子说：“我非生而知之者”、“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孔子谦虚谨慎，勤学好问，虚心求索，学无常师，诚如子贡说：“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论语·子张》）。据《论语》、《史记》、《左传》记载，孔子师从郯子、蘧伯玉、老子、苌弘等，所学涉及礼、史、官制、琴术等。“见贤思齐”（《论语·里仁》），孔子拜学求教过的人既有当时知识界名流诸如老子等，也有山野渔樵村夫。所学当有疑问，则去请教有道德有专学的人，求其指正。就是如此，以众为师，博采众学，孔子终于自成一家。 “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正是“就有道”，即接近有德之人的必要性，正如“门内有君子，门外君子至”。求学拜师的人也总是以寻找德高艺深的人为师，孔子是，孔子的弟子们是，到今天追随“择校风”的学子们也是。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洛克说，“做导师的人自己便应有良好的修养，随时随地都有适当的举止和礼貌”，身作师德典范，当为后学表率！ 三、授业传道，诲人不倦 孔子兴办教育，是创办私学的先行者。他主张有教无类的办学模式，招纳的学生中从事什么行业的都有，打破了“学在官府”由政权阶级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使平民子弟也有受教育的机会。它对历史产生更深刻的变化在于，使中国传统的教育由统治阶级倡导的“愚民政策”的时代转向自发自觉的“民智开启”的新阶段。我国著名学者冯友兰在讲学问时，曾经将孔子与希腊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对举，有过这样的评论：“即孔子为中国苏格拉底之一端，即已占甚高地位。况孔子又为使学术普遍化之第一人，为士之阶级之创立者，至少亦是其发扬光大者；其建树之大，盖又超过苏格拉底矣”，可谓给了孔子最中肯的评价，后学也很称道这样的评价。 据《史记》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著名弟子有子贡、颜回、冉求等。这其中的一部分弟子后来随孔子周游列国，宣传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主张。晚年，孔子和弟子们整理古代文献典籍，《诗经》、《春秋》、《论语》等传于后世。孔子培养出的像子夏、曾参等才华出众的弟子，为传播孔学作出了贡献。 孔子周游列国，宣讲的是一套关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分，施教化的治国理念。试想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八佾》），夫子的这套是行不通的，没有这些政策施行的适当环境气候。孔子明知世乱不可救，依然周游列国，热心救世，“知其不可而为之”（《史记·宪问》）。孔子“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史记·孔子世家》），可见其处境艰难；与其说他是政治游说，不如说是教育讲学更确切一些。对于孔子来说，较之其政治家的身份和地位，孔子首先是一位教育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同上）。因为他仕途不畅，处处碰壁，而作为渊博学者的他则是名满天下；再者，他的思想主张没有被践行的实际绩效，却是起到了意料不到的宣育感化后学的作用，“教以天下” 四、正己正人，兼以天下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读书人不能没有远大的抱负，因为他对社会的责任重，要走的路还很长。孔子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在谋求自己生存与发展的同时，也要关怀和帮助他人的生存与发展。 孔子终身做学问，做人与做学问相结合，正己正人。只是可惜他仕途未遂，其政治抱负远没能够实现，即没有“以一己之力而正天下”的实际功效。孔子自己也说：“吾不试，故艺”，可见他一心于“学”甚于求“仕”。到后来西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开始确立，并广泛地影响到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而作为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可算居功至伟。 “就有道而正焉”，正己正人，是孔子的一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