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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本身学兼儒、佛、道，希望臣民安分守己，都统一在儒家思想之下，于是利用教育制度和移风易俗的措施，进行教化。他实行向孔子顶礼膜拜和奴化教育方针。雍正帝说：“圣人之道，其为福于群黎也甚溥，而为益于帝王也甚宏，宜乎尊崇之典与天地共悠久也。”①别的帝王只讲孔学对臣民的意义，他则坦白承认它对帝王的绝大好处，所以极力推崇它。雍正元年追封孔子先人五世为王，次年把临雍的“幸学”改称为“诣学”，表示君主对孔子的尊敬。又为孔子的名字避讳，致使后人用“丘”字处，除“圜丘”一词外，都得改写成“邱”字。雍正帝到孔庙祭奠，亲自下跪，别人认为他礼仪太过，他却说只有这样，才能心安理得。雍正五年，将孔子诞辰的中祀礼，改为大祀，与康熙帝诞辰礼相同。 雍正帝尊崇儒家思想，通过学校教育和科举的途径进行宣传。雍正帝取士，第一重视四书文。雍正十年敕谕负责科举的礼部：“制科以四书文取士，所以觇士子实学，且和其声以鸣国家之盛也”②。他认为只有四书文才是检验士子真才实学的根据，故而加以提倡。后来乾隆帝也力行倡导，致使官方以四书文为唯一的正经学问，其他的则成了“杂学”、“杂作”。其实以朱注为标准的四书文取士的办法，只能窒息人才，培养忠实于帝王的奴才。雍正帝还重视在科举中加试《孝经》。顺治时乡试第二场有《孝经》试题，康熙时罢废，雍正帝为讲求孝道，把它恢复了。童生复试，本来有“小学”试题，雍正帝把它取消，改从《孝经》出试题。其实《孝经》可出之题甚少，臣下提出这个问题，雍正帝拒不考虑，因为他认为通过科举进行孝道教育最重要。雍正帝加强思想统治，大兴文字狱。 汪景祺，浙江钱塘举人，投到年羹尧幕下，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内有讥笑康熙帝书法，非议康熙帝谥号和雍正年号的内容，还有《功臣不可为论》一文为功臣说话。年羹尧案发，汪景祺著作被抄出，雍正帝将他按大不敬律处斩。侍讲钱名世，与年羹尧是乡试同年，作诗盛赞年羹尧平青海的功绩，年案发生，雍正帝说他是儒门中好钻营的无耻文人，亲书“名教罪人”四字以诛其心，并命臣工作诗以讽刺他，还叫他把这些诗收集起来，编成《名教罪人》一书。有的官员诗作讥刺无力，雍正帝还处罚了他们。查嗣庭，浙江海宁人，官礼部侍郎，是隆科多和兵部尚书蔡珽推荐的，雍正四年任江西正考官，被人告发试题荒谬，抄家革职，监禁致死，复遭戮尸之辱。汪、钱、查因与年、隆、蔡珽等案有牵连，作为政治斗争牺牲品而被祸，但惩治他们的缘由，主要是因文字中写了触犯忌讳的话所致。汪、查都是浙江人，致使雍正帝认为浙江文人无耻至极，用停止该省乡会试的办法以示惩诫，浙江士人因而遭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