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钱锺书 今年是钱锺书（1910～1998）诞辰一百周年，海内外纪念钱锺书的活动在年前已显热潮。文化界的“钱学”，早已引起了广泛讨论。近年围绕钱锺书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争论更是此起彼伏。 批钱之风盛行 上海文化人陆灏说：“我是钱迷，钱锺书迷，而非金钱迷。”他在《泰山上的尿迹》一文中列举了别人批评钱锺书的声音：“网上看到一条帖子‘钱锺书是最大的学术冒牌货’，大为惊讶。谁有这么大的口气说出如此狂妄的话？作者张镔，不知何许人也。想必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后生小子。张镔在这篇文章中有以下论点：‘钱锺书外语水平一般（跟大使级比较而言）；钱锺书的《管锥编》已被时代淘汰；钱锺书的《围城》非常差，除了炫耀其外语和西方文化见识外，其文学价值也就是琼瑶一类水平；钱锺书散文对人生社会的看法和见解非常一般。’另外还有一个不知什么人，批评‘钱锺书的孤傲和狂妄，说穿了，只是一种表面的做作，一种精心计算的名人策略。他深知在中国的传统和现实中，怎样做学问才能作出安全、悠闲且名利双收的活法。他知道什么时候对什么人应该拒绝，什么时候对什么人不能拒绝……在这种鲜明的对比中，我看到的是一副既老奸巨滑又奴颜媚骨、既冷血又世故的面孔。’”陆灏认为：“在我看来，钱锺书先生当之无愧是中国现代学术的泰山北斗，但也不是说不能批评。而这两位近乎谩骂的批评，除了哗众取宠外，没有其他任何价值。或许他们以为批评了钱先生就能抬高自己的身价，殊不知，这正是暴露了他们的浅薄无知。” 针对贬低钱锺书的声音，学界时有回应。在《上海书评》上，去年10月发表了高嵩松的文章《小器易盈，好问则裕》，指出：“自从钱锺书先生逝世以后，出现了一股轻诋这位一代奇才的风气。说他老人家这也不行，那也不好，学问不成系统，外文不合语法，史学没有修养。批评者俨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把钱贬得一钱不值。”今年3月则发表了王水照的文章《“皮里阳秋”与“诗可以怨”》，文章结尾说：“记得钱先生1998年逝世时，余英时在《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悼念文章中说：‘我要郑重指出，默存先生是中国古典文化在20世纪的最高结晶之一。他的逝世象征了中国古典文化和20世纪同时终结。但是历史是没有止境的。只要下一代学人肯像默存先生那样不断地勤苦努力，21世纪也许可以看到中国古典文化的再生和新生。’余先生在这里‘郑重’地表达了两个尊重，一是对钱先生的尊重，高度肯定钱先生在中国民族文化史上的意义和地位；二是对下一代学人的尊重，期望经过他们‘不断地勤苦努力’，出现中国民族文化的‘再生和新生’。目前一股‘隔膜’批钱之风，不仅缺乏对钱先生应有的尊重，也说明我们有些后辈学人缺乏自尊与自重。” 在“批钱”与“护钱”的声音中，文化界也有另外一些见解。青年学者王晓渔认为：“士林常把钱锺书和陈寅恪并称，我不敢苟同，两者并非同一路数。无论学问还是风范，我都更被陈寅恪折服。钱锺书先生认为陈寅恪先生的学问太Trivial（琐屑），我的感觉恰恰相反，陈寅恪的史学著作，一两句内气象万千，钱锺书的读书札记虽有螺丝壳里做道场的感觉，但终归感觉像微雕。钱锺书世事洞明，可是太聪明了一点，如果在一个正常的年代，倒也无妨。但是在一个不太正常的年代，‘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的陈寅恪，更让后人难忘。” 不可神化也不可妄言批判 学者李公明认为：“关于钱先生的学问，应该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可妄言批判也不可继续神化。举一个例子，1979年钱锺书先生随团访问美国。在加州大学张洪年教授向钱氏请教：《金瓶梅》中王婆回答西门庆问话时说，‘他家卖拖蒸河漏子，热荡温和大辣酥’，何解？钱氏答曰：‘这是一句玩笑话，也就是西洋修辞学上所谓的Oxymoron（安排两种词意截然相反的词语，放在一起，借以造成突兀但是相辅相成的怔忡效果），像新古董novel antiques便是。’这真是聪明绝顶的文艺理论家言。但是，黄霖先生主编的《金瓶梅大辞典》（巴蜀书社版）却指出，这些食品形象‘是隐指性器与性交’，仅此而已。比较起来，我欣赏钱氏的才智，但更相信《金瓶梅》专家们的考证。通才之难，于此亦可见矣。” 关于“钱学”之说，李公明认为：“钱锺书先生有一句话被‘钱学家’们经常引用：‘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什么是‘俗学’？‘钱学’的首倡者郑朝宗先生认为就是庸俗化了的‘显学’。我认为，‘显学’之变‘俗’，主要原因之一是缺乏学术争鸣、学术批评的总体氛围。‘钱学’命运如何，我不敢过于乐观。” 对“钱学”而引发的现象，学者许纪霖指出：“钱先生以知识渊博著称，前无古人，后无追者。但他不屑于建构理论体系和深入分析。舆论和有些‘钱学’研究者一旦陷入无节制的赞美，便会激起反弹。” 台湾学者陈弱水认为：“对待历史人物─钱锺书先生应该算是历史人物了，当以了解为要，也就是古人所说的‘知人论世’，评价是其次的。了解多了，恰当的评估自然产生。钱先生不是思想家，就不必以思想家的标准来评估，就如同我们无须用科学家的标准来衡量鲁迅一样。这里所说的评价，意思也是很宽松的。在广袤无涯的人类生活中，除了极少数例外，所有人的影响或贡献都是很有限的，排行榜的意义不大。即使那极少数例外之人的作用，也大都很可检讨。英雄主义式的历史观容易简化历史，又未必能抓到要点。我个人觉得，讨论钱先生，待之以学者、作家、文学评论者即可，不必多及其他。” 重视文本细节包含的具体思想 钱锺书的“私淑弟子”张隆溪则在《书城》今年3月号上发表《中西交汇与钱锺书的治学方法—纪念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一文，深入分析钱锺书的治学方法。张隆溪认为：“打通中西文化传统，在极为广阔的学术视野里来探讨人文学科的各方面问题，可以说是钱锺书治学方法最重要的特点，也是他对中国现代学术最重要的贡献。” 张隆溪在文章中同时对近年来批评钱锺书的言论作了正面的回应。针对李泽厚与刘再复的观点，张隆溪指出：“其实系统论述与片断思想并非绝然对立，钱先生重视文本细节中包含的具体思想，是反对空疏，而空疏正是学界常见的弊病。可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