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却有不少人刻意把系统与片断思想绝对地对立起来,并以此批评钱锺书的学术著作零碎不成系统。例如李泽厚先生不久前就发表议论说,陈寅恪、钱锺书这样的人虽然有学问,但不是思想家,在中国近代历史和文化史上没有什么影响。他通过与刘再复对话的形式,断然宣称:‘谈论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近现代文化史,前不可能绕过康、梁,后不可能绕过陈(独秀)、胡(适)、鲁(迅)。他们是重要的文化历史存在。可以不讲陈寅恪、钱锺书,但不可不讲鲁迅、胡适。”“刘再复在对话中好像为读者点明了其中奥妙。他对李泽厚先生说:‘钱先生的著作是个大矿藏,他用全部生命建构矿山,把开掘的使命留给后人。在可开掘思想的关键之处深锥下去,这倒是您这个思想家的特长。’”“刘再复是李泽厚先生的挚友,他们两位对话论及钱锺书,明明白白是要说明李泽厚先生作为有系统理论的思想家,超越了思想零碎不成系统的钱锺书。” 张隆溪认为:“批评钱锺书,如果真能指出他的不足甚至错误之处,有益于学术,那当然是一件好事,如果中国学界出现一个比钱锺书更有学问的奇才,那将更是中国学术之大幸。然而让人失望的是,不少人批评钱锺书,都好像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甚至截头去尾,歪曲原意,误解曲解钱先生的文字。”张隆溪特别回应了龚鹏程几篇批评钱锺书的文章,“在做好这样的铺垫之后,龚先生才隆重地请自己出场,声称‘集部的学问,我不如钱先生精熟;但粗了文、史、哲学、宗教、艺术、经、史、子、集,能综摄上古以迄现当代之文哲政经思潮,钱先生就不如我了。这不是度短挈长,以与钱先生争高下。而是说做学问,唯佛能知佛,未到菩萨境位,有时确实是夏虫不可以语冰的’,龚先生大概没有读过培根那篇论友谊的文章,否则他该会找一个可以当替身的朋友来对话,让别人讲出口来,免得自己脸红。” 在《中西交汇与钱锺书的治学方法》发表之前,本报记者在香港城市大学专访了张隆溪先生。 张隆溪先生回忆了与钱锺书先生的交往。当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张隆溪为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佛克马担任翻译,同去拜访钱锺书。见面时,钱先生讲一口漂亮的牛津英文,当然不需要翻译,所以张隆溪就在旁边呆坐着,也没有说话。佛克马写过一本《20世纪文学批评理论》,钱锺书问:“你为什么没有提到加拿大一位重要的文学理论家弗莱?”佛克马说:“弗莱的批评理论有太多心理学的成分。”张隆溪当时刚好看过弗莱一本很重要的书《批评的解剖》,表示不大同意佛克马的看法。在钱锺书的询问之下,张隆溪发表了一通自己的见解。钱锺书颇为赞赏张隆溪的意见。过了一会儿,钱锺书把张隆溪拉到另外一个房间,因为他要把《旧文四篇》送给佛克马一本,还要送给张隆溪一本,并了解张隆溪的情况。言谈投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