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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梁恒豪 陈进国《救劫：当代济度宗教的田野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终于面世了，该书是他多年亲身调研、潜心研究中国大陆、港澳台和东南亚等地华人民间宗教的结晶，称得上“十年磨一剑”的良心之作。基于我们对宗教学理论不同学科间内在同属一脉、理应交流互鉴的关切和体认，本文拟从“济度宗教”的提出及其意义，结合个案的理论关切及其方法论创新，对中国宗教学学科建设的意义等主题对该书进行述评，以期引起学界对该书之重要学术价值的关注。  《世界宗教研究》（资料图） 一、“济度宗教”的提出及其意义 陈进国《救劫》一书中从词源学及其流变的角度充分阐释了“济”“度”的内涵，以及使用“济度宗教”一词的缘由。“济度”在汉语语境中有两层意思：“度”通“渡”，一是渡河到彼岸，引申为帮助解除困厄；二是救济众生，超度苦海，引申为使人出家为僧道。例如，《新唐书·食货志》载：“度道士僧尼不可胜计，又于关辅诸州，纳钱度道士僧尼万人”。在中国知网上搜索“济度”、“济世度人”，道教相关的文章最多，还有一部佛教和民间信仰的。然而，“济度宗教”一词是陈进国首创，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较强的理论现实意义。 诚如人类学家林美容的评论，“济度”的两个向度是所有宗教都追求的。例如，道教的宗旨是修仙成道、济世利人。《道德经》：“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度人经》中说：“仙道贵生，无量度人”。道教《太上感应篇》有“欲求长生者，须积德累功，慈心于物，抑恶扬善，推多取少，正己化人”等教义。佛教巜楞严经》称：“如来常说，自未得度，先度人者，菩萨发心。自觉已圆，能觉他者，如来应世！”苏州西园寺菩提书院的宗旨是“悲智双运，自觉觉他”。儒家“修齐治平”也有“度”己“度”人的辩证意涵。宋朝张载《横渠四句》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世间开太平”，体现了儒家重振精神、关怀人间、济世救人的远大抱负。民间信仰中“济度”的意涵也很普遍，例如城隍庙信仰的形式非常普遍，其核心是超度亡灵。概言之，帮助别人解除苦难和宣扬教义使人入教这两个维度似乎是所有宗教都宣扬的。  当代济度宗教的田野研究及其宗教学理论意义（资料图） 然而，在《救劫》一书中陈进国对“济度宗教”做了限制性规定，特指“近世”以来那些借助“应世救劫”之中心母题进行创教演教的各类教派宗教运动，如明清时期的无为教、弘阳教、三一教、青莲教等等。而晚清、民国以来的济度宗教，在突出“救世度人”宗旨的同时，又带有反殖民主义、复归传统（文化）的本土主义特征。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中国、东南亚等地的华人社群中产生了不少新的济度宗教团体，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础，借鉴西方新文化中的某些要素，以扶乩作为主要的宗教仪式，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之为华人本土宗教的复兴。济度宗教正是华人本土宗教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社会心理处境值得深入探讨。笔者认为以下几个特点值得特别关注。 （1）反对殖民主义。晚清时期，中国逐渐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清政府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处于被帝国主义宰割的弱国地位。民国时期，由于军阀割据，社会动荡，民生凋敝，日本帝国主义以“大东亚共荣圈”为幌子侵略中国，试图在中国推行新的殖民主义。中华文化在此过程中也受到了极大的侵蚀和伤害，民族国家主导的文化模式失效，出现了极为深刻的文化危机，广大人民需要寻求安身立命意义上的生存依据。宗教作为民族文化的象征体系，必然成为反对殖民主义运动的文化先驱。晚清民国时期的民间宗教在反对外国侵略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借鉴外来，跟上时代。晚清民国时期，传统民间宗教的日渐衰落，而新的思想文化并未在民众中树立起权威，也远未能树立民众对科学的信仰，下层民众精神上出现真空状态，急于寻求寄托和安慰。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借鉴西方的新文化，迎合民众心理需要而建立起各种民间宗教组织，从教义和仪轨上对传统加以改造而达到跟上时代的需要。一些教派迎合中国百姓多神信仰的传统和追求实用性的宗教心理，提出五教归一，即儒、释、道三教之外，再加上耶（天主教、耶稣教或基督教）、回（回教，即伊斯兰教），随后得到民间秘密宗教中大多数教派的赞同。在仪式修持上，与当时传入我国的西方“灵学”相结合，打着“科学”的幌子，将设坛扶乩的内容公诸于报刊。 （3）复归本土，修炼外功。晚清民国时期的民间宗教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它们中大量由扶乩结社发展而来。作为一种带有神秘色彩的降神占卜巫术，扶乩一直被正统宗教和官方视为左道邪术，但它在民间广泛流行也是不争的事实，往往成为新宗教萌芽的温床。由于社会政治动乱、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清末民初的大部分教派大都将扶乩作为宣讲教义、招揽信众、强化信仰、聚敛资金的手段，致使这种巫术式的灵性主义风靡全国，客观上促进了民间宗教复兴运动的发展。这些民间宗教团体争相举办慈善事业，济急救难、兴办医院学校等，解决民众生活中的实际关切。同时各教派为扩大各自势力都极力鼓动教徒渡人入教，并称之为修炼外功的首要功德，使得民国时期民间秘密宗教迅速发展。 （4）发展至上的“跑偏”。随着民间宗教的发展，其影响日益增加，一方面少数大的教门需要军阀、官僚的支持，以获得公开传教的特权，扩大势力；另一方面，军阀、政客又希望依靠教门支持来扩充自己的势力，实现个人政治野心。因此，个别教门（道门）在政治上“跑偏”，偏离了“济”“度”的初衷，也是导致它们后来衰落甚至被取缔的原因。由于国内周边环境的影响，晚清民国华人本土宗教复兴运动从中国大陆绵延至台湾、香港、澳门乃至东南亚、欧美地区华人社群中，在反对文化殖民、复归和宣扬中华文化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影响深远，延续至今。而民间宗教尤其是“济度宗教”的发展、传播以及与社会互动的历史对我们当今的民间宗教（信仰）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对如今的中华文化复兴也具有一定的反思意义。  宗教信仰（资料图） 与杨庆堃、酒井忠夫、杜赞奇、宗树人等学者的“救世团体”“救赎团体”概念一脉相承，陈进国更强调了晚清、民国以来民间道门、教门更关注“度”（渡）的特征，并且赋予其自度度人的内涵，兼及“修内果”和“立外功”的层面，将个体救赎和普世救世结合起来，兼具宗教和精神性（灵性）的特质，体现了民间道门（教门）紧跟时代的现代性意识和发展、壮大的制度化抱负。笔者认为，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济度宗教”的提法尊重了晚晴、民国以来的反对殖民主义和复归传统（文化）的历史处境和民间道门（教门）的精神和现实诉求，顺应了时代发展需求，与西方现代世俗化处境中兴起的精神性复兴运动不谋而合。从其典型特征来看，“济度宗教”具有“三教合一”多元通和的开放包容性；仪轨实践方面具有很大的灵活性，神明体系上强调领袖的个人魅力，建构“箭垛式”层级结构，有利于道统延续；社会功能方面以慈善、救助为特色，强调身心修为与济世外化的统一，体现了修行的涵义；其扶乩、占卜、神迹等具有神秘色彩的活动和现象具有一定心理吸引力，是其得以发展的原因之一；而其传播方面借鉴学习了西方制度化宗教的方式，构建“信仰的区域网络”，是其与时俱进之先进性的体现。从分类范畴上看，陈进国所谓的“济度宗教”的本土主义运动，主要是特指晚清、民国时期的断代史意义上具有“家族相似性”的教门，包括外来文化主导型、传统文化主导型以及混合型，从强调重点来看，比较偏重后两个类型，具有多元化、包容性特征。从历史意义上来看，近现代的“济度宗教”在反对殖民主义、抵制外来宗教（宗教生态学意义）和复归传统（文化）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现实意义上来讲，它能够让学界和社会各界重新认识民间宗教、民间信仰的历史和现状，消除目前国内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之“封建迷信”“不入流”的污名，重新唤起学界对民间宗教研究的重视，挖掘其所蕴含的多样性对研究包括“新宗教”在内其他宗教的启发意义。 因此，“济度宗教”一词的使用虽还有争议，但从作者的界定来看应该是很清楚的。希望这一概念能够逐渐得到学界认可，至少约定俗成，确保大家讨论的是共同的范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