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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于济度宗教个案的宗教学理论创新 从陈进国大作中可以看出他在历史学、哲学、人类学等学科之较为深厚的学养根基，尤为难得的是，在延续人类学家擅长讲故事、叙述个案之优势的同时，他表达出对宗教学理论建构的关切和体认。除了首次提出“济度宗教”的概念之外，他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济度宗教进行了理论上的总结和提升，显示了强烈的问题意识和人文关怀。  宗教（资料图） 1、济度宗教的“家族相似性” 在对客家罗祖教、闽东儒教道坛、香港金兰观、台湾一贯道和南洋空道教等个案分析的基础上，借鉴维特根斯坦的理论，陈进国提出济度宗教的“家族相似性”特征，认为中国近现代民间教派（道门、教门），形同“游戏”一样，具有典型的“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在近现代特定的社会语境下，“形成错综复杂的、相互重叠、交叉的相互关系的网络”。他藉着这一理论范畴出发，从宗教概念辨析、“济度宗教”是否属于“宗教”、现代性与宗教的话语共构等角度进行阐述，旨在进一步探索当代中国关于道（教）门（Teachings）、民间教派（Popular Sects）、民间宗教（PopularReligions）等等的话语构建特别是被进行否定性的“神话化”的问题。济度宗教所指称的民间“道门”“教门”具有中国宗教体系自身的特点，反思济度宗教以“救劫”为中心母题的家族相似性，也是反思中国文明及思想之连续性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济度宗教传统如何参与了作为“内含天下的中国”和作为“外延中国的天下”的文明体系的生长。 2、济度宗教的现代性：“变容”与“回归” 陈进国从“家族相似性”的理论出发，指出了济度宗教世界“一”和“多”互动的“多元一体”格局，这充分体现了济度宗教的现代性一一“变容”与“回归”。“信仰变容”是指特定的宗教形态为了更好地与“在地社会”相调适、并满足在地传教的实际需要，往往会针对自身的教典教义、组织形态、仪式实践等基本要素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其中既有所固守，亦有所损益；既有加法，也有减法。“回归”即诸多“道门”“教门”出于“信仰自觉”，纵使经历时空变换，地位角色的转变，其最终还是要回归道统，回归教化的本真，回归修行的传统。 他指出，诸多“道门”或“教门”的“一”（即同一性、道统、教化）是济度宗教世界之精神传统的存续的根基，是一种以复归、存续传统为指归的“同一性”。他通过描绘前述个案中“道在君相”“道在师儒”到“道降庶民”的演进历程，指出“一”同样可以进行创造性的发明、更新，而济度宗教通过经典宣讲、灵媒启示、位育教育、箭垛式权威的教导等等多样化的“道化”或“化育”方式，其目的是完成“区域的信仰网络”的有效建构，更好回归道统，教化人心，这在中国宗教谱系的总体框架中具有内在一致性。而“道门”或“教门”的“多样性”是济度宗教之救劫运动得以成功的路径，尽管存在方式和发展进路各异，透过地域崇拜体系的相互镶嵌，透过灵媒或神启权威的诱导，透过人文化的神道设教，透过人格化的位育教育方式，透过“以商弘道”的世俗网络，透过灵性拼盘的崇拜体系，透过“泛家族主义”的组织架构等等，但万法归一，其目的都在于完成兼具“修内果”与“立外功”的“济度”和“救劫”的文明使命。  各类宗教符号（资料图） 陈进国在探讨一贯道的百年挫折与成长之因时指出，一贯道正是借助于教育规训制度也即位育教育（化育）的构建，成功型塑了一个自我想象、自我认同的济度共同体，努力走出宗教内卷化的困境，不断地自我调适和创新，适应了社会政治变迁，从其经历挫折到重新受到认同并得以发展的过程，很好地体现了道门信仰之“变容”与“回归”的规律。 3、济度宗教的传承动力：存神过化 陈进国在书中延续和发展了人类学家庄孔韶对“存神过化”的阐释。“存神过化”（道化）是一种“宗教性”的信仰与“社会性”的教化的有机结合。存神是体，过化是用；存神是内果，过化是外功；存神是斯文，过化是教化；存神是自度，过化是度他；存神是治身、治心、治灵，过化是治世、济世、救世；存神是向内的超越，过化是向外的超越。因此，“存神过化”（道化）就是一种“内圣外王”之道，即重建内外的秩序（治）的努力。没有“存神”的秩序，也就没有“过化”的自由。没有秩序的有效的构建，就不可能有什么“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不可能有什么“斯文同骨肉”。“存神过化”的中国精神传统，有效地诠释中国宗教谱系之“礼不往教”“天下无外”的弘道与化育的教化路径，不同于一神教谱系排他性的传教模式。 就济度宗教发展动力而言，我们要将其“过化”和“存神”结合起来，不能只谈“过化”而不谈其“存神”，需要深入挖掘济度宗教团体得以传布的“内因”。道门或教门之持续的弘道动力，来自于一种“道化”的信仰自觉意识，必须是立足于精神道统的社会教化实践，是“存神”和“过化”的统一，旨在个体及社会之灵性、德性的唤醒、化育与成长。以青莲教为例，青莲教在中国内地和南洋地区的“道化”离不开其“道商合一”的弘道方式，积极筹设斋堂（乾道、坤道），建构、扩大“信仰的区域网络”等等，这是其“过化”之成功所在。而青莲教“过化”之成功，更在于其既有效地传承了道教“性命双修”的内丹修行传统，又标榜斋姑带发修行的“儒门修道”精神，这是其“存神”的魅力和感召力之源。 笔者认为，“存神过化”抓住了中国宗教及其现象之持续发展的根本。从字面上看，“存神”主要强调观念、情感、组织层面，指代教义、教理、仪式、仪轨等信仰的载体，“过化”主要强调宗教行为层面，是宗教作为自变量对人、对社会的影响。而在宗教与人和社会的互动层面，“存神”可谓无处不在，宗教的各个层面都有，而“过化”强调有效影响，似乎也不强调何种形式。对“存神过化”的认知可简化为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也可扩充建构为多个层面相互交织的“模型”。因此，“存神过化”可作为宗教学研究中理论和方法并重的一种认知进路，值得深入探究，应大有可为。 4、济度宗教的“内卷化”与“去过密化” 基于美国人类学家亚历山大·戈登威泽的“内卷化”理论，综合借鉴吉尔茨“农业内卷化”、杜赞奇“国家政权内卷化”、黄宗智“经济内卷化”等，陈进国阐发了“宗教内卷化”的理论，讨论济度宗教之“没有发展的增长”根源，以及“宗教内卷化”何以何以刺激了济度宗教最初的自我扩张。他指出“宗教内卷化”包括两种存在的状态：一是指在宗教的外部扩张条件（包括政教关系）被严格限定的条件下，信徒被密集地、持续地吸收到宗教团体中，并使得宗教内部变得更修饰化、更复杂化的过程，形成刚性化、边界化、修饰化的基本模式；二是指宗教团体在集体化的体制或威权化的膜拜形态之下，只能靠复制或扩大其固有的、确定性的发展模式，出现了没有实际发展的增长（过密型增长）的社会文化现象。 在书中，基于济度宗教的个案观察，陈进国使用了清晰而具有辩证的语言形容“内卷化”（过密化）与“去内卷化”（去过密化），前者是“没有发展的增长”（过密型增长），而后者则是“没有增长的发展”（去过密化发展）或“可持续性的发展”，并且指出如何实现两者的转化是济度宗教发展过程中必须反思的关键问题，而这与前面所论之信仰的“变容”与“回归”相关联，因此陈进国所提的理论思考之间也是密切相关的。 他从教典教义、仪轨实践、神明体系、组织形态、社会功能、宗教传播等方面论述了济度宗教的内卷化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指出，检验“宗教内卷化”的重要指标，包括宗教教团的教权专制化程度、生活集体化程度、教典繁芜化程度以及活动常规化程度等。结合济度宗教个案的深入探究，他得出如下结论：对于宗教团体来说，既不是“越小越好”，也不是“越大越好”，如何保持“适度的规模”，避免“过密型增长”，使得发展的数量和质量得到有机的统一，是处理“宗教内卷化”与“去内卷化”的关键所在。 陈进国认为制度化宗教或世界性宗教大都经历了“内卷化－去内卷化（去过密化）－再内卷化”的循环反复的变迁过程，是其一种常态的存在方式。对于新兴宗教团体或新教派而言，“宗教内卷化”更是一种规律性的普遍现象。各种宗教团体，尤其是“早熟而不成熟”的济度宗教和新兴宗教团体，无外乎最初依赖甚至得益于内卷化所带来的规模、数量的扩张，而很难走出内卷化的危机，从而出现宗教认同的严重危机，并走向衰微、或者死亡、或者分裂，或者形成紧张化的政教关系和宗教间关系。 笔者认同美国人类学家魏乐博教授对此书的评价，宗教内卷化理论对于阐释不同的宗教及现象均有很强的说服力，具有宗教学理论上的普遍意义，尤其对于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价值。 5、“修行”传统是济度宗教的立世之道 在提及济度宗教的典型特征时，陈进国以他和杨德睿、黄剑波等人类学家共倡的“修行人类学”出发，指出济度宗教具有强烈的“修行主义”和“知行合一”的路径自信，往往兼顾“身体修炼”“个体救赎”和“社会救世”之“三位一体”的济度修行之实践。“济度传统”为其神学的终极信念和修行依据，而其终极关怀和修行目标还是达到“肉身成道”“凡圣不二”“超凡入圣”的理想境界。  修行（资料图） 以香港金兰观为例，其信众个体修行方面的教育分为“保健”（医疗养生）“修身”（伦常仪轨）“修真”（精神超越）三类课程，而救世层面的修行“外功”则通过医药济世（赠药义诊）、紫霞施泽（超度法会）、求赦民难（诵经祈福消难）、静坐气功（教习气功修持）等方式实现。由此观之，济度宗教团体既强调个体身心的“修行”，也关切社会民生福祉，既传扬了“神启”的理念，也服务于广大信众，从而达到提升信众个体的人格和实现济世度人理想的双重目标。在此“内外兼修”过程中，既延续着各自的道统，也实现了自身的发展壮大。在这个意义上，“修行”可称之为济度宗教的立世之道。 笔者认为，济度宗教之“三位一体”的修行具有时代赋予的“救世”使命，个体和社会层面并重，内外兼修，与我们当今谈及的“修行”相比，济度宗教之“修行”具有更广深的意义和普遍价值，跳脱了个体修行的狭隘视野，拓展了“知行合一”的社会层面，将宗教修行的现实关注点要从个体身心之“度”拓展到社会民生之“济”的层面，这对于我们在当今宗教处境下探究“修行”具有相当现实的启发意义和理论价值。修行是所有宗教和信仰传统中都不可或缺的内容，如何突破原有的思维定势，跳出“宗教”设定的框框，开拓性地探究修行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这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6、救劫是济度宗教的旨归 陈进国反复强调，“救劫”是济度宗教的旨归。如果说济度宗教世界有一个核心的“信仰引力场”，那么，“救劫”母题就是道（教）门运动的“史瓦西奇点”。正是别具诱惑力的“救劫”漩涡效应和漩涡游戏，有效地创造、扩容了近世名为“道门”“教门”的济度宗教谱系，并有助于理解中国文明思想之“化他乡为故乡”的迁流模式和扩展方式。 陈进国认为，救劫具有双重内涵，不仅指各种人类面临的集体性灾难（如瘟疫、天灾、战乱），也特指一种循环创世的时间观，如“三期末劫”。济度宗教主要依托“三期救劫”“收圆普度”等等轮回创世论（如早年的弥勒信仰、晚近的老母信仰），营造弘道或传教的“使命感”和“危机感”，从而天然地带有“未来性”和“革命性”的济度品格，这是济度宗教不同于其他宗教之处，也是济度宗教的旨归。从陈进国提及的个案来看，虽说侧重点各异，但对“救劫”的强调是共同的，也许是济度宗教在当时处境下不得已的选择。 在笔者看来，在当今宗教处境下谈论“救劫”，既有现实救难，也有末世救赎的内容；既有物质救助，也有灵魂救赎的意涵；既有个体维度，也有社会维度；既有教理内涵，也有实践层面等不同面向，这些均应成为宗教“救劫”的应有之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