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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为香港道乐团的团长、艺术总监，您一直致力于道教音乐的国际交流与传播，您能介绍一下道教音乐在国外的一些演出情况和国际评价吗？道教音乐的舞台表演对道教文化的传播有什么作用？有人认为，道教音乐的国际化交流与传播对道教音乐的研究和传承具有重要意义，您是怎么看待这一问题的？ 刘：这是两个问题。一旦道教的“念经”从道场搬到舞台剧场，它的本质就完全改变了。所以我在任何场所都不说这是原原本本的“原生态”道教音乐。为什么呢？因为我的道观生活经验告诉我：把宫观里的经韵搬到舞台上展演，看似只是改变了空间场合，但就是这一空间场合的改变，使得经韵的唱诵在本质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因为在道观里念经不是表演，是一种正常的宗教行为，经韵是念给神仙听的，是崇拜者与崇拜对象之间的单向关系。一旦搬上舞台，面对的是观众、道乐欣赏者，经韵因此而失去了它原在的意义和功用意义。道人对此非常清楚，但不了解道教的观众却不一定明白，还以为这是“原汁原味”的或说“原生态”的道教音乐。  道教音乐的国际化交流与传播对道教音乐的研究和传承具有重要意义（资料图：图源网络） 将道教音乐搬到舞台上作艺术性展现，社会上有人反对有人赞成，反而在道内，大多数的道长是高兴这样做的，因为这样可以使更多的人们认识不怎么被人认识的道教及其文化，因此，各地道观和道众都积极主动地去配合这种道教音乐的演示活动。除此外，道教音乐在专业音乐工作者的指导下，顺应舞台艺术的要求做了一些艺术性的改编，道人也乐见其成，在他们看来，是音乐家们做了他们做不到的“好事情”， 这样一来，听众就会更愿意听。所以我要特别说明，今天我们看到舞台上表演的道教音乐实际上分为三种类型，第一是从道场到剧场的“原汁原味”的道教音乐；第二是经韵没有改变，但是表演的形式及其音乐都做了相当的编配的“道教音乐”；第三是有些音乐家将没有曲调旋律的经文配上音乐的演示，如乐诵《道德经》，就由专业作曲家配上音乐的。还有《清静经》，也是道内请道外音乐家进行音乐编配的。 张：其实这三种类型不仅仅是道教音乐，很多传统音乐和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也有这样的现象，他们都非常积极地配合，所以这个后面的社会原因是值得研究的。 刘：是的，刚开始时，我自己希望能把道乐“原汁原味”地传播出去。我还专门去武当山学过法器，还跟闵智亭道长学习过“全真正韵”的整套经韵。想通过原汁原味地学习，来感悟道教音乐的神韵。但是，社会的环境、好尚习惯，以及道内对外弘道的意愿，让我们不得不考虑如何顺应“时代”、“民情”而作出将道教音乐“丰富”、“多样性”对外表演的各种尝试。因此，我后来不但赞成做各种形式的编排，而且自己也参与了某些道乐的编配。虽然如此，对于道教音乐的编配、“包装”，我的底线是不能“伤筋动骨”，再怎么“艺术化”不能忘了它是“道教音乐”，改编可以，不能改变了本质。主观上有这样的考虑，客观上，让我放心地这样去做的一个现实是，我清楚地知道，舞台上和道场上的道人的身份是有转换的，舞台上是“演员”，观众、演员互动，展现“艺术”的一面；道场上是“法师”，人神交汇，尽显仙风道骨。道人们明白：道教的传统随着道教仪式的“照本宣科”、“准规行法”在道观里保留、生存，道教的文化精神和道教音乐的独特风貌，可以在舞台上艺术发挥，这两者是两码事。所以，我心安理得地做起了舞台上艺术性表演道教音乐的文化宣传工作。  心安理得地做起了舞台上艺术性表演道教音乐的文化宣传工作（资料图：图源网络） 国际上的道乐演出不是太频繁，内地像上海城隍庙、湖北武当山等道观曾应邀访问过欧美、亚洲一些国家，并进行过道教音乐的演示。自2001年起，我参与统筹、策划并担任艺术总监组织进行每年一次的“道教音乐汇演”，到今年为止，已经在香港、台湾、北京、新加坡、广州、成都、南昌、武汉等地，连续做了九届，社会和道内的反响很大，评价绝大部分正面、积极。2005年，我作为艺术总监，策划、导演了海峡两岸的“道教音乐会”在台湾巡演，在台北、台南、台中三大城市的演出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在台北遭遇台风都没有影响观众来看演出的热情。两岸各大媒体竞相采访，影响很大。 这种舞台化的表演对道教的正面影响非常大。大家知道，道教在五大宗教中的民间影响和受众面稍有逊色，但道教音乐研究相对而言做得更为广泛，有很多成果出现，人们现在也大概知道道教是怎么样的一种宗教，而以前是道佛不分的。正是因为这样，中国道教协会已经把“道教音乐汇演”作为一个文化品牌来树立，现在已经看到了效应。尽管也存在一些可以理解的反对声音，但这一社会影响的积极意义是不容忽视的，道内自发的主动积极性也应该得到尊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