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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与科技研究百年回顾与展望

http://www.newdu.com 2017-12-28 道学网 盖建民 参加讨论

     道教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探索研究,从而形成不同的道教学分支领域,诸如道教哲学、道教史学、道教文学和道教科技研究等。本文拟就20世纪中国道教科技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回顾评述,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历史回溯
     中国道教科技研究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一30年代对中国古代化学史(炼丹术及古代冶金技术)的研究。当时一批有志于宣传、普及科技知识的科学家已注意到《道藏》保存的中国古代科技特别是古代化学的内容,中国科技学社(成立于19巧年,我国第一个综合性自然科学学术团体)的主要成员章鸿钊、王琏、吴承洛、张子高等都相继开展了古代冶金术和炼丹术的研究。
     王琏在中国科学社创办的刊物—《科学》月刊上相继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中国古代金属化学》(《科学》1920年第5卷第6一7期)、《中国制钱之定量分析》(《科学》1921年第6卷第11期)、《宋钱成分内之铅》《科学》1922年第7卷第8期)、《五蛛钱化学成分及中国古代应用铅、锡、锌(镶)考》(《科学》1923年第8卷第7期),等等。章鸿钊也发表了《中国铜器、铁器时代沿革考》(《科学》1921年第6卷第7期)、《中国用锌之起源》(《科学》1923年第8卷第3期)等多篇论文。
     这些系列论文后来王琏、章鸿钊二人又结集出版,定名《中国古代金属化学及金丹术》(科学公司,1955年)。王琏等人从金属化学的角度对古代金丹术的研究可谓开启了道教科技研究的先河。
     从20世纪30年代起,我国赴国外学习自然科学的留学生吴鲁强、赵云从、陈国符等人,先后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戴维斯(TenlleyL.Davis)合作,将道教金丹术的一些重要著作《抱朴子内篇溉《周易参同契》、《悟真篇》译成英文,在国外杂志_L发表,并对道教金丹术的理论与方法作了初步研究,肯定了我国炼丹术起源最早。(吴鲁强、戴维斯:(中国炼丹术》,《scienti6。喻nthly》一930:(参同契》,《1515》1932年;《<抱朴子内篇>的金丹和黄白两篇》,《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报》1935年。赵从云、戴维斯:《张伯端的<悟真篇>》,《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报》1939年,《金丹正理大全》,《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学报》1940年。)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国符先生,早在1937年他在浙江大学读书时,就翻译了戴维斯《中国炼丹术》文章,赴德专攻纤维化学后,戴维斯便主动与他联系,两人合作先后发表了《<抱朴子内篇>的释滞及仙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报》1941年)、《介绍陈致虚的<金丹大要>》(《亚洲研究杂志》1942年)等文章。这就为陈国符先生后来系统考证《道藏》文献,于1949年在中华书局出版的《道藏源流考》打下了基础。《道藏源流考》为从事道教科技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学基础。1937年黄素封还将美国学者约翰生研究中国炼丹术的博士论文译成了中文(约翰生著、黄素封译《中国炼丹术考》,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这一时期对道教金丹术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是曹元宇先生(后供职于南京医学院)。他于1933年和1935年相继发表了两篇研究道教金丹术的论文《中国古代金丹术家的设备和方法》(《科学》1933年第17卷第1期)、《葛洪之前之金丹史略》(《学艺》1935年第14期),依据道书文献,较系统地探索了唐宋时期金丹家所使用的工具和炼丹烧金的操作方法,并对早期道教金丹术(外丹黄白术)的源流作了梳理。
     1949年以前发表的道教科技研究文章还有劳干《中国丹砂之运用及其推演》(《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8年第7卷第4期)、薛愚《道家仙药之化学观》(《学思》1942年第1卷第5期)、王权德《读<中国炼丹术考>随笔》(《仙道月刊》1941年28一29期)、黄素封《我国炼丹术考证》(《中华医学杂志》1945年第31卷)等。
     总的来说,这一阶段对道教科技的研究,主要是一些自然科学家从古代冶金史、化学史角度对外丹黄白术进行了初步研究,其广度和深度十分有限,只能视为道教科技研究的萌芽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内学者(主要是科技史工作者)陆续在50年代和60年代发表了一些与道教科技有关的论著,主要有:袁翰青《推进了炼丹术的葛洪和他底著作》(《化学通报》1954年第5期)、《从<道藏>里的几种书看我国炼丹术》(《化学通报》1954年第7期),《<周易参同契>—世界炼丹史上最古的著作》((化学通报》1954年第8期),陈国符《道藏经中外丹黄白术的整理》(《化学通报》1954年第7期)、《中国外丹黄白术史略》((化学通报》1954年第12期),朱晨《医学上丹剂和炼丹的历史》((中国医学杂志》1956年第6期),俞慎初《祖国炼丹术与制药化学的发展》(《浙江中医杂志》1957年第8期),冯家升《炼丹术的成长与西传》(《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和科学技术人物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张子高《炼丹术的发表与发展》(《清华大学学报》1960年第7卷第2期),谢海洲等《有关汞及炼丹的历史》(<哈尔滨中医》1963年第3期),李俊甫《论中国古代炼丹书<参同契>》(《新乡师院学报》1963年第1期),李约瑟(三十六水法—中国古代关于水溶液的一种早期炼丹文献》(《王奎克译《科学史集刊》总第5期,1963年》,王奎克《中国炼丹术的“金液”和华池》(《科学史集刊》总第7期,1964年),陈国符《说<周易参同契>内外丹》、《中国外丹黄白术考论略稿》(收人中华书局《道藏源流考》1963年增订版)。
     这一时期还出版了几部有影响的化学史著作,其内容都涉及到道教科技。即袁翰青《中国化学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57年),张子高《中国化学史稿》(古代之部)(科学出版社1964年),冯家升《火药的发明和西传》(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特别是张子高的《中国化学史稿(古代之部)》对道教炼丹术作了考证分析。
     20世纪50至60年代,国内一些从事中医研究的学者还集中探讨了道教医家葛洪、陶弘景、孙思邀的医药学贡献及其影响,从医药学角度拓宽了道教科技研究的内容。这方面的论著有邝贺龄《晋代医学家葛洪对祖国医学的贡献》(《中医杂志》1959年第9期),谢无心等《我国晋代的药物学家陶弘景》(《哈尔滨中医》1960年第8期)、李经纬《孙思邀在古医学上的伟大贡献》((中医杂志》1962年第2期),尚志钧《从<证类本草>所引资料看陶弘景的本草学贡献》(《药物学通报》1963年第6期)。
     值得重视的是,少数从事道教研究的学者也开始注意研究道教科技方面的问题。陈樱宁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曾在上海创办《扬善半月刊》、《仙学月刊》,大力提倡仙学,对道教养生学颇有发明。(陈樱宁著:《道教与养生》,华文出版社1989年版)。王明先生早在1948年就撰写了《黄庭经考》一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1948年,20本)对《黄庭经》的医学思想特点作了探讨,1954年他还专门撰文介绍了陶弘景在天文历算、医药养生、冶金和地理方面的特殊贡献(《陶弘景在古代科学上的贡献》,载《光明日报》1954年10月11日)。虽说如此,由于种种原因,在1978年以前相当长的时期里,道教科技研究并未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和承认,与同时期国外李约瑟、席文、何丙郁等人对道教科技研究的重视程度和成果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研究现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道教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道教研究的领域也不断深化和拓展。道教学研究的视角和重心已逐步从通史、通论的宏观研究转向各个分支领域,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其中道教科技研究也在如下几个方面取得较大进展:
     关于道教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关系的综合性研究
     国内一些著名学者纷纷撰文强调开展道教与古代科技研究的重要性和意义,推动了道教科技研究的开展。王明先生生前就指出:“道教的内容,杂而多端,牵涉的问题很广。我觉得有两方面的问题,首先值得特别注意。一是道教与政治思想的关系,二是道教与科学技术的关系。”(王明著《道家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他本人在这方面也身体力行。1979年9月应邀出席瑞士苏黎世第三次国际道教学术会议时,提交的论文是《中国道家到道教的演变和若干科学技术的关系》。陈国符先生是国内道教与科技研究的拓荒者,他认为“自中国古代原始自然科学而论,外丹黄白法为大事。”(陈国符著:《中国外丹黄白法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1974年以后,陈国符又专门致力于研究道教外丹黄白术,取得了重大成果,先后撰成《中国外丹黄白法词谊考录》、《中国外丹黄白经诀出世朝代考》、《石药尔雅补与注》、《草木药隐名录》四篇论文,计16万字(后收人《道藏源流续考》,台湾明文书局1983年版),以《道教与中国自然科学之相互关系》为题在第三次国际道教学术会议上发表,受到与会学者的高度关注。胡道静先生也撰文介绍道教与科学技术(胡道静《道家道教与科学技术》,《社会科学报》1989年12月14日)。卿希泰先生也反复强调开展道教科技研究的必要性,指出:“道教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史上有它特殊的作用,并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珍贵遗产,这在世界宗教史上也是罕见的。”(卿希泰主编:《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页;卿希泰:《试论道教对中国传统科技的贡献》(《中国哲学史》1999年第1期)。在老一辈学者的倡导下,道教与科技关系研究蓬勃开展,.主要成果有:胡孚深著《魏晋神仙道教—抱朴子内篇研究》(人民出版社1989年6月出版),设“《内篇》中的道教科学”专章,从化学、医药学、养生学、性科学、人体科学等多角度作了综合研究与挖掘,产生了较大影响。
     金正耀著《道教与科学》是国内第一部以道教与科学关系为研究对象的专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7月版)。该书以汉魏两晋道教历史及其教义演变为考察中心,分“救世的宗教与科学”及“度世的宗教与科学”上、下两篇,探讨道教与科学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早期道教主要是一种‘救世”的宗教,其神学教义的核心是救治危世而致太平。魏晋之际则开始蜕变为以追求成仙不死为最高目标的‘度世”的宗教,而以后的发展则基本没有越出这个轨道”。基于这一认识,作者着重分析了在这一转变中,道教“为什么”和“怎样”同科学发生关联的问题。该书对道教与科学关系的探讨有自己独到的视角和见解,但对两晋以后道教与科学错综复杂的关系,作者仅选取内外丹术与科学为考察对象,似嫌不足。
     祝亚平著《道家文化与科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对中国古代道家(主要指道教)的科技思想和成就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比较了儒释道三家对中国传统科技文化的影响和作用。该书的一大特色就是以整理《道藏》科技史料人手,依次就科学思想、天文物理、炼丹化学、数学、地理与气象、技术与发明、生命科学进行了讨论。该书突破了以往对道教科技研究多限于外丹黄白术和养生学领域的不足,在《道藏》科技史料的整理上下了较大功夫。
     丁贻庄对道教与古代科技关系作了专题研究,发表了<道教与中国古代科技》(《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1987年第3期)。这方面的论文还有李申《略谈道教与古代科技》(《文史知识》1987年第3期)、任法融《道教与科学》(《文化艺术报》1988年3月9日)、王传宗《论道家、道教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决定性贡献》(《青海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郑墉《略论道教与科学的关系》(《漳州师院学报》1993年第3期)、华文《道教与古代科技》(《华夏文化》1994年第5期)、贺圣迪《道教与科学相互影响及其同文化的关系》(《上海教育学学报》19%年第1期)、王黑特《道教与现代科学》(《山西民族与宗教》1998年第2期)此外,一些学者还就道教中的科学思想作了研究,主要论文有:黄世瑞(<化书)中的科学甲想》((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周瀚光《道教中的科学技术思想》(《上海道教》19%年第3期)、夏宗经《道教神仙信仰的潜科学价值》(《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詹石窗《玄武信仰与古代科技思想之关系》(《道韵》第4辑,中华大道出版社,1999年2月)。
     对道教与科技进行综合性研究的论著还有丁贻庄《道教炼丹术与古化学》、(道教与医学》,郝勤“道教与养生”(卿希泰主编《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盖建民《金丹篇》、《仙药篇》(卿希泰、詹石窗主编《道教文化新典》,中华道统出版社19%年版)、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胡孚深、吕锡深《道教通论:道家·道教·仙学》对道教方术的科技内蕴作了论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张立文、张绪通、刘大椿主编《玄境—道学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19%年版也对“道学与科学技术”、“道学与医学”、“道学与养生”作了专门论述。
                         道教医学研究
     道教医学研究是近20年道教研究比较活跃的一个领域,取得的成果也较丰富。
     首先,关于道教医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丁贻庄定义云:“道教为追求长生成仙,继承和汲取中国传统医学的成果,在内修外养过程中,积累的医药知识和技术。它包括服食、外丹、内丹、导引以及带有巫医色彩的仙丹灵药和符咒等,与中国的传统医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医学和药物学的精华,为中国医药学的组成部分。”(《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73页)盖建民比较分析了国内外几种流行的定义与说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道教医学是一种宗教医学,作为宗教与科学互动的产物,它是道教徒围绕其宗教信仰、教义和目的,为了解决其生与死这类宗教基本问题,在与传统医学相互交融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体系,也是一门带有鲜明道教色彩的中华传统医学流派。”(《道教医学概念辨析》,《宗教学研究》1997年第1期)他进一步探讨归纳了道教医学存在的四大特点:一,道教医学在性质上属于宗教医学的范畴,它不同于一般的医学分支,带有明显的宗教神学特征;二,道教医学在内容与形式上具有包罗宏富、多样性的特征。它与传统医学在基础理论和临床治疗手段上既有相合之外,也有相异之点;三,道教医学具有精华与糟粕同在、科学与玄秘共存的双重性;四,道教医学模式是一种熔生理治疗、心理治疗、社会治疗和信仰治疗为一炉的综合性医学模式,建立在道教宇宙论、人天观和身心观基础之上①。
     其次,关于道教与医学的关系。魏启鹏探讨了《太平经》与东汉医学的关系(《<太平经>与东汉医学》,《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1期),郭起华发表了《从葛洪和陶弘景看道教对古代医学的影响》(《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1期),钟肇鹏探讨了《道教与医学养生关系》(《世界宗教研究》1987年第1期)、金掉《东汉道教的救世说与医学》(《世界宗教研究》1989年第1期)从宇宙论、治国论和治身理论三个角度考察了早期道教救世说与医学的联系;其它文章还有刘仲宇《道教对祖国医学贡献简述》(《上海教育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丁贻庄《道教与医学》(《大自然探索》1988年第4期)、陈森镇《道家道教对中医学发展前期的影响》(《厦门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江幼李《道文化与中医学术的关系》(《中医杂志》1995年第8期)、李延斌等《道、儒、释三教对中医学发展的相关性探讨》(《上海中医药杂志》1996年第ro期)、郭树森《中国道教医学论略》(《开放时代》19%年第6期)、刁宗广《儒、道思想对中医理论的影响》(《安徽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刘翠清《中医与道教》(《河南中医药学刊》1998年第6期)、郑晓红《道家对中医养生康复思想的影响》(《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王志萍等《试论道教文化与中医学思想的发展》(《中医文献杂志》1999年第2期)。此外,杨宇还着重翻译介绍了日本学者在道教与中国传统医学关系研究方面的成果(《宗教学研究》1988年第2一3期,《四川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
     
    ①盖建民著:《道教医学导论》,台湾中华道统出版社,1999年2月,第328一413页。
     
     盖建民近年来专攻道教医学,其博士论文对道教与传统医学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道教医学研究专著《道教医学导论》,这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道教医学的专著,填补了学术空白。(参见《中国道教》1999年第4期、《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2期、(宗教学研究》1999年第4期,李养正等《道教医学导论》评介)作者认为道教与医学,有其历史和逻辑必然性。从历史发展来分析,先秦道家思想、易学思想,古代巫术、神仙方士的实践活动,都曾经为中国传统医学和道教的萌生、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养料,这就势必为日后两者发生联系打下了基础。一方面,以《黄帝内经》为标志建立起来的传统医学理论体系为汉末以来道教义理的建构、发展及修仙方术的完善提供了较为直接的医学思想渊源和思维模式;另一方面,道教采取的是“以医传教”、“借医弘道”的立宗创教模式,其结果是必然重视医学技术。
     从宗教与医学关系的内在逻辑上分析,医道两家有其共通的课题,在以长生信仰为核心的道教义理体系中暗含着重视医药的逻辑因子。道教的宗教诉求,无论是长生还是度人都离不开医药手段。这就必然促使道门中人自觉研习医术,将医术纳人道法之中,从而形成宗教与科学奇特结合的产物—道教医学。((道教医学导论》第科1一417页)盖建民还具体考察了道教医学流派产生的三步曲及其演变发展的轨迹,剖析了道教医学流派在中华传统医学文化史上的地位。
     第三,关于道教医学的研究。盖建民发表了系列论文:《道教医家杨上善、王冰考论》(《宗教学研究》1997年第3期)依据道书文献和相关史料对杨上善、王冰的道教医家色彩作了辨析,同类文章还有《唐代女道医胡(情)及其道教医学思想》(<中国道教》1999年第1期)、《魏晋南北朝的道教医家及其医学创获》(《中国道教》1999年第3期)等。他还运用统计学原理对历代知名道医及其占同时代医家的比率进行了统计分析((道教医学导论》第473一481页)。其它论文还有高兴华等《试论葛洪对古代化学和医学的贡献》(《四川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姜春华(道家和医家》(<中国哲学史》1988年第5期)、陈克勤《论孙思邀在针灸学术上的贡献》、谢文宗《孙思邀对祖国医学的重要贡献》、姚远《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医学家—纪念孙思邈诞生14(j0周年》(以上均刊于(西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等。
     第四,关于道教医学思想研究。卢国龙探讨了道教贵生思想学说的渊源(《世界宗教研究》1991年第3期),黄渭铭发表了《道教养生思想的特点与方法》(《厦门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卿希泰、盖建民对道教生育观及其现代意义作了专题研究,指出道教生育观强调宝精节育、注重人口生态平衡,有现实意义。(《道教生育观考论》,《中国哲学史》1998年第2期)这方面的成果还有盖建民《道教医学思想简论》(《宗教学研究》1995年第3期)、《道教房中术的性医学思想及其现代价值》(《宗教学研究》19%年第1期)、盖建民、詹石窗《道教医学模式及其现代意义》(《厦门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王晓(道教医学的哲学思考》(《江西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等。
     第五,关于道教医学文献及具体医药养生术的研究。这方面的成果颇多。朱越利《<养性延命录>考》(《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1期)对中国第一部养生集的资料来源进行了详细考证,并对《养性延命录》所保存的先秦至两晋的思想材料、医书佚文和道经佚文进行了考辩。盖建民对宋元明清道教医学文献作了系统考析(《宋元道教医学考论》《宗教学研究》1998年第4期、《明清道教医学论析》,《宗教学研究》2(X)0年第1期)。
     丁贻庄对道教养生资料进行了汇编整理(《宗教学研究》总第1、5、9期,1982年8月、1984年4月、1987年4月)。李远国系统整理并出版了多部有关道教养生术的著作,其中《中国道教养生长寿术》(四川科技出版社,1992年2月)介绍了道与长寿、饮食养生术、气功养生术、房中养生术与养生方等;(道教炼养法》(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11月)介绍了道教炼养法的源流、理论、各种方法等。陈耀庭、李子微、刘仲宇合编《道家养老生术》分总论、守一、存思、导引、吐纳服气、胎息、服食、内丹、房中、起居、其它类,分类介绍并辑录道家(尤其是道教)有关养生的理论与方法((道家养生术》,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具有知识性和实用性。王庆余、旷文楠所著《道医窥秘—道教医学康复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侧重于道医治疗技术,重点介绍了道医七诊、道医与运气学说、道医点穴、按摩术、道医气功诊疗及道医方药举要等。盖建民对道教符咒治病术所内蕴的医药、心理治疗因素的合理“内核”作了系统研究(《道教符咒治病术的理性批判》(《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4期)。
     其它成果还有孟乃昌《道教与中国医药学》(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郝勤、杨光文<道在养生—道教长寿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丁贻庄《唐代服气养生论》(《四川中医杂志》1989年第5期),王家(佑)《彭山道教铜印与道教养生》(《文史杂志》1993年第6期),刘国梁(道教营养学散论》(《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第2期),谢彦红、胡孚深《道教服饵派的仙药、美容方及食疗方》(《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8年第3期),蒋力生《论道教服食方的价值和影响》(《江西社会科学》19%年第12期),张钦《道教行气术研究的一点心得》(《宗教学研究》19%年第4期),郑晓江《道家与道教精神疗法之现代价值》(《中国道教》1996年第4期),拜根兴《唐代道教徒养生饮食述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王明辉等《道教医学中的食养与药方》(《药膳食疗研究》1999年第2期),盖建民《药王孙思邈及其食疗学思想》(《中国道教》1997年第4期)、《道教玄武信仰疗法考论》(《道韵》第四辑,台湾中华大道出版社,1999年2月)。
                          道教化学研究
     道教外丹黄白术的一个主要理论基础是万物的自然擅变与相互转化论,旨在强调一个“化”字。外丹黄白术的“变化”之术,涉及了物质组成、种类、物质之间相互反应与转化的内容与知识,笔者认为可用“道教化学”一词来涵盖。20世纪80年代以来,道教化学研究在文献考证和实验模拟研究两个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其中陈国符、孟乃昌、赵匡华等人的学术贡献尤为突出。
     道教外丹黄白术的“隐名”问题和丹经丹诀出世年代一直是道教化学文献研究的两大难题。陈国符先生“遵循清初以来考证大师之典型”,开创了自己的研究方法。他在考明词义方面,先考明六、七个常用词义,然后深人进去,触类旁通,一个个解决,共考明炼丹术语、词义3192项,其中包括炼丹仪器的使用和准确的化学反应。关于丹经丹诀的出世朝代,前人多是用推测和估计的方法,陈国符先生除使用道书目、道书引用书目、历代艺文志、宋代书目外,又用历代地理志、历代韵谱,根据地理区划的沿革和历代用韵的不同,考明了40余种丹经丹诀的年代,一扫外丹黄白术研究中的迷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其所著《道藏源流续考》和《中国外丹黄白法考》是道教化学文献研究的开创性和奠基之作。
     孟乃昌长期从事道教外丹黄白术研究,成果卓著。所著《道教与中国炼丹术》是我国第一部炼丹史专著。《周易参同契考辨》是作者另一部考证严密的著作。全书分《周易参同契》通考、通解、通释、其中化学知识、实验和理论、炼丹术的基本理论、“还丹”的演变、内外丹术的联系几个方面,为之作了考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新见解。他主张中国炼丹术的理论是铅汞论。孟乃昌与孟庆轩编辑出版了《万古丹经王<周易参同契>三十四家注释集萃》(华夏出版社,1993年9月)。孟乃昌还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主要有:《汉唐硝石名实考辨》(《自然科学史研究》1983年第2期)、《中国炼丹术与中医外科学的关系》(《中医药学报》1984年第2期)、《中国炼丹术<金液>丹的模拟实验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1985年第1期)、《中国炼丹术朱砂水法模拟实验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1986年第3期)等,对外丹黄白术模拟实验研究做出了贡献。
     北京大学化学史专家赵匡华主编的《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8月版)汇集了1977年至1984年间国内化学史研究方面的论文,其中关于外丹黄白术模拟实验的有郑同等《单质砷炼制史的实验研究》、赵匡华等《关于我国古代取得单质砷的进一步确证和实验研究》、《关于炼丹术和医药化学中制轻粉、粉霜诸方的实验研究》,王奎克《砷的历史在中国》等。赵匡华等人后来又在模拟实验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主要有《中国金丹术中<彩合金>及其实验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1986年第1期)、《中国古代炼丹术中诸药金药银的考释与模拟实验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1987年第2期)、《试探中国传统玻璃的源流与炼丹在其间的贡献》(《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年第2期)、《中国炼丹术的<黄芽>辨析》(《自然科学史研究》l生)89年第4期)
     四川中医学院著名老中医张觉人先生著有《中国炼丹术与丹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对道教医用丹药的研制包括氯化汞类、硫化汞类、氧化汞丹药、升丹类方剂、降丹类方剂、炼丹类丹药论述详尽,并收有适用和有效的秘验丹药方剂约30个,有很高的应用价值。其它成果还有王祖陶《易学思想在中国炼丹术中的应用》(《自然科学史研究》15190年第3期)、金正耀《唐代道教外丹》(《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沐孟乃昌《中国文化史上西蜀炼丹术的评价》(《宗教学研究》1991年1一2期)、盖建民《道教金丹术思想及其在化学史的意义》(《宗教学研究》1996年第3期)、《道教金丹术何以未能衍化出中国近代化学》(《世界宗教文化》1996年夏季号)、朱诚等《古代中西炼丹术之比较》(《郑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等等。
                       道教内丹与科学研究
     胡孚深先生近年来专攻道教内丹学,在道教内丹与科学研究方面发表了一系列论著,主要有《道家内丹养生学发凡》(《道家文化研究》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道教医学和内丹学的人体观探索》(《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4期)、《道教内丹学揭秘》(<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4期)、《钟吕所传内丹学的特征及其学术意义》(《道韵》第1辑,中华大道出版,1997年8月)、《内丹学南宗人室修炼理事举要》(《道韵》第5辑,1999年8月)、《道学通论·仙学篇—谈内丹研究中的几个理论和实践问题》(《道韵》第6辑,2000年2月)等。其所著的《道学通论。仙学篇》从内丹学的源流、钟吕丹法的基本特征、各派丹法要诀、内丹基本理论、内丹修持人门、内丹修炼的基本步骤几个方面对内丹学作了系统论述,在内丹学心理研究方面颇有发明。胡孚深认为内丹号称千古绝学,是道家道教文化的精华,从现代科学的角度分析了内丹修炼的功法和功效,指出内丹学是一项排除显意识(识神),净化潜意识,开发元意识(元神)的人体系统工程,是探索脑科学奥秘的心理试验程序。此外,郝勤著有《龙虎丹道—道教内丹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就内丹学宇宙观”、生命观和实践观作了论述。张钦著《道教炼养心理学引论》(巴蜀书社1999年9月出版),分“道的感知论”、“道的情欲论”、“道的识神元神论”、“守一、存思术身心炼养研究”、“服气、胎息术身心炼养研究”、“房中术炼养身心研究”、“内丹术的现代化与现代分析心理学”八章,以心理学的角度较系统地研究了道教内炼方术对修炼者心理状态的调控与心理潜能的开发。
                   道教环境学及其它方面的成果
     随着世界环保运动地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道教与生态环境方面的问题引起道教界人士和学界的兴趣。这方面的论文有张继禹《发扬道教精神保护生态环境福利人类:道教对世界环境保护的主张》(《中国道教》1995年第3期),张兴发《道教的环保意识和措施》(《上海道教》1995年第1期),尹志华《道教戒律中的环境保护思想》(《中国道教》19%年第2期),张继禹《宗教的生态关怀:道教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有益启迪》(《中国宗教》1999年第2期)、《道教对发展中医药和保护野生生物的理论与实践》(《中国道教》1999年第6期)。尹志华对道教生态智慧作了较深人的专题研究(《道教生态智慧管窥》,《世界宗教研究》20(刃年第1期)。张继禹主编的《道法自然与环境保护》是第一部对道教与环境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的著作。全书分“天人合一的环境观”、“身心并重的健康观”、“济世利物的宗教生活”、“道教对环境保护的贡献”四章,推动了道教环境学的研究。其它论文还有周瀚光、李伟平(“道法自然”与可持续发展》(《中国哲学史》1998年第2期),孔令宏《道家、道教思维方式与生态可持续发展》)《学术研究》1998年第3期),岳齐琼、陈霞(道教与基督教女性观及其对环境的影响初探》(《妇女研究论丛》20(刃年第1期),陈霞《从道教“贵人重生”与“天人合一”看可持续发展的人类中心论》(《中国道教》2(朋年第2期)。
     还有一些论文涉及道教与地理、建筑、天文、气象、物理、农学、古代技术等问题。如王宜峨《道教宫观及其建筑艺术》(《世界宗教研究》1989年第3期),王育成(道教与中国古代旱罗盘指南技术》(《宗教学研究》1999年第2期),陈富良《佛教和道教对雕版印刷术的产生和推动作用》(《赣图通讯》1985年第2期),詹石窗《先民的飞行理想与道教》(《上海道教》1990年第3一4期),贺圣迪《道教风雨术》(《世界宗教研究》1991年第3期)、《道教的天地之学》(《上海道教》1997年第1期),张兴发《道教地理学当议》(《上海道教》1997年第4期),丁彦(道教养生中的天体崇拜》((社会科学报》1990年12月6日),贺圣迪《试论道教气象学成就》(《上海道教》1990年第3一4期),盖建民《赵友钦《革象新书》科学思想论析》(《江西社会科学》1999年第10期)、《全真子陈寡农学思想考述》(《宗教学研究》2的0年第4期)。
             当前道教科技研究中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
     研究的名与实问题
     道教与科技研究成果的增多,越来越多学人对此发生兴趣并投人这一方面的研究,那么必然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即道教科技作为道教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能否成立?如果能成立,那么它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如何界定?翻检近几年出版的几部有影响的道教辞典和百科全书,都没有设立道教科技这一条目。朱越利先生在其新著《道教学》(朱越利、陈敏著《道教学》,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6月)一书中,对道教学的定义、研究对象和范围作了系统探索,认为道教学目前主要有十大对象,其第8一10分别是道教外丹术、道教内丹术、道教医学。并认为道教学研究的范围包括道教外丹术与中医学、古代化学等有关,道教内丹术与中医学、古代哲学、人体科学等有关,道教医学与中医有关等,此外还有道教与中国古代科技术的关系(《道教学》第11一13页)。作者虽未将道教科技与道教文学、道教史学并列作为道教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与分支学科,但实际上也认可道教科技研究的存在。道教科技研究的内容十分广泛,非道教内外丹术、医学可以涵盖。所以,笔者认为,随着道教科技研究之“实”日益为学界所认可,该是到了为道教科技“正名”的时候了。
                     目前研究的不足与薄弱环节
     近20年来,国内在道教化学、道教医学和内丹学的研究方面,围绕道教科技也曾召开过专题研讨会(参见周瀚光《“道家、道教与科学技术”研究会综述》,《哲学研究》1990年第1期),道教科技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也必须看到,道教科技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一、成果虽多但水平参差不齐,对道教科技内容一般性的介绍、评述占了相当的比例,一些论文的选题重复,集中在少数几个道教科技人物上,缺乏深度挖掘与研究。二、发展不平衡,道教科技研究的领域还有待于拓宽。据笔者系统检索,从1977年到2000年,国内发表的与道教科技有关的论文近百篇,主要集中在道教化学、道教医学、内丹养生、环保这几个方面,有关道教天文历算、气象、地理、技术发明、科技思想方面的成果甚少。三、文献研究多而模拟实证研究少。除道教化学在模拟实验研究方面取得较多成果外,其它基本上都还停留在传统的文献史料考据层面上。今后,我们应加强这些薄弱环节的研究力度,在研究方法上除了继续对道教科技进行文献整理、考证外,还应将文献研究与模拟实验、考古与田野调查研究相结合起来。此外还应注重挖掘道教科技中蕴含的有现代价值和意义的科学思想,让古老的道教科技在现代科技形式下发扬光大。
     应重视和加强道教科技专门研究
     道教科技研究横跨文史哲、理工医多学科,对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有特殊要求。目前国内从事道教科技研究的人员要主来自科技史界和道教学界,既专业又有非专业,研究成果中两张皮现象时有可见。因此,培养文理兼通、具备较高道教文史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双栖”道教科技研究专门人才显得尤为必要。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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